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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件不能用公用电话的传递的信息，必须有人亲自去，而我显然是最佳人选。在占领期间，荷兰的火车既脏又挤，原来只须一小时的火车车程如今几乎花了三个小时。当我终于在午后抵达伟廉那间大养老院时，他恰巧不在，但文婷和他们二十二岁的儿子吉儿则在家。我告诉他们今晨在百德街所发生的事，又将魏勒夫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地址给了他们。
吉儿说：“告诉魏勒先生在天黑时准备出发。”
几乎九点了——新的宵禁时间——吉儿才在敲通街巷的门。他将魏勒先生的一包衣服夹在自己腋下，在黑夜中把这位老人带走了。
两个星期之后，我才再见到吉儿，问及那夜的情形时，他只是露齿对我笑笑。那是一个明朗、缓慢的微笑，是我从他还是孩子时便喜欢看的。
“柯丽姨妈，如果你打算以后替地下工作人员工作，就必须学会不发问题。”
那便是我们所听到有关魏勒夫妇的最后消息。然而吉儿的话一直回旋在我脑际：“地下工作……如果你打算以后替地下工作人员工作……”难道吉儿也属于那个秘密不合法的地下组织？伟廉是不是也一样呢？
谁都知道荷兰有一个地下组织——至少谁都这样怀疑。许多暗中破坏的事件都没有在我们受管制的报上发表，但各地谣传纷纷。有个工厂给炸毁了，一辆满载政治犯的火车被人中途拦截，有七个、十七个或七十个政治犯在逃。谣言愈传愈壮观，谣言中所论及的这些事都是我们认为在神眼中所不当作的。偷窃、说谎、杀人，难道这些是神在这种时候要人作的事吗？基督徒在恶势力掌权的时候应当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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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德国士兵搜掠魏勒先生的皮货店一个月以后，父亲与我在一次散步途中，看见一件十分不平凡的事，使得我们俩人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步来。那位绰号“猛犬先生”的男人正像往常一样，踏着一高一低的短腿步伐，沿着人行道向我们走来。过去那个十分显眼的黄色六角星如今已不再显得那么刺目了，那么是什么——是什么使我觉得不对劲呢？是那两头狗！那两头狗没有跟他在一起！
他从我们身旁走过，但显然没有看见我们。父亲和我则不约而同地转身跟着他走去。他转了好几个弯，我们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这样没理由地跟着一个人。虽然多年来父亲与他相遇时，总是触帽为礼打个招呼，但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甚至连他姓什么我们也不晓得。
最后他在一个小旧货店门前停了下来，拿出一串钥匙开门走了进去。我们由窗口望见杂乱无章的内部，仅是一瞥便让我们晓得这不仅是一个放杂物、古董和破烂家具的地方，而是一个喜欢美丽东西的人把好些东西收集在这里。我说：“我们真该带碧茜来看。”
当我们走进店门时，门上的一个小铃响了起来。在室内没戴帽子的“猛犬先生”看来有点奇怪，他正在铺子后面开启钱柜。
父亲开口说：“容我自己介绍一下，我是彭嘉士伯，这时我的女儿柯丽。”
“猛犬先生”与我们握握手，我再次注意到他那凹陷的两颊上露着极深的皱纹。他说：“我叫傅利斯。”
“傅先生，我们一向都是很敬佩你对你的老虎狗的感情，我们希望它们都好吧？”
这位身材矮胖的男人瞪眼轮流地望着我们，慢慢地他那双厚眼皮中充满着泪水。“它们好吗？”他重复一遍父亲的问话。“我相信它们都好，我希望它们都好，它们死了。”
我们异口同声地叫了出来：“死了？”
“是我亲手把毒药放在它们的碗中，然后轻拍他们直到他们长眠不起。我的婴孩！我的小宝宝！我巴不得你们看见它们那种狼吞虎咽的情形。我等了很久，直到我收集了足够的粮票去换肉。以往他们天天都有肉吃的。”
我们哑口无言地望着他，最后我大胆地问：“是不是因为粮食配给不足呢？”
这位身材矮小的男人伸手示意，邀我们到铺子后面的一个小房间内坐下来。“彭小姐，我是犹太人，谁晓得什么时候他们会来把我带走？我的妻子并非犹太人，但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她的性命也有危险。”
