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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钱锺书热”就不太正常。道理很简单，既然钱学那么高深，就不应当热得那么俗，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钱迷”。几乎可以说，当年过火的热闹，便预伏下今天“钱迷”的反叛。
六月十七日，北京的《中华读书报》刊出范旭仑、李洪岩联合署名的长文，题为《杨绛一文指疑》，其中指出，杨绛说钱锺书怎样敬重吴宓是没有的事，反而钱锺书当年那句有名的刻薄话，即“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却不难坐实。
六月十八日，广州的《读书人报》上刊出范旭仑的文章，题为《立传要对传主负责》，表面看是批评新近出版的《杨绛评传》（孔茂庆著），实则是批评杨绛本人。
比如对书中所说，杨绛“一九三二年春东吴大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作者认为杨绛并未在东吴大学毕业，不过是这年春天学校因风潮停课，北上清华大学借读，并没有考取什么研究院。
这样的材料，一般不会是作者编造的，大都有明确的出处。果然，一查就查出来了，在《杨绛小传》上，载《杨绛作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第三卷第432页。根据全书的体例，这篇文章当是杨先生自己的作品。至于考入的时间，《杨绛小传》说是一九三二年秋，又在别处说是一九三三年秋，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第256页。除非老糊涂了，世上哪有自己弄不清自己的最高学历是哪年开始的？不说哪一年了，作者说他翻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都没有“杨季康”（杨绛本名）三个字。“研究院新生名单”一九三二年度外国语文研究所只有一人，就是赵萝蕤。
这里我插一句，范先生的话不很严密。据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第二页上说，“惟一的同班同学是田德望学长，与他同窗是我在清华三年中的最大收获之一。”可知一九三二年外文所还有一个学生，只是亦非原名杨季康的杨绛先生。
说一个著名学者在学历上造假，这是很重的。
范旭仑和李洪岩，都是铁杆儿的“钱迷”。范、李二人合编过《钱锺书评论》，两人在书中曾说：“我俩做钱迷，迷龄都快二十年啦。”
然而，无情的现实，曾给过“钱迷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记得就在去年某月的《光明日报》上，赫然刊出范旭仑、牟晓明二人的道歉启事，说他们未经钱先生的允许，编辑出版《记钱锺书先生》怎样的不对，并特意说明，书中所收《杨绛笺证稿》一文割裂了杨先生的作品怎样的不妥。
我当时看了，既惊讶又不以为然。这样的启事，若是钱锺书与杨绛两先生不追究，是没人追究的。
年轻人的做法，即便有什么不妥，也绝不是出于恶意，他们实在是太热爱钱先生和钱先生的作品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私心的话，顶多不过是想在众多的“钱迷”中占据一个较高的地位，将来若成立钱迷协会，弄个副会长或是秘书长当当，不过是揽个跑腿的差事罢了。更高的职务比如会长，肯定是请德高望重的人物担任。这样的热心人受到被热爱者这样的惩罚，实在太让人寒心了。
对于钱先生的学问，我没做过研究（《管锥编》仅看过两本），不敢说什么，但有一点是敢说的，那就是《管锥编》等著述用文言文写作，我是不敢恭维的。不管他的文言文写得多好，又怎样的情有可原，我可以理解但绝不赞赏。若他也能像胡适先生那样，用白话文写学术文章，纵然写得不太好，我也会敬重有加的。现在不是疯出各种经典著作的白话文本吗？我倒希望有人出上一本《管锥编》的白话本，看看还剩下多少学问，就可以知道其底蕴了。我的前提是：若是道理，用文言文能说清的，用白话文也能说清；用文言文说起来含混的，用白话文怕也说不明白。这里不存在对钱先生本人尊重与否的问题。
此事对我们的教训是，对名人的学问可以尊崇，但得有个限度，不能神化，以为非人间之物。是其是，非其非，除了自己喜爱的姑娘，对谁都不应当着迷。当初范、牟二先生若有这样的学术眼光，就不会自命为“钱迷”，也就不会有登报道歉的屈辱。
毕竟还有读书人的气节，当他们的爱受到轻蔑时，那知识积聚起的力量，便向另一个方面转化了。当年因了热爱，片言只语都留心揣摩，如今因了这情感的转化，对方的任何失误也就逮个正着。要认真都认真。不能说你是名人，你可以认真，我们是小人物，我们就只能被你们认真。这回范旭仑先生算是长大了。
顺便说一句，我们平日劝老年人要宽容，多是从“伤身”上考虑的，意即不宽容会生气，生了气会损伤身体。实际上，这样的劝说还是不理解老年人的毛病。从自重上劝譬，会更深刻也更有效。老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糊涂，而宽容可以消解糊涂，至不济也可以掩饰糊涂。比如在《汇校本》、《记钱锺书先生》等事件上，钱、杨二先生糊涂些，他们的形象会可爱得多。一个事事精明的老年人不说讨厌了，总让人喜欢不起来。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韩石山酷评——梁从诫
光环也可能是阴影。就看你怎么做。如果这光环是自己的，与阴影相抵或许还有余头。如果这光环不是自己的，那就只有阴影而没有光环了。名人与名人之后，这上头的差别就这么大。如果只有光环没有阴影，名人之后就是大赢家了。可惜好多名人之后，不懂得这个道理，常做些让社会失望也愧对先人的事。
在众多的名人之后中，梁从诫先生算个本分人。平日不甚张扬，他有自己的人格涵养；奔走于自然环保的宣传，他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优秀的父亲，优秀的母亲，还有一个更为优秀的祖父，他应当比一般的名人之后更为光耀，更为张扬。这是很难得的。
然而，智者千虑，或许会有一失。当台湾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在大陆热播之际，他沉不住气了，说了一些本来不必说的蠢话。最掉份的，是说徐志摩一九三一年机毁人亡，对徐来说是好事，要不的话，徐会同陆小曼离婚，感情上肯定要回到他母亲林徽因这里来，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
别人看了这句话，或许不会觉得怎样离谱，我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对徐、林之间的感情纠葛是做过一番研究的。当然，儿子对母亲的爱护，对父亲的维护，这心情我是能理解。
理解并不等于认同。徐志摩爱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也爱他（梁从诫从来不承认这一点，只是说林徽因也很心疼徐志摩，不忍心伤害他），他飞机失事死了，是天遂人愿。如果这个道理成立，那么，那些处于这样的感情纠葛中的男女任何一方的儿子，都可以诅咒那或男或女的另一方暴亡了。人不能这样狠毒。
