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闸门，怎样的呼唤着进步向往着光明。也有一些学者，还是清醒的，知道世人的看法所为何来。大多数是气愤，是无奈，叫喊着要回应挑战，要捍卫鲁迅。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比如李新宇的《直面真正的挑战》。文中说：这些现象的本身算不了什么，背后的东西却是值得重视。人们反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鲁迅，那个鲁迅是不是真正的鲁迅？事实上一些人并不了解鲁迅，既没有系统地读过鲁迅的书，也谈不上了解鲁迅的为人。显然他们所反感的并不是那个真正的鲁迅，而是那个被歪曲、神化和利用了的鲁迅。他所说的背后的东西，用他的话说，是几乎席卷了上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和学界的文化潮流，正是这种文化潮流构成了对鲁迅的挑战，真正导致了鲁迅精神的合法性危机。他说的文化潮流，有两种，一种是新保守主义，一种是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就是不提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反对思想箝制这一世界性的文化潮流。
我一直认为鲁研界里没高手，糊涂的人多，霸道的人多。这也与建国后，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鲁迅研究事实上成了一个政治学术课题，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插手的。现在鲁研界的主要人物，大多是文化大革命中研究鲁迅起家的。这些人大都根正苗红，政治上“可靠”（是不是可靠只有天知道），一研究起鲁迅，就觉得衣食无虞，也就不思长进了。
我说鲁迅界里没高手，是大体而言，不是说就真的没有高手，一个高手也没有。可惜的是，这些高手大都一个一个被许许多多的低手，要么是干掉了，要么是淹没了。
解放初期研究鲁迅的高手，很多人成了右派，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出后还研究的，走的路子跟先前就不一样了。比如湖南的朱正，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写过鲁迅的传记，后来被打成右派，复出之后，走的是考据的路子，专门给鲁迅研究挑刺，写了两本书，一本叫《鲁迅论集》，一本叫《鲁迅回忆录正误》。这后一本，专挑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的错，这儿失实，那儿篡改，无中生有，肆意拔高，总之是一塌糊涂，不可卒读。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鲁研界里无高手（2）
在鲁研界，张梦阳是个明白人。就是编纂大型资料《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那位，社科院鲁研室的研究员。据他说，现在这个研究室就他一个人了。他说了一个数字，真是让人吃惊。《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可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十六开，五本，一本都在两寸厚。还有一本也不薄的《索引》，总字数当在两千万左右。把一九一三年到一九八三年这期间所有回忆鲁迅、研究鲁迅的论著都收进去了，很少有遗漏的。他做过这个工作，对鲁研界的情况肯定是了然于胸了。王朔的文章发表后，他也写了一篇回应的文章，说的就比较客观，比较真实。文章名叫《我观王朔看鲁迅》，发表在二？誘？誘？誘年第四期的《文学自由谈》上。
文中引用了他过去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说一九九五年在张家界开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时，有同仁要他谈谈编纂那套大书的感受，他本不想说，一再催促之下还是说了。他说的是，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百分之九十五是套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百分之五谈出些真见。此话一出口，全场哗然，有人鼓掌喝彩，有人坐卧不安，有人暗暗斥责。当时主持会议的是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林非先生，说他的发言欠妥，他马上表示数量统计有误，暂时收回不算。实际上心里是不服气的，回去后经过再三的统计、衡量才发现，他所说的有真见之文占百分之五，不是说少了而是说多了，占百分之一就不错，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能道出真见就谢天谢地了。试回想，我们多少学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的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说的模式中重复啊！他还说，到如今，也就是到写文章的二？誘？誘？誘年，鲁研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一万篇，按百分之一算，也就一百篇谈出了真见。
看了这个数字，不知别人的感觉怎样，我的感觉是，真是祸国殃民，害人害已啊。就这一百篇，也还是个夸大了的数字。就算是一百篇吧。这一百篇中，至少有一半是解放前写的，比如张定璜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九二四年在《现代评论》上发的。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三十年代写的。解放后最好的一部鲁迅传，是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可惜不是在内地写的，是在香港写的，也是在香港出版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在内地出版。要是把这些都除过，解放后五十年里，一年还平均不下一篇。而那一万篇文章呢，至少有八千篇是解放后写的，这些文章大都是在正经刊物上发表的，每五篇文章可以造就一个学者，八千篇文章可以造就一千六百个学者。这一千六百个学者，几乎全是做了无用功。