“猛犬先生”的下颏抬得很高，以致他的双颊绷得很紧。“我们担心的不是自己，我们是基督徒。嘉图与我都是，我们死了要见耶稣，这乃是唯一要紧的事。”
“但我对嘉图说：‘那么我们的狗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被带走了，谁会喂养它们呢？谁会记得给它们水喝呢？有谁会带它们去散步呢？它们等我们，而我们却不再回来了，它们不明白。’不，这一来我可以安心了。”
父亲用双手紧握着“猛犬先生”的手。“我亲爱的朋友！如今你那两个亲爱的同伴已不能再与你同行了，你能不能让我和我女儿有这样的荣幸与你一同散步呢？”
然而这一点“猛犬先生”一再不肯答应。他说：“这会给你们带来危险。”但他答应来看我们，口中一再喃喃地说：“等天黑以后！天黑以后！”
果然第二周的一个晚上，傅利斯先生带着他那可爱而怕羞的妻子嘉图，来到贝雅古屋。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贞苏姨妈前房每夜的访客。
“猛犬先生”在与父亲交谈过后，对我们贝雅古屋最感兴趣的乃是那些犹太神学的书卷，如今正整齐地摆放在贞苏姨妈桃花心木制的书橱里。傅利斯先生虽然在四十多年前成为基督徒，但他仍是个忠诚的犹太人。他总是含笑地告诉我们：“我是个道道地地的犹太人，又跟随了世上最十全十美的一个犹太人作门徒。”
这些书卷原是属于哈林市的一位拉比（译者注：犹太人的教法师）的。大约一年多前他把这些书搬到父亲这里来。“万一我不能照顾它们——唔，说不定永远不能再照顾它们。”他略带歉意地向跟在他后面的一队男童挥挥手，这些男孩子个个步履维艰，手中捧着几本大书卷。“我的一点小嗜好就是收藏图书，老朋友呵！书可不会像你我老的那么快。当我们去了之后，它们还会说话，会对我们看不见的后代说话。的确，书籍是值得保存的。”
这位拉比就是哈林市最先失踪的一位犹太人。
多少时候一件不值得注意的小事会变成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当犹太人当街被捕的事愈来愈多时，我们开始到我们犹太顾客家中去取手表来修，修好之后再送过去，免得他们要冒险到市中心来。就这样，在一九四二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我到一位医生家中去取表，他们是属于荷兰最古老的一个家族，光是墙上的绘像就老得足以作荷兰的历史课本。
韩士达医生夫妇正与我聊着粮食配给的问题和来自英国的新闻报道，这些也是当时每次朋友聚在一起必谈的资料，突然楼上传来一个娇嫩的声音：
“爹爹，你忘了给我们盖拢被了。”
韩医生立即起身，向他的妻子与我说声“对不起”，便急急地上楼去了。一分钟后，我们听见楼上展开捉迷藏的游戏，与两个孩子尽情欢笑的声音。
就是这样，室中的一切都没有改变。韩师母继续述说，因为茶叶配给不足的缘故，她如何用玫瑰叶搀在茶叶中一起泡。然而在另一方面，一切都变了，眼前的情景打破我里头那份自德军占领哈林以来日益增长的麻木感。任何一个时刻都会有人来敲这家的门。这两个孩子，这位父亲和母亲都有可能被迫爬上大卡车的后座。
韩医生回到客厅，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但就在谈话的时候，一个祷词慢慢自我心中升起。
“主耶稣，我把自己献给祢的百姓。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地方，在任何的时候，我都愿为他们献上自己。”
突然一件非常的事发生了。
正当我默默祷告的时候，以前的那个梦境又重新出现在我眼前。我再次看见那四匹黑马和批发市场。正像德军入侵荷兰那夜时我所作的梦一样。我细细观望着那些车上的人他们都极不情愿地被拉走了。父亲、碧茜、伟廉和我自己——我们将离开哈林，离开这一切我们所熟悉的、觉得有安全感的地方——但我们将要到哪里去呢？
第六章 密室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星期日，这一天恰好是荷兰沦陷的两周年，春天晴朗的天空与街灯下的花箱中遍开的鲜花都不能反映这城的心情。满城的德国士兵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着，有些似乎尚未从周六晚间狂欢的夜生活中清醒过来，有些又出去找女人了，只有少数在寻找一个崇拜的地方。
占领区的生活如今愈来愈艰苦，限制也愈来愈多。最令全荷兰人民痛心的一件事，乃是如今连唱我们自己的国歌也成了违法的事。
