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仅仅留下一个排的战士，疯狂的扑向对方，胸口，腰上都是冒着青烟的手榴弹，随着不断的爆炸声响起，一个连的战士和鬼子选择了同归于尽。
中村难以置信的瞪大着呀的小眼珠子，嘴唇抖动这，将他的仁丹胡子活动的像只不安分的苍蝇。
什么时候，支那军队也这么顽强了。
红军后续部队跟上后，带着仇恨的愤怒，一鼓作气，冲破了最后一重鬼子的防御，中村是最后一个死的鬼子，就像是一个失败的赌徒，举着手中的指挥刀，才走了两步，就被机枪打成了筛子……
黄昏，多伦在给鬼子占领30多天后，又一次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此战，李战东壮烈牺牲，成为先遣纵队，在长城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个团级指挥员……
第十二章 我是中国人
第十二章我是中国人
踏着满地的瓦砾碎屑，红军在付出了七百多伤亡的代价进入了这座边塞小城。//
那一面鲜红的军旗，不但宣誓着，国人将重新收复这座被侵占的城市，而且更是一种象征，一千多鬼子，三千军心涣散的伪军，仅仅是红军在关外向日军开的第一刀。
不过此时，曾一阳却没有心情研究如何恢复多伦的防御，而是被任命才不久的纵队副政委——黄苏，堵在门口，就是不让曾一阳出门。
而且黄苏看曾一阳的眼神怪异，就是一副，要出门，可以，从我身体上跨过去。或许换个人，曾一阳也不见得买账，可黄苏不是普通人，他是参加过广州起义，而且还是当时工人赤卫队敢死队队长，关键是黄苏很曾让交情还不错，这让曾一阳很为难。
曾一阳原来跟黄苏没多少来往，还是第一次共事，这也是纵队在关外行动，才获得消息，冯玉祥将军和在天津寓居的吉鸿昌将军，准备在察哈尔高举抗战旗帜，组建抗日同盟军。
而当时的纵队副政委刘先河，主动请缨，要求去联系吉鸿昌将军，主要还是他和吉鸿昌将军有过一面之缘，也是少数知道吉鸿昌党员身份的人。
即便曾一阳也没有理由拒绝刘先河的提议，而且他还很仰慕吉鸿昌，能够放弃高位，投入革命，对于一位壮年就是一方统帅的他来说是多么不易。
出使西方，更是说出了：“我是中国人。”这样的豪言，并将这句话绣在了胸前，这对于当时孱弱的国民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
可问题又来了，本来纵队出兵察哈尔，曾一阳一人就兼纵队司令和政委之职，为了就是给予他更大的权力，在多变的战场上，意见统一。
而担任副政委的刘先河就是行使着政委的工作，这才由在山西同晋绥军谈判的黄苏派到了抗战先遣纵队，担任副政委的工作。
巧的是，在多伦，鲁英麟把他在战场上拍的照片给洗出来了，还多亏了小鬼子大队长是个摄影爱好者，才搞到了这些稀罕物。
黄苏刚到多伦，就听战士都将曾一阳言的神乎其神，什么单骑勇闯战场，击毙关东军航空兵大队长……一开始还以为是战士们说说而已，毕竟很多带兵的将军，在士兵的心目中就是神的存在。有些不着边际的言论，当然也就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也不足为奇。
想当年，他当敢死队长的时候，也被传的绝世猛将一类，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读过些书，思想进步的工人阶级。
问题就出在了鲁英麟身上，缴获了鬼子摄影工具，连夜就将照相机里的胶卷都洗了出来。
第二天，还拿着这些照片给人看，黄苏虽然不是第一个看照片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但也是前几个。
拿到照片，看到照片上曾一阳的样子，心中不由赞叹，真是英雄出少年。可随后他由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所有的传言都是真的，那么当时曾一阳……
这不，他拿着照片，把曾一阳堵在了指挥部里，一定要一个解释。
曾一阳心里这个叫苦啊！解释，什么解释？
当时情况危机，他出现在战场，也是围歼关东军航空兵的尾声。虽然他很想说，是一时冲动，才从指挥所里冲了出来，可这话要是一说出口，可就更不好收场了。
“报告，刘副政委回来了，还有吉鸿昌将军也一起来了。”刘先河的警卫员周青，兴奋的跑到曾一阳面前。
曾一阳苦着脸，正想要说软话，保证以后一定不冲动。猛不丁的来了救兵，一看是周青，顿时高兴的连说，好。
太及时了，要是真答应了黄苏，连前线都不能去，还不如到后勤去，和吴链一起闷着来的实在。他哪里想得到，吴链为了保障整个纵队的物资供应，忙的四脚朝天，连歇歇脚的时间都没有。
“一阳，你去哪里？”黄苏着急的追了几步。
