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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春，国民军在天津失利，第二军溃散于豫西，第一军撤至五原，冯玉祥下野出走苏联，徐永昌率领第三军之愿撤西北者退集包头。四五月间，苦无出路的国民军第一军准备以借道入绥为名从雁北攻入山西。此时，徐永昌又再一次明确表示“不愿与山西作战”的明确态度，接着，国民第一军六路攻晋，晋绥军倾全力应战。因为徐永昌的第二军不配合，8月，国民军不支，退出晋境；晋绥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到归绥。由于在对晋作战问题上的超然做法，阎锡山对徐永昌极为感激。
冯玉祥以取得苏俄支持相号召，重整西北军。而徐永昌则对此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俄国扶植我们，尽管诚意，但他的存心并不善。我在民国十三年即觉得俄国与孙中山先生所订契约就未怀好意。他要对中国怀好意，为什么不依照诺言将与曹政斧所协议的中东铁路交还中国？我们内乱，犹如兄弟阋墙，第三人送一把刀，无论交与弟或兄，总是与我们不利的。而彼则强调扶助弱小民族，殊不知其扶助也者，乃先助某国一部分人民脱离本国而读力，再即将之并入俄国，美其曰联邦，实乃劫持之使为附庸耳。”
对冯玉祥做法很反感的徐永昌，在请示病中的孙岳后，决定“以后的行动要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分开”。正在这时，徐永昌的辛亥老友孙楚托人转来一信叙述友情。徐永昌当然明白孙楚之意，遂回一信，提出：“拟在五原屯垦，未识阎先生能否相助。”
徐永昌的试探很快得到回音，孙楚二次到绥传达了阎锡山的答复：“听说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觉得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荣誉的。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不但同情而且要尽力支持。”
对于阎锡山的支持，徐永昌深受感动，得到莫大的鼓舞。1926年冬，在与晋绥军在绥将领商震、杨爱源、朱绶光等进一步接触的基础上，徐永昌动身前往太原。在太原，徐永昌一住就是三个月，期间，多次与阎锡山晤谈，彼此投契，相处甚得。阎锡山对徐永昌早怀好感，表示“恨有相见太晚”。
1927年3月间，按照事先约定，徐永昌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读力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临县碛口渡河入晋，徐永昌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与赵戴文并称为阎锡山的左右手。而那时阎锡山的晋绥军也仅有数万人，由于有徐永昌的国民军三军的加入，是晋绥军实力大涨。
二次北伐时，晋绥军被奉军集中主力击败，徐永昌当时虽是客军，但不避嫌疑，临机处置得当，使晋绥军除傅作义一部被困涿州外，悉数安全撤退至山西。
在这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多少人奉行武力至上，拥兵自重。徐永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动放弃读力地位，率部归属阎锡山的晋系之后，又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28年10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斧主席。即主动以主席是一文职，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
阎锡山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
晋绥军之所以能在二次北伐前实力大涨，成为左右北伐进程的一直决定姓力量，于徐永昌全无私念带领国民三军融入晋绥军有莫大关系。阎锡山对于徐永昌可以说是感激莫名。
阎锡山说这样的三个人都反对他反蒋，内北厅内的众将领一时都默不作声。这倒不是他们同意上述三人的意见，关键是他们都不好反驳这三人，只要对这三人言辞过于激烈，阎锡山不仅会怪罪，甚至还有可能当场翻脸。这三人虽然敢当着阎锡山的面指责他反蒋的错误，可是阎锡山知道这三人都是为了他着想，只要他阎锡山一意孤行，这几个人还会随着他赴汤蹈火的。阎锡山之所以有些落寞，并不是生这三人的气，仅仅是有些感伤而已。
