的名字，叫做《五月花》呢？我在我的文章里轻描淡写的提到一句，如果读者不仔细看它，就会忘记——是我先生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回来，手指几乎断掉，躺在床上，根本没话说就睡着了，睡着的时候，我的文章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睡吧！因为在梦里没有呜咽，也只有在梦里才能看见五月的繁花。”就是这几句，因为这是和题材完全相反的。为什么称五月花？因为我们本来追求的是五月的繁花，而我们没有得到，这是我取的所有题目中最奇怪的一次。一件相反的事情，给它这样的一个名字，可是，以后我的读者和我谈起来了，我发觉他们对于这篇文章印象很深，题目记得很牢，我再问他们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它叫做五月花吗？他说的对呀！因为你没有看见五月的花嘛！
最后一年，我们离开了沙漠，我们卷进了一个政治的波浪，叙述西属撒哈拉要被摩洛哥和南部的毛里塔尼亚瓜分掉。这件事情在国际法庭海牙，打了很久的官司，最后，海牙国际法庭的决定是由当地的撒哈拉人自己决定他们的前途。就在这天宣布的时候，摩洛哥的国王哈桑，开始了和平进军。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住的地方，离摩洛哥的边境，只有四十公里，我们这边的西班牙政府，好像不知道民心一样，每天就把摩洛哥，它如何组队，如何往撒哈拉走过来的纪录片，放到我们这边的电视新闻来给我们看，我们看后真吓死了。而且，因为他们是载歌载舞而来，那种感觉比他们拿着枪刀还要可怕，国王走在前面，然后后面的人在打鼓，在后面的军队（民众）就跳舞，沿着大道在跳，这时我就想到古时候，我们的所谓“四面楚歌”，那真是我一生当中的非常可怕的经历。你的敌人来了，可是他是唱着、跳着来的。在那时候，哈桑国王说他二十三号的时候要拿下西属撒哈拉，他是十七号开始进军的，这哈桑很懂心理学，他不说我要拿下西属撒哈拉，他说：“我二十三号要来和你们一起喝茶。”我被这句话几乎吓死，在这样的一个大动乱的时候，当地有游击队，有西政牙的磷矿公司，大概有两千个员工，有妇女，有学校，有西班牙的军队和警察，这么多不同样的人，他们在这最后的一刻，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想到这一点，观察了一下，想把它写出来，但是，如像报道文学那样写的话，没有一个主角，这件事情就没有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于是我就把一个特别的事情拿出来，就是当时游击队的领袖名叫巴西里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太太沙伊达是一个医院的护士，拿他们两个人的一场生死，做为整个小说的架构，而用后面的背景来引述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时我大约是撒哈拉最后离开的四个外籍女人之一。
这篇文章，写成了中篇，我拟个题目，最先想到的题目不大好，叫做《撒哈拉最后的探戈》，后来，我先生说：“台湾有没有演过《巴黎最后的探戈》这部电影呢？”我说听说是禁演的，他说：“别人会不会想成这方面的呢？这个题目会不会被禁掉呢？”我说不会吧！大概不会吧！因为这探戈不是巴黎来的。
这篇文章写好了，一直想不出题目，后来改了很多种形式，最后还是想出来一个最简单的——《哭泣的骆驼》。为什么要哭泣？当时我的朋友沙伊达被强暴之后，再被她要求自己的先生的弟弟打死了，这是一个大时代的悲剧，取名《哭泣的骆驼》，是我四本书里面最好的、最合适的，而且并没有透露内容的一个题目。
我自己一些文章的题目，差不多是说完了。现在再分析一下，就是我写文章的时候，有的地方，例如说“天梯”是没有透露文章内容的题目。另有一种就是与内容完全相反的名字，如《五月花》。还有一种就是移情作用，是一个悲剧，但悲剧那个人物并没有哭泣，哭泣的却是第三者——骆驼。再详细说明一遍，有一种题目是直接性的用广告俗语来说：“请买某某牌电视”，这是直接式的。第二种，就是让他猜你要卖什么，这就是《天梯》。还有一种就是你请他买王先生的产品，但是你告诉他说：“在李先生对面有一种好东西卖。”你不提一句王先生，这就是《五月花》。我觉得做广告和写文章，有很密切的关系。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也替台广做过几个月的广告撰文，本田机车的广告我做过几个，可尔必思“初恋的滋味”。是朋友们与我共同想出来的广告词。
