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
郁达夫是我敬佩的一个作家。不光小说写得好，旧体诗也写得好。《钓台题壁》是他的名篇，且让我将全诗抄在这儿，与韩东、朱文之流共勉吧：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当年达夫先生曾将此诗题写在桐庐严子陵钓台的石壁上。若诗果真可岐释的话，在我看来，这首诗句句都像是说断裂派诸君子的，韩东们真该把它大大的写在鸡鸣寺的一面墙壁上。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韩石山酷评——韩少功
从一九九六年冬天，张颐武、王干的挑起事端，到一九九八年夏天海南法院作出判决，前后三个年头，因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而起的那场争论，其跨度之长，争论之烈，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作为一个文坛上的老兵，我经见参与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当时有个特别的现象，至今仍然值得回味，那就是，一开始，这场争论，就带有“派系”的味道。攻击者一方几乎全是评论家，为韩少功说话的，有作家也有评论家。那些评论家也是平日就跟作家关系密切的。可以说，这是一场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争论。支持攻击者的，就我有明确的作家身份。仅此一点，就可知韩少功其人在文坛的地位，也就可见这场战斗，在实力方面是怎样的悬殊。
我不管这些。我觉得谁对就支持谁。张颐武、王干没有错，至少这两个年轻的评论家，代表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敢于挑战权威，敢于面对庸常的中国文坛，响亮地说一声“不！”
我的文章都在这里，四篇，前两篇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写的，第三篇是对张颐武的正面评价，后一篇是在事件过去之的，对这一事件的意义的阐释。这次重看，还为自己当年表现出的那种勇气感到振奋。
近日有个年轻朋友，给我寄来当年单正平先生批评我的三篇文章，题名分别是：《“化外之民”与“酒囊饭袋”——驳韩石山对海南作家的诬蔑》、《名人意识与“借光自照”》、《信口雌黄韩石山》，当时都在刊物上发表过，后来都收入他的思想随笔集《膝盖下的思想》（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不用说，都是对我的严厉的批评，客气一点都没有，情面一点也不留。这没错。批评就应当这样。我绝没有找后账的意思。我不会那么无聊。我要说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最后一篇文章的开头，单先生说，他写了第一篇文章，“韩石山没有回应”，写了第二篇文章，我“也没有任何反应”，现在他写第三篇了，“并不指望韩石山会回应”。他说对了，这篇文章是在《文学自由谈》上发的，我很快就看到了。确实没有回应。现在我来谈谈我为什么不回应。不是狂妄傲慢，也不是理屈辞穷，更不是遇见了强手，一下子吓得不会写文章了。实在是另有当时不便明说的原因。
我认识他，还认识他的夫人。就在这次论战的前两年，他和他的夫人还在天津工作，他的夫人在《天津文学》当编辑，来太原组稿时，曾来过我家里。过后不久，夫妇两人就一起去了海南，他的夫人在海南作协的《天涯》上班，他在海南师范学院任教。韩少功就是海南作协的主席。我相信单先生是出于正义，才那么卖力地为海南作家说话的。但我总在想，一对北方夫妇，到了那么个岛上谋生，怕不会容易。人都有见面之情，我对他夫妇印象都很好。于是我决定缄默，不管他怎样嘲讽挖苦，一次两次三次都不回应。真要写文章，光他的夫人在韩少功手下做事，就能写出一篇很刻毒的文章。我自信有这个本事。几次想写都忍住了。刽子手也有他仁慈的一面。
还得说一件事。去年春天吧，我正要写我的那本解剖鲁迅前期思想行为的书，忽然在报上看到单先生出了本《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是他的译著，作者是美国的一位著名学者。便打电话到海南师院的总机，问了单先生家的电话号码，与他通了话，说我想看看他的这本书。没过多久，就寄来了。我的判断没有错，单先生是一位正直的有品格的学者。不过，就是当时我作了反批评，这回单先生也会寄给我书的。不过那就得另作解释了，好在这样的理由多的是，惺惺相惜就是最现成的一个。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我看“马桥之战”