沉默了一会，还是周玳忍不住，斟酌着说：“总司令，我倒想起一件事，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阎锡山也觉得自己有些动情，这个时候可不能打击这些支持他反蒋的将领的信心。点头说：“子梁，在晋绥军中只有你是蒙的学生，师生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即使你说错了，蒙也不会怪罪你。”
周玳上前一步说：“学生记得民国17年北伐完成，蒋介石在北平小汤山召集各集团军总司令会议，并邀请各集团军主要负责人与他一起到南京举行编遣会议。开完会，冯玉祥先回河南即转南京，不久蒋介石亦返南京。总司令则在去南京中途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因父亲患急病，待父病稍好即去南京。一直迁延到12月中旬，才去南京就任国民政斧委员并参加编遣会议，学生当时以总参议的身份随同总司令去南京。当学生问起迟迟不动身的原因时，总司令说：‘到南京开编遣会议，我若顺着冯、李德邻说话，必取怨于蒋中正，会也开不成，我却得罪了蒋中正；若顺着蒋中正说，必取怨于冯玉祥和李德邻。甚至两面都不讨好。不若等他们闹成分裂之局的时候我再去，那时双方都需要我，那就好了。’”
“学生当时还有些不信，可是到了南京形势果真如此，因此，学生自那以后，一直认为总司令所想所做都是对的。而且，自那时起，我们山西和我们晋绥军在总司令的领导下，从没有吃过亏。”
周玳这个时候敢于第一个出来说话，自然也不是一般的将领，他和阎锡山的渊源也很深。
阎锡山从曰本留学归来在山西陆小任教官，周玳正是他的学生，而且是阎锡山介绍周玳加入的同盟会。山西起义成功后，山西省咨议局各路人马推选都督时，正是周玳与张树帜密切配合，在议长梁善济宣布“票选”大都督的关键时刻，张树帜大声号召‘大家应当推选阎锡山为大都督，赞成的举手！’周玳应声高呼：‘选阎锡山为大都督，大家一齐举手！’正是两人以压倒姓的煽动气势互相呼应，一起把阎锡山推上了山西都督的宝座。
阎锡山是一个即记仇又很报恩的人，当然不会忘记周玳的拥立之功，所以，周玳这些年在晋绥军里也是火箭般蹿升。
周玳这个时候敢于说这些话，强调阎锡山的所作所为一直以来偶是对的，目的就是要阎锡山坚定反蒋信心。
阎锡山对周玳的话不置可否，看着众人问：“你们都是支持蒙反蒋的？”
在晋绥军中，最高层的几人中只有贾景德一人坚决支持阎锡山反蒋，可这些军师长则是清一色的支持阎锡山和蒋介石武力对决。
在众将领同声表态支持后，信心大增的阎锡山一拍椅子扶手大声说：“好！有你们支持蒙，蒙就一定反蒋……”
第二百八十八章 中原大战反蒋决议（五）
阎锡山话音一落，孙楚、赵承绶、杨效欧、王靖国几人互相用目光示意，几个人都有话要说，可又都不敢先说，都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最后还是王靖国实在忍不住，犹豫了一下说：“总司令，我们坚决支持总司令反蒋，只是对那个作战方案有看法……”
阎锡山不用等王靖国说完，也知道他后面的意思，甚至他也知道这些将领都和王靖国有一样的疑问，那就是宋哲武的原第四路军作为总预备队的问题。只是，他毕竟是晋绥军的领袖，而第四路军已经加入晋绥军，也就是说已经没有第四路军了，现在只有晋绥军，都是一家人了。虽然暂时还免不了有亲疏远近之别，可是这话不能当众从他这个晋绥军领袖的口中说出。
不等王靖国说完，阎锡山站起身，一边捶着自己的腰，一边很显疲倦地说：“蒙从今天子时就坐车去五台，坐了一天的车，都快把蒙的骨头颠散了，蒙很累，要先去休息了，有什么话你们跟煜如说吧。”
走到门口的阎锡山想了想又回过身来，对着恭送他的众人一脸严肃，郑重地说：“不过，蒙要提醒你们，文戈举全军加入我们晋绥军，使我们晋绥军立刻就成为全国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文戈对我们晋绥军有大功，任何人都必须要向对待蒙一样对他，如果谁要触怒他蒙可是不讲情面地。”说完，再不管众人，一个人走了。
阎锡山这一走，众人的情绪都放松下来，可满肚子的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让自己的部队上去拼命，却让宋哲武这个外来人在后面等着吃肉，这可不是阎锡山的姓格，让他们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赵承绶首先急不可耐地问：“煜如先生，虽然宋哲武的第四路军已经加入我们晋绥军，可是现在还很难说他也会向徐主席那样没有一点私心，总司令把第四路军放在后面，倒让我们自己的部队上去拼命，这总司令到底是什么意思？”
贾景德从政的经历虽然很长，可以上溯到民国初年，然而由于幕僚地位使然，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官衔。北洋政斧时期，只在一个短时间内担任过山西省北路观察使和山西省行政公署政务厅长，前后加在一起还不到三年时间，到现在列入南京国民政斧职官序列的第一个职务也是唯一的职务，只是阎锡山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太原分会委员。虽然如此，可是众人都知道，阎锡山所有大事都会和贾景德商量，晋绥军上下对阎锡山影响最大的非贾景德莫属。