在风里飘扬的影子西沙
此次决定由英伦来迦纳利群岛度假实在有我个人情感上的理由。
要在这七个分散的岛屿中寻找那位成名在亚洲而隐居在这世界尽头的女作家三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大迦纳利群岛南部的游客胜地，我叫了一辆计程车，祝贺自己好运，便让车子载着我往三毛的住处驶去。那是下午两点多钟，本以为三毛的住处必然不会在城内，想不到我的计程车司机硬是在一个古旧小城的一条窄巷内请我下车，将我送进当地的邮局里去。那时我才发觉，所谓三毛的西班牙文地址，原来只是一个信箱号码而已。邮局局长听我说明来意很遗憾的对我说：“Ｅｃｈｏ我们当然是熟悉的，只是碍于规定，租信箱人的地址是不能对外公开的，再说今天早晨她已经来拿过信，不可能再来了。”
也许是我怅然的表情使得邮局局长对我有些同情，他善意的又用英文问：“请问你是她的朋友吗？我们可以通知她跟您联络的，这样便不算违反规定了。”
当我告诉邮局局长我只是三毛的一个读者而她并不认识我时，这位先生便无论如何不肯成全我了，他的理由是：“Ｅｃｈｏ现在是一个人居住，陌生的访客不能随便往她家中去。”
从这位先生的语气里，我看出三毛在此很受到爱护与关心，即使我一再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好似也没有产生更大的效果来说动他。
已是接近邮局关门的时间了，我却不肯离去。这时一位女职员看不过去了，顺手写了一张条子，上面只是三毛居住海边的社区地名，没有门牌号码，对我和善的说：“坐车去，在这儿五公里外的地方你可以找到她的。”
于是我又坐上了计程车，穿过一片又一片干旱的田野及山坡，一个纯白色的住宅区面对着艳阳下的大西洋静静的呈现在眼前。
我下了车，发觉这是一个很大的社区，整个对着蔚蓝海洋的山坡上全是西班牙式建筑的小洋房。在这空寂如死的下午，贸然敲门去问有没有人认识三毛也许要受人叱骂的，于是我独自下到海边沙滩上去坐了一会儿，希望黄昏的时候会有人出来散步。总之在那种情形之下再要回旅馆亦是困难了，那儿是绝对叫不到计程车的。
那亦是一个奇异的海滩，大迦纳利岛南部的海沙是浅米色而柔软的，而我眼前的这个海湾却满是近乎黑色的沙石，远处各种峥嵘的礁岩与冲击的巨浪使人想起《珍妮的画像》那部电影里的镜头。这是一个咆哮的海滩，即使在如此明亮的阳光下，它仍是雄壮而愤怒的。奇怪的是，我在那儿坐了近乎两小时，竟然连一个人影都未看见。
我一直在分析自己，我已不是青年人了，在英国居住多年，为人并不冲动亦不过分天真热情，对文学的喜好已有许多年，念过的好书亦不知有多少本，如果将这些都当作我拜访三毛的理由，那么在文学的领域里来说，这位女作家是算不得什么的。可是在她那几本浅近的书里，几年来，总有一些信息在呼唤着我，她的作品充满着一些神秘的而又完全说不出是什么的东西，那不只是她文字的风格清新，更不是她纸面上的生活点滴，而是她那个人、那份真、那份传奇引得我今天坐在她隐居的海滩上，如同一个少年似的盼望着这次的会面。事实上我竟对自己有一些伤感和怨恨，为什么像一个傻瓜似的走到了此地，只为了看一看那个名叫三毛的人。
已近黄昏了，阳光仍是炙热，我离开了海滩又往上面的住家走去，这次我才发觉有一间小小的杂货店隐在一条斜路的转角下。
店内没有顾客，一条大黄狗向我猛吠。
想不到店主亦会讲英文，他很仔细，问明白了我找三毛的目的，陪我走了一段路，指指社区最边上的一排房子，说明了是那一家，然后又有些不放心的盯了我一眼，这才转身走了。
上坡路使我气喘，太阳西斜刺着我的眼睛，四周是那么的寂静，好似静得要窒息了一般，街上空无人迹，黄昏沉重。
当我走到据说是三毛住家的白房子外时，我看见低低的花园木门里，一个穿着牛仔布短裤梳着两条辫子的女人背着我在给草地洒水，她的头低低的垂着，园里几棵树没精打采的动也不动。
我找不到门铃，也因为心情有些紧张，不知怎么唤起这可能是三毛背影的人的注意，所以我便站在门外擦擦汗，等她回头吧！