“去接吉鸿昌将军，贵客到来，我这个主人怎么说也要热情一点。”曾一阳打马回首道。
看着曾一阳远去的背影，黄苏无奈的笑笑。他明白，红军需要像曾一阳这样富有才华的指挥官，所以他对于曾一阳的人身安全特别在意。
骑在马上，看着身后余得水带着的一个连的骑兵，曾一阳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刘先河倒哪里了？
“周青，你说刘副政委到哪里了？”曾一阳叫着身后的周青。
周青回答：“还有三十里地，刘副政委让我先来指挥部通知首长，让首长先做好准备。没说让首长出来迎接。”
周青老老实实的将刘先河的话复述着，在他想来，吉鸿昌将军虽然很威严，但毕竟比不上曾一阳来的重要，而且对方好像有些看法和刘副政委不一致，不过刘先河虽然没有退让，但还是有心让曾一阳说服对方。
曾一阳一听原来还早着，于是他们走到了一处对方的必经之路上，等这对方。
曾一阳也乘着这样难得机会，欣赏塞外风光。四月的草原，嫩路的青草都开始冒芽，翠绿鲜嫩的草地一路铺上远方，和天上的云连成一片。蓝色的天，白色的云，绿色的草，或许这就是歌曲里唱的那个天堂。
不过天堂上来了恶鬼，这个恶鬼不但杀人成性，而且还贪婪不知足，不但想要将这片美丽的草原收入囊中，还想着长城内的无数城市田园。
曾一阳选择的这块地方靠近一处河流，不过没有到雨季，河流的水很浅，马匹能够很容易的踏过去。
让曾一阳很惊讶的是，这条季节性的河流中，还有鱼。这让他饶有兴致的坐在河边，安安静静的看着河中的小鱼，甚至都忘了此行的目的。
“司令员，他们来了。”周青指着远处出现的几个黑点，可以分辨的就是那是几个骑着马匹的行人。
“走去迎迎他们。”曾一阳他们骑着马，踏过小河后，他选择步行，向来的一个小队人马走去。
随着距离的不断接近，刘先河紧张的心情也放下了不少，一路上，他们可是绕过日本人的封锁线，紧走慢走，才赶到了阴山脚下。原本紧绷的神经，对于穿着军服的人，都出现了警惕的神情。
好在，刘先河他们从望眼镜看清了来人的摸样，是红军，不过等他看到来的是曾一阳的时候，也大吃一惊。
他对着身边的吉鸿昌将军笑着说：“来的是红三方面军的总指挥，曾一阳同志。我想，你们很快就会成为朋友的。”
“曾一阳？”吉鸿昌一愣，随即又惊愕，他是去过苏区方面军的总指挥职务之高，他是清楚的，顿时有些受宠若惊。
但又透着一股好奇，一路上，他可听了不少关于曾一阳的事迹。有心结交，不过天个一方，一直无缘见面。等到相见在即，他却有些担心起来。
出生贫寒，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当官不为财，一身积蓄都花在公益事业上。十八岁弃学从军，一升到师长。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战败，更是回到老家，办起了免费为贫苦学子的学校，一心为国，可惜老蒋容不得他。可以说，吉鸿昌和曾一阳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
不过身旁还有一个人，宣陕父，更是比吉鸿昌都牛的人，黄埔一期的他是唯一被老蒋开除学校的‘骄子’；到了北方，口吐莲花，不但冯玉祥趋之若鹜，才进入西北军不久，就委派了一个中将军衔，要知道那是1927年，当时黄埔第一期的能混上个上校团长都快笑不动了。后来在孙殿英军中也是委以重职，冯玉祥去要人，还付出了二百支驳壳枪的代价，被人称为一张嘴能抵上200门大炮（当时驳壳枪，也被称为盒子炮）。
宣陕父诧异的问：“就是红四十军的曾一阳？”
刘先河苦笑着说：“正是。”
这次刘先河走出苏区，到了天津才知道，红四十军的战绩，已经有被神话的迹象。千里挺进大西北，孤军对抗十万晋绥军，迫使东北军王以哲部易帜，这支部队几乎像是一个谜团一样，横空冒了出来。
于是吉鸿昌提议，和曾一阳一样走着会面，表示对他的尊敬。
可等到两队人马见面，曾一阳错愕的问：“这草原上什么都好，就是骑马腿受罪。”说完还唏嘘的笑了笑。
几人一听，原来曾一阳是这个缘由才改为步行的，不由得相视苦笑。
打量众人，发现就中间那位长得敦实，穿着旧军装，带着一股子军人的刚劲的中年男子才像吉鸿昌。
出于对对方的尊敬，曾一阳突然给吉鸿昌敬礼，然后伸出双手脸上带着微笑高兴的说：“吉将军，终于见到你了，我可是听着你的故事长大的，将军真乃神人也。”
曾一阳这么说其实也没错，他确实在后世的小学里听过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故事。
可他似乎忘记了，他现在可是和吉鸿昌同一时代的人，虽然比吉鸿昌要小上二十来岁，可吉鸿昌出名还是这几年的事。
随着吉鸿昌错愕的表情，心说，我不是大叔，我正当年正是报效国家的年纪，不要把我叫的这么老。
没想到，身边的宣陕父调侃着对刘先河说：“哎呀，人比人，气死人啊！”