贾景德笑着说：“印甫将军，我可要提醒你，从今以后再不可直呼宋副总司令的尊讳，否则总司令怪罪下来，就是你这个悍勇将军也吃罪不起。”
赵承绶毫不在意地说：“这里都是我们自己人，总司令又不在。”
第一军军长孙楚的军衔在内北厅内的将领中最高的，已经是上将，算上阎锡山晋绥军中只有四个上将，当然，他这个上将是阎锡山私授的，并没有得到南京中央政斧的批准，不过这也能看出阎锡山对孙楚的重视。孙楚正色说：“印甫，煜如先生说的对，以后不管在人前还是背后一定要称呼副总司令，如果因为我们对副总司令不敬，让他和总司令心生怨隙那可就坏了总司令的大事了。”
对于孙楚的告诫，赵承绶连连称是。正想接着问他的问题，贾景德却看着郭宗汾和楚溪春两人说：“载阳和睛波，你们二人都是军中智囊，素为总司令所看重，对于这次反蒋的把握，你们二位看有几成？”
载阳是十九师师长郭宗汾的字，睛波是二十五师师长楚溪春的字，他们两人也是参加今天会议仅有的两个师长，这两个人能以师长身份参加这样的会议，足以说明阎锡山对这两人极为看重。
郭宗汾不是山西人，是河北省河间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生。1923年郭宗汾以优异的成绩从保定军校毕业。随即，经保定府同乡、时任晋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的商震介绍，进入阎锡山的督军署。先在督军府参谋处任少尉参谋，负责军事档案的管理事宜。那时的郭宗汾虽然阅历不浅，但却仍是翩翩少年——年仅22岁；既年轻气盛，又满腹兵学。天赐良机，使他得以一出校门即踏进名震一时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幕府之中，少年郭宗汾踌躇满志，决心干出一番事业。
很快，郭宗汾就凭借他的勤勉、机敏和精于本职，很快得到了阎锡山的关注和重视。阎锡山习惯于突然索取档案资料，郭宗汾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找出来，即使是在夜间也不例外。郭宗汾成了阎锡山最能够依靠的参谋之一。
因此，在一年的时间里连升几级，1924年已是督军署参谋处的中校参谋兼作战股长。1925年，郭宗汾奉阎锡山之命负责调查山西省的兵要地理。接受任务后，他跋山涉水，进行实地考察，几乎走遍了山西境内所有的险要关隘。在深入细致进行考察的基础上，郭宗汾理论联系实际，执笔编写出了《山西兵要地志》。
郭宗汾的突出表现有力地证明这个年轻人是堪担重任的，基于这样的认识，阎锡山对他越来越放手。1925年、1926年山西相继发生两次大的战事，这就是抗击樊钟秀建和“讨冯”。这两大战事都是以晋军的胜利宣告结束的，而其作战方案的具体制定者就是年轻的作战股长郭宗汾。两次战役下来，崭露头角的郭宗汾在晋军中已经小有名气。1927年，郭宗汾再升一级，成为阎锡山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中校处长。两次北伐讨奉，郭宗汾都以参谋处长的身份，随阎锡山在前线指挥作战，出谋划策，并因此而赢得“智囊”的美名。现在已经是第七军第十九师少将师长。
楚溪春也是保定人，保定军校第五期毕业，曾任保定军校任第8期学生分队长、第9期步科第4队队长、直系的陆军第20师中校主任参谋兼军官教育团大队长、段祺瑞执政斧卫队旅上校参谋长。27年1月，军校同学张荫梧出任山西军官教导团主任，以收容训练编余军官和轮训在职军官。楚溪春应其邀请，才来到山西出任该团教育长。现任第二十五师师长。
这两个人，不仅都不是山西人，而且加入晋绥军都很晚，能成就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才干得到的。楚溪春还有一个生平最引以为傲的事，那就是在后世1946年大同防卫战中，以一个基干步兵师为主力，坚守大同45天，抵挡住了聂荣臻、贺龙两部十万人的攻击，比之傅作义守涿州毫不逊色。一时名声大震。当然，这是后话，这个时候楚溪春的名头还不是那么响亮。
因为资历和外省人的原因，郭宗汾和楚溪春本不想多说，可贾景德点名要他两说话，不发表意见是肯定不妥的。郭宗汾要楚溪春说，年长的楚溪春经历得多，这个场合他可不想多说话，苦笑着说：“载阳，你这个智囊就不要再推辞了，还是你来说吧。”
第七军军长关福安是徐永昌的旧部，他这个吉林人在晋绥军里多少还是受些排挤，虽然有阎锡山照看，还是有些不得意。这时也很想让郭宗汾这个他第七师的师长出出风头。关福安用带有浓重东北味的语调说：“载阳，煜如先生要你说，你就把今天跟我说的那些话给大家说说，也好让大家一起参详参详。”
郭宗汾不好再推辞，斟酌了一下说：“从现有的情况看，就我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