这一天，父亲、碧茜和我正准备到荷兰一间改革宗的礼拜堂去，这间教堂座落在佛森，一个离哈林市不远的小镇。彼得在这间教会中司琴。他年纪轻轻，却在比赛中胜过其他四十位比他年长且有经验的音乐家，而荣获这份职位。佛森的这架管风琴乃是全国最好的风琴之一。如今开往佛森的火车虽然一次比一次的慢，但我们仍然经常去那间教会。
当我们挤进教堂里一排排坐满了人的座位时，彼得已经消失在那间高高的风琴楼厢里面，开始弹琴了。在德军占领之下唯一的一件好事，就是使得每个礼拜堂都告客满。
唱诗和祷告过后，便是牧师的讲道，我觉得今天的讲道内容很不错，但愿彼得也肯注意听。他一向认为牧师的讲道只是为着讲给像他母亲和我这种年高的老古董听的。那年的春天，我正年届五十。对彼得而言，达到这样的年纪之后，人的一生也就快结束了。我总是一再劝勉彼得，要他记住死亡可能临到任何一种年纪的人——尤其在我们当时所过的那种日子之下，但他总是俏皮地回答说，像他那么好的一个音乐家，老天必然不容他夭折。
聚会结束的祷告完毕之后，整个礼拜堂的人忽然像触电似地坐正了起来。并无任何的预告，彼得竟高奏起国歌来！
八十二岁高龄的父亲是第一个站起来的人。随即全体会众都站了起来。在我们身后有人开始高声唱出国歌的歌词。不久有一人加入，又有另一人。最后大家都放大嗓门，齐声高唱，唱那支被禁的荷兰国歌。在齐声高唱中，我们唱出我们的团结之心、我们的希望，更唱出我们对女皇及荷兰的爱。在这个战败的周年纪念日里，我们竟有片刻的时间觉得自己是个得胜者。
散会后，我们在教堂的侧门等着彼得，等了很久他才出来。教堂中许多人要拥抱他，要与他握手，要拍他的背。显然彼得对他刚才所演出的那一幕亦万分得意！
如今那兴奋的一刻过去了，我像素常一样，开始对彼得生气。纳粹党的秘密警察必会听见这件事，也许他们已经听见了：他们到处都由耳目。我想到娜莉，她正留在家中为我们预备礼拜天的午餐。我也想到彼得的弟妹，更想到腓立——假如他因此失去校长的职位，那将如何是好？彼得为什么冒这样大的危险？不是为了谁的生命，只是为了表现一种态度，一种毫无意义的反抗态度。
然而在娜莉家里，彼得仍是个英雄。他家中每个人都逐一要求我们重述在礼拜堂中所发生的事，在座唯一与我有同感的，乃是寄居在娜莉家的两位犹太女人。其中一位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奥国女子，是伟廉送到娜莉家来躲藏的。腓立一家给她起名叫嘉琳，伪称她是家中的女佣，然而娜莉却私下告诉我，她连自己的床也要别人替她摺叠。也许她不知怎样铺床叠被，因为她来自奥国一个有钱的贵族家庭。
另一个女孩乃是一个年轻金发蓝眼的荷兰犹太人。荷兰的地下工作人员给她伪造了一张天衣无缝的身份证，而安娜的外貌又极不像纳粹心目中那些典型的犹太人，因此她可以自由出入，上街买东西，并且在学校中帮忙。她自称是娜莉一家的朋友，丈夫在德机轰炸鹿特丹时给炸死了。嘉琳和安娜都与我一样，丝毫不了解彼得为何会做出这种事来引得执政当局的注意。
整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心里焦急异常。每次门前有汽车声就令我心情紧张。如今在荷兰只剩下警察、德国人和国家社会党的伪政府人员才有汽车可乘。但直到我们启程回贝雅古屋时，都一直没有什么事发生。
我仍继续担心了两天，最后我认为或者并无人去告密，要不然就是纳粹的秘密警察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办，因此也就放下心来。到了星期三的早晨，当父亲与我正在开启工作台的锁头时，彼得的妹妹霍琪冲进铺子里来：
“公公！柯丽姨妈！他们把彼得带走了！”
“谁？在什么地方？”
但她也不晓得，直到三天以后，我们才晓得彼得被关在阿姆斯特丹的联邦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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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晚上七点五十五分，正是八点新的宵禁时间前几分钟。这时彼得已经入狱两个星期。父亲、碧茜和我正围着饭桌闲坐着。父亲在调换他口袋里的钟表，碧茜在做针黹，我们家那只黑色混血的大波斯猫则心满意足地卷曲在碧茜的衣裙上。突然街巷的侧门传来一阵拍门声，我朝饭厅窗外的镜子望了一眼。在春日黄昏的微光下正站着一位妇人，手中提着一只小皮箱，身上穿着季节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