在徐、林的感情纠葛中，徐志摩是否爱过林徽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林徽因爱不爱徐志摩，再进一步，会不会因为爱徐志摩而跟梁思成离婚。梁从诫先生认为绝对不会的，母亲那样爱父亲，怎会因他人的介入而与父亲离婚呢？当年好多人也是这么看的。然而，有了后来林徽因与金岳霖的那档子事，怕任谁也不敢说那样的话了，包括梁从诫，可梁先生还要那样说。
名人之后如何看待自己的长辈，我的看法是：对长辈的功业可以评判，对长辈的品质也可以评判，对他们感情上的事，还是取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最为豁达。须知在这上头，这世上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梁从诫先生不该这么说（1）
接连在《文艺报》和《南方周末》上看到梁从诫先生的答记者问，说不管徐志摩再爱他的母亲，林都不会爱徐志摩。作为一个儿子，这样的话是可以说的，但是有些话，就不该说了。比如在说到徐志摩的死时，梁先生说：
我一直替徐想，他在一九三一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五月六日《文艺报》）
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飞机失事烧死是好事。梁先生是有文化的人，说这样的话就不尽人情了，效果也不好。比如不看这些话，我还不知道一九三一年夏天在北平，徐、林之间的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
且看林对徐的感情到底有多深，是不是到了爱的层面上。
一九二四年五月间，泰戈尔访华期间，给了徐、林接触的机会，一起进出会场，一起演出戏剧，不必说旧情复萌了，就算是一切重新做起，那感情就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五月二十日，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徐志摩陪同前往。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上，徐志摩正在给林写信，尚未写完，车已蠕动，冲过去要递给车下的林，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见了，一把抢过替他藏起。后来志摩再没提起此事，恩厚之就把这封信保存起来带回英国。直到七十年代，香港学者梁锡华去英国访问，恩厚之让他看了原件。信里写的是：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大前天（五月十七日）晚上，两人是在一起的。林徽因向志摩摊了牌，说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她不可能做他的妻子，他们必须“离别”。到了美国，林徽因才咀嚼出志摩对她的真情的滋味而倍加珍惜。在一九二七年春天，胡适来到美国，三月十五日林给胡的信中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
徐志摩遇难后，林徽因对与徐志摩的情感，几乎一点也不隐讳了。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初一），林给胡适的信中说：
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从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inaway（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么一段痛苦的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幸运）或Sorry（遗憾），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得意的）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不用品味，说得明明白白。“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能仅仅是友谊吗？感叹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不就是感叹有情人没有成了眷属吗？
他们的相爱，是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也是给她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已变成一种激励在她的生命中，使她变成倔强，她绝不因此而惭愧。对于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来说，还能让她怎么说？
徐死后，林先写了篇悼念文章叫《悼志摩》，后来还写了一篇叫《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这样的文章，当然不可能写得多明白。一九三二年夏，她写了首诗叫《别丢掉》，直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才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登载。这首诗却是大可深究的。全诗为：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 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那真！
一样的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有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都不可能是别的意向。“回音”二字，直可说是“徽因”的谐音（原来就叫徽音）。
我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从《中国时报》（台湾）的复印件上抄下的。我把它和梁从诫编的《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中的该诗详细对过，什么都一样，就是“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成了“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我没有查《大公报》，但我相信报上是“有”，因为梁锡华先生不会这么粗心。若是梁先生改的，那就说不过去了。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梁从诫先生不该这么说（2）
徐志摩已经死了，不可能再来印证梁先生看法的不妥。梁先生的话自然也就成立。如果另有一个人接着志摩的事业做下去，林会怎样呢？至少也是一个参数。下面这件事，是梁先生的继母林洙女士说的。
文化界的人，几乎都知道，哲学家金岳霖，因为爱恋林徽因而终身不娶，更为奇妙的是，这位金先生几乎是“逐林而居”，梁家住在哪儿，他也前院后院的住在哪儿。
林洙曾问起金岳霖终身不娶的事，梁思成笑了笑说：“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一九三一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