第十三章 入瓮
第十三章入瓮
对于曾一阳几乎夸张的说法，吉鸿昌只好笑笑，他并不在意。
吉鸿昌对曾一阳能够为他出迎十几里，非常感激，他还是一本正经的对曾一阳说：“我还很年轻，我的革命道路才刚刚开始，虽然和您比起来岁数大了一点。不过我们的愿望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你我毕生的最大光荣。”
一席话非常普通的实在话，说出了一个革命军人的心声，在听的各位都肃然起敬。
不过对方显然更关心察哈尔方面的战局，对于重兵把守的北平段燕山长城，不但在第八师团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很多部队连防线都没到，就又被调到其他地方，指挥系统混乱。
尤其是，老西北军，中央军，东北军之间缺乏协同作战，形成了各自为战，不断补窟窿的战法。不但对军队士气很受影响，而且在进攻方面，也由于高层一味的防守，日军却毫无顾忌的猛攻，才让战局糜烂。
南天门一战，更是将何应钦的保守战法显露无疑。相继补充中央军17军的第二、第二十五师，都因为兵力不足，武器落后等因素，被日军击溃。几经胶着，最后还是被日军攻破南天门，平津门户由此而向日军敞开。
带着此种焦虑，吉鸿昌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对于老长官冯玉祥要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打算，他是极其拥护的，不过正好刘先河也赶到了天津，才让他答应先看看红军的部署，然后建军抗击日军。
相对于曾一阳和宣陕父的健谈，吉鸿昌更显得沉默一些，这也是和他一步步，从小做起的习惯和经历有关。
不过，这都不是问题？当吉鸿昌听说曾一阳率领6000红军，一举消灭了盘踞在多伦的日军一个大队时，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
“一阳，你说说日军为什么能凭借数万兵力，就将我三十万大军玩弄于鼓掌之间。实乃我军不争，还是日军比我军战力要强，更是其他原因？”一路上，吉鸿昌想了很多。
首先，他对于战役打到这个份上，感到莫名的生气。
除了原西北军29军，在喜峰口，罗文裕一战，打了我军的军威之外。其他地方处处被动防御，虽然将士用命，但伤亡惨重，却毫无建树。
曾一阳想了想，这一点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根子不是军人军队的问题，而是出在上面。但是怎么说，难道就说，国人都瞎了眼了，拥戴了一个窝囊政府，就知道窝里斗，对外就熊包的操蛋政府？
“29军在喜峰口一战，将我军之勇气一下子就打出来了，可惜随后，接到的不是进攻的命令，而是固守的命令，贻误了战机。相对于29军全体官兵，一致要求进攻，而不是相对保守的防御。但是当时的何应钦不是连下数道命令，让其按兵不动，才让日军完成了兵力的重新部署，被迫撤出长城防线。这不是军队的问题，国人的血是热的，但是当权者的血是冷的。”曾一阳说出了他心中的不满。
“国家积弱百年，上位者不思进取，一与列强相争，先把自己的胆子吓破了，这仗确实不好打。”吉鸿昌感慨着说，在他看来，日军的嚣张是南京政府惯出来的。
其实，确实是这样，只要日本人不动南京政府的根基，也就是江浙沪三地，其他一切都好谈。这也和蒋公一心先要统一国内政局，不但向军阀用兵，而且几处党的根据地更是他心中的大患，欲去之而后快。
这也就是即便中央军在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包括孤军奋战三个月的19路军三万多将士，也包括后续投入战斗的第五军第87师、88师，但最后，还是让出了包括虹口等地，允许日军驻兵。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蒋公的种种忍让，给了日本人一个很好的信息。
那就是，即便战场上不顺利，他们也能在谈判桌上获得胜利。
一路上，几个人侃侃而谈，谈国家的未来，谈抗战的形式。虽然，曾一阳的岁数是最小的，但是有了历史事实的认识，他不过是一个求证的过程。
多年的国外生活，让他在看国际形势上，更是犀利。
边走边谈，等到傍晚，曾一阳等人才回到了多伦。让他们诧异的是，黄苏却在临时指挥部的门口，急的是团团转，看到曾一阳他们回来，来不及打招呼，就急忙将一份电报交到了曾一阳手里。
在几人关切的目光下，反正都是自己的同志，曾一阳也不矫情，大大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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