这个人终于回转身了，是她，是书中三毛的样子，只是看上去身材更小些，脸孔也很瘦，晒得棕色，倒是像影片中的印地安女子，这匆匆的一刹那很难看出她的年纪。
三毛抬头看了我一眼，并没有什么反应，她又往另一个方向去洒水了。
“请问你是不是那个叫做三毛的女作家？”我终于忍不住了。
三毛听到了我的话，仰着脸目光灼灼的望着我，也不笑，一任她手里那条水管哗哗的流下去，这时这才发觉她没有穿鞋了。
她不回答我的话，也更没有请我进去的意思，只把黄色的水管一松，跨出草地，跑到老远的车道边去关龙头，湿手往裤子上擦了几下，这才往我迎上来，而我，已快窘迫得不知再如何表情了。
“我姓陈。”这是她的第一句话。
我当然知道她姓陈，三毛不是笨人，她这么说只是不愿别人拿她当文章中的那个作家来看待，这第一句话中已非常清楚了。
“我是你的读者，从英国来的，特别来看望你。”我甚而有些结巴，感到委屈，后悔自己的多事。这种种一霎间涌上来的巨大冲击只因为三毛没有热切的迎接我，她的目光炯炯如星，将人看得如同幼儿一般的失措起来。
我们仍是隔着花园的矮门站着，过了一千万年那么久，才得了她一声比较和蔼的声音：“请进来吧！”
我推开了木栅门进去，三毛却爬到她园子右边的高墙上去，手里捡了几粒小石子，一下又一下的去丢邻居的大玻璃窗，那面窗后出现了一个发蓬有若枯草的女人，她们隔着玻璃也听不见，只见三毛指了指我，那个女人点点头也在打量我，这种明显的不信任令我几乎转身想离去，也在这个时候，三毛滑下墙来，对我第一次含笑，我便无法再对自己过度的敏感坚持下去了。
我随着三毛走入她的后院，那儿有一个细草干铺成的凉亭，地是砖的，凉亭里没有座椅，有的是可坐人的大树根，一大段方木头，一个海边捡来的什么废船上的厚重方形压舱盖，算是她的桌子了。
砖地水汪汪的，大概她才冲过。
我们走到她房子的入口，看见里面的地清亮如镜，我犹豫了一下，三毛马上说：“不相干的，我们也不脱鞋的。”她根本没有鞋子可脱，自自然然的进去了。
进了门，三毛简短的说：“您请坐！”便进入内室不见了。
这是一幢小巧的西班牙式的建筑。我置身的一个客厅正中间一面大窗，倒有一大半被米色的窗帘遮住了，光线十分暗。一套老式的碎花沙发衬着黄色的地毯，沙发上散散的放着许多靠垫。古雅的花边式的白色台布罩着一个老式的圆形茶几，藤做的灯罩吊得很低。靠墙的左手是一面几乎占去整个墙的书架，一套亦是古式的雕花木餐桌及同式的椅子放在沙发斜对面，房间的右手又是一排书架，架边有一个拱形的圆门，通向另外一个明亮的客厅。
她有两个客厅，一明一暗，亮的那一间完全粉刷成白色。细藤的家具，竹帘子，老式迦纳利群岛的“石水漏”放在一个美丽非凡的高木架上，藤椅上放着红白相间的格子布坐垫，上面靠着两个全是碎布凑出来的布娃娃。墙上挂着生锈的一大串牛铃，非洲的乐器，阿富汗手绘的皮革。墙角有一张大摇椅，屋梁是一道道棕黑色的原木，数不清的盆景错落有致的吊着放着。白色的一间她铺着草编的地毯，一个彩色斑斓的旧书架靠在墙边。
如果说三毛给人的印象只是天涯浪女，那么看过她这么艺术的家，这便要对她改观了。她的家，甚而给人殷实的感觉，这里没有一样贵重的东西，可是你明白，里面住着的人并不贫穷。这个家，并不因为失了男主人而憔悴，悦目清凉的盆景和粗陶的摆设竟给人一份风格不凡而又是亲切的家的气氛。
她的玻璃窗亮得好似不存在，微风一阵一阵舒适的吹进来。
三毛匆匆的走出来，已经换了一条清洁的蓝布长裤，洗得泛白了。她仍是打光脚。
“坐那一间？”她亲切的问我。
我有些拘束的在她的老式沙发上坐下来，三毛含笑坐在我对面，双腿很自然的斜斜一盘，顺手抱过一个垫子来放在胸前。她的态度是那样的从容，使我几乎恨起她来，因为她不特别对人热忱，也不故意冷淡，是她控制整个场面的主人，这真不知是怎么搞的。
我将三毛的书拿出来请她签名，她只请问了我的姓，然后从里间拿了好几支笔出来，先在纸上试写了一遍，然后中规中矩的在餐桌上一本一本的慢慢写，好似小学生做功课似的认真，这种态度十分的感动我，她称我周先生，很客气的请我指“都是翻印画，您在伦敦买的？”她平静的问着，好似是别人的利益被剥削了一般。令我惊异的是她居然知道她的书在英国的市价，盗印本亦是不算便宜的。
我并不知道带来的书不是原版，自己有些窘迫，倒是三毛非常理解人的说了一句：“对于读者其实是一样的。”“你们这儿很安静。”我想不出别的话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