一九九七年的中国文坛，一开始就气象峥嵘，或者说是气象狰狞。为海南作家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其形式是创造还是模仿，评论家与评论家，作家与评论家，打得不可开交，最近竟为名誉权事，闹到要对簿公堂的地步。我却只觉得开心，好笑。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了自家人。从军事学上说，这是两支“现代派”部队的遭遇战，平日螺号相闻，互为犄角，这次摸黑儿遇到一起，也不对一下切口，噼哩啪啦就接上了火。
挑起事端者张颐武，是近年来著名的现代派评论家，后现代、后殖民，均为其搬来或首创，以此之故，文坛上有“张后主”之讥或之誉。此主平常的文章，疙里疙瘩，诘屈聱牙，这次说了几句明白话，不经意间便惹起了轩然大波。可知白话文的功夫是差了些。若先前的文章，都能像这次这样明白晓畅，那名气该有多大。
受鉴定者韩少功，是中国文坛上有名的现代派作家，从十多年前的寻根文学，到近几年的文化热，可说是无役不与，无战不捷；在湖南时，湖南是现代派的重镇，到了海南，海南又成了现代派的老营。回想当年《爸爸爸》出炉时，热得烫手，谁敢说个有模仿嫌疑，谁肯定吃不了兜着走。这回《马桥词典》出炉，仍是热得烫手，毕竟中国文坛成熟多了，有人敢说真话了，至少敢说这样的形式不是什么稀奇的创造。海南这个地方，文风甚奇，出了个叶蔚林，一抄再抄，出了个韩少功，一仿再仿。抄是肯定抄不出大作家的，仿却不敢说，真有仿出大作家的，比如《堂吉诃德》就是仿骑士文学而成了世界名著。由抄到仿，也算这个地方文学的长进吧。
现代派的一大特质，是创造，创造新的文学形式，创造新的文学语言。创造是世间最难的事。人类还在蒙昧时期，创造是容易的，用嘴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有人尝了尝百草，便被尊为神农氏。到了现代，创造可就难了。粒子，质子，中子，多少人前仆后继才弄出个名堂。一个艾滋病，又有多少人苦苦钻研，仍弄不出个名堂。创造如同侵略，最刺激，也最危险。你侵入的领地，若是荒无人烟，你便是开拓疆土的元勋，若先有和平的居民，你便是凶恶的盗贼。
争论的焦点，眼下已经转移。那些说《马桥词典》用词典这一形式是“创新”的拥韩派评论家，早就闭上了他们的嘴。看看先前都说了些什么呀。据《文学自由谈》上何满子先生文章摘录，计有，“当代最具先锋特色”，“前无古人”，“旷古未有的创新杰作”等语。
不是这种无边无沿的吹捧，能惹得“张后主”心烦吗？现代派之事，咱家无不知晓，岂容他人随便置喙。这是心态。从情理上，为张后主计，既然看出，就得说出，要说就要说个气壮如牛，嗫嗫嚅嚅地说出来，便不是张后主了。要说还得早说，若让别人先说出来，现代派理论家的脸往哪儿搁？
现在的焦点成了，说这部书是模仿之作，是不是构成对作家名誉权的侵犯。韩少功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从未看过《哈扎尔词典》。这话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是不能当作证据的。作为词典这个形式，不需要看原书，只要听别人说过有这么回事，就足可茅塞顿开，心智大启。若韩少功说从不看《外国文艺》这样的刊物，固然撇了个清白，只是下面的恶名就得捡起一个：要么是太狂妄，要么是太无知。中国的现代派作家，哪有不看《外国文艺》这类刊物的？
退一步说，《哈扎尔词典》的中译，一九九四年已在《外国文艺》上刊出，《马桥词典》的写作，正是在此后不久，你没看过，你周围的朋友也没看过吗？看过能不在一起说道说道吗？若说绝不存在这种可能，固然也撇了个清白，只是下面这样的推断更其难堪：海南乃化外之地，韩周围的朋友全是酒囊饭袋。
最初看到张颐武批评韩少功，毫不隐瞒地说，我是嫌恶的。这个张颐武，先不分析人家的小说写得好不好，却先判个模仿之作，哪有这么霸道的。后来看到拥韩的评论家说了那么多出格的话，也就知道张后主为何怒不可遏了。他还是有责任感的。再后来看到韩少功要打官司，实在说，我是不以为然的。这些年，凡涉及文学作品的官司，都是他人状告作家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独有这起是作家状告他人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作家手中有支笔，什么样的文章不能写，什么样的道理讲不清，怎么能靠司法机关来对付另一个写评论的作家？
元遗山诗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透过这场现代派的遭遇战，我们看到的不光是文学的真淳，还有人性的真淳，亦或卑劣？——这就不好说了。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空前”与“绝后”
眼下的“马桥之役”，即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其文学样式是创新还是模仿的争论，评论家发言的多，作家发言的少，推想其缘由，大概是评论家觉得自己有责任鉴定其真伪，作家觉得事情与自己无多大干系。我觉得不应当这么看。既是一场文坛争论，不妨都发表点看法。
争论的焦点，自然集中在真伪上，是不是还可以拓宽些，从不同的方面来看看，比如为什么一上手就这么激烈？
或许是当过多年语文教员，积习难改吧，无论看什么文章，我最看重的是用语的妥帖与否。若妥帖，就是好文章，若不妥帖，怕就难恭维了。马桥之役中，有学术的成分，也有意气的成分。学术之争本应心平气和，充分说理，只有夹杂着意气，才会这么刀光剑影，杀气腾腾。而文人的意气用事，除了往日的积怨外，多是用语不妥引起的。
两方的用语都有不尽妥帖处。绝非各打五十大板，得看谁是肇事者。以德报怨，以理服人，自然是美德，可你也不能说“以毒攻毒”就是堕落。评论家也是人，不是真的什么“衡文之器”，他要实在看不过眼，说起刻薄话来，一点也不比作家差。学问高，眼界宽，稍加罗织，不难顺理而成章。张颐武、王干素称现代派评论家，韩少功历来被视为现代派作家，主义同，步调齐，是什么让一家人大动干戈，祸起于萧墙之内呢？
在我看来，症结在于《马桥词典》出版之初，颂扬者的过分颂扬，让这两位自视甚高的评论家看不过眼了。他们先前的评论，也有让人看不过眼的时候，可没人说。这回他们看不过眼了，他们就要说，这，谁也没辙儿，只能说他们的批评意识甚强，反倒是值得嘉许的。
颂扬者说了哪些过头话呢？好些文章我都看过，不去翻找了，手边有新出的一期《文学自由谈》，上面有何满子先生一篇文章，加括号引用了一些话，想来都是老先生精心摘录的，转引如下：有人评为“当代最具先锋特色”，有人还以为“前无古人”，是“旷古未有的创新杰作”。等于说这部作品是“空前”的，这就不妥帖了。
即使我们不知道《哈扎尔词典》，这些话也难以接受。任谁都可以反问一声：你对古今中外的文学样式都知之甚详吗？你怎么敢肯定某一个没有被我们翻译过作品的国度，没有人写过词典形式的文学作品呢？除非你说，古今中外的典籍你都通览过一遍。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并不是说世上没有空前的作品，那得在一段时日之后，各方面的信息都反馈回来，才能下这个断语。
有了《哈扎尔词典》，且在《马桥词典》出版以前，已在国内的刊物上选载过，也就难怪张、王二位振振有词了。
退一步，若《马桥词典》出版之初，颂扬者们不是那样专注于此书的形式，而评价其艺术特色，思想内涵，顶多说这样的形式让人觉得新奇，怕张、王二位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即便他们提出有《哈扎尔词典》这回事，只须轻轻地说声：“噢，原来外国也有这么新奇的小说形式，恕我见闻不广。”也就过去了。
于此可知，评论用语，还是不要过头。我们的评论界，多年来有种不好的风气，不把力气用在艺术评价上，而用在“定位”上：一部新作出来，若好，你说是“有创新”，他就敢说是“划时代”；你说是“超越前贤”，他就敢说是“亘古未有”。好像谁的评语越高，谁的水平就越高。终于，这次捅下了漏子，弄得作者和颂扬者都很难堪。
由此我这个老语文教员便想到，当初常教学生的一句话：“用词宜慎，别说过头话。”
具体点说，评论作品，有两个词是轻易不能用的。一是“空前”，一是“绝后”。前面举了空前的例子，再举个绝后的例子。去年的《中华读书报》上，报道过王干等人颂扬《长恨歌》的话，其中说：“王干说，描写三四十年代的生活，到《长恨歌》可以画个句号了。”画个句号，即是说“绝后”。
为什么这两个词要慎用呢？道理很明白：话不能说绝。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用，要用，最好加上些限制，放在特定的语境里。比如要用“空前”，你可以说“查过他家的家谱，在他家确是空前的”，或是“查过他那儿的县志，在他县里确是空前的”。要用“绝后”，你可以说“他没有孩子，在他家必将是绝后的”，或是“他那个村的人全移了民，在他那个村里是绝后的”。有了这样的限制词，任张颐武、王干二位再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怕张先生只能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