多可怜。这就是我们的鲁研界。
我说鲁研界里无高手，道理就在这里。谁也不怨，只怨这几十年来，没有把鲁迅研究当成真正的学术，而是当成了政治课题，当成了教育人民，统一思想，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的思想武器。一进入这个机制，再有天分的人，全成了没出息的人，再善良的人，也成了霸道的人。怪的是，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悲哀，还很得意，还当自己是为王前驱，执干戈以卫社稷的英雄呢。
以毫无建树的鲁迅研究，造就了这么多的学者，国家发了多少工资，他们除了养活自己，还养活了多少人。这样的人，怎么能说不是吃鲁迅饭的呢。
也不能说他们毫无建树。这些吃鲁迅饭的，所做的一切工作，主要的就是阐释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就论证鲁迅怎样的伟大；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就论证鲁迅的思想怎样转变；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他们就论证鲁迅对革命做了怎样了不起的贡献；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们就来证明怎样个硬法。他们对鲁迅的认识，没有几个是根据自己的阅读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全是从毛主席那儿来的。我这样说，肯定有人不同意，说他的研究就是从自己的阅读思考中得来的。你只要大框框不变，就翻不出新花样，你总不能说你比毛主席还高明吧。有人敢这样说，我们当然得服气，可惜没有这样的人。
当代学者是怎样亦步亦趋地按照毛主席的论断来研究鲁迅的，可以看看这个例子。
朱正先生是个严谨的学者，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也是写过鲁迅传的。我们五十年代写鲁迅传，的确是把鲁迅放进一个模式中去的。我当时是怎么写鲁迅传的呢？所有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著作中的提到鲁迅的地方，我一句不落地全部引用了，我就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来发挥。（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第10页）
不光是大的地方，就是小地方，也是这样。还是这位朱正先生，在上面那段话之后，紧接着还说了一件事，他写鲁迅传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还没有出版，他听说当年评美国政府白皮书的那几篇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就找来看了。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主席说伯夷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他就按这个意思来分析鲁迅的小说《采薇》。分析一篇历史小说的思想内涵，也要到毛泽东著作里去找依据，一点都不敢有自己的见解，可见那个时候的学者们小心到什么程度。
要是死死地扣住毛主席的那几话倒好了，反正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也就不会有大的谬误。可惜不是。这些学者总要吃饭呀，总要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呀，怎么办呢，又不能跟毛主席拧着来，那就只能是顺着杆儿往上爬了。毛主席说伟大，他一定要说更伟大，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一定要说比钢还硬，比金刚石还硬。有些话这样说了只是程度的不同，还离不了大谱。有的话这样往大里说了，就离了大谱，就成了荒唐不经。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鲁研界里无高手（3）
还有的是有理没理净胡说。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世纪末的鲁迅论争》，一个叫高旭东的人编的，收集了近年来关于鲁迅的各种论争文章。收得很全，作为一本资料书是不错的。这位高先生在前面写了三十多页的《挑战鲁迅言论述评》，是为鲁迅辩护的。有的说的还有道理，有的说的就没道理了。他的第五部分是反驳葛红兵挑战鲁迅的言论的。葛红兵是上海大学的教授，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学者，他的文章叫《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对鲁迅的批评甚多，其中有个观点是，鲁迅是个性变态，一生压迫他的妻子朱安。且看高先生是怎样反驳葛红兵的，他说：
无论从旧道德还是新道德，鲁迅对朱安的态度都是无可指责的。从旧道德来说，鲁迅自然有娶妾生子的权利。从新道德说，鲁迅不爱朱安，就有选择其他异性的权利。惟一说不过去的是，鲁迅没有与朱安离婚就与许广平结婚。
这成什么话。怎么能说许广平是鲁迅的妾呢。妾是啥，是小老婆，这就是说，鲁迅为了生个儿子，就要娶个小老婆，许广平是鲁迅的小老婆。难怪王朔要说，鲁迅要是活过来，第一个要扇耳光的就是这些吃鲁迅饭的研究者。这位高先生不知道，还有一种介于新旧道德之间的婚姻方式叫同居，根本不存在着结婚不结婚的问题。鲁迅是不是把许广平当妾看待，我没有留意过，别的作家像郁达夫是有这个毛病的。郁达夫跟王映霞结婚前，说是要跟家里的孙荃夫人离婚，实际上没有离。没有离也就罢了，那就好好待承王映霞好了，平日还行，一到了名士脾气发作时，就看出他的人生观念的陈旧了。他在安庆教书回来，大概有什么东西落在船上要去取，日记里记的是“命王姬取”。抗战开始后，在武汉跟王映霞闹翻了，王带着孩子跑了，一气之下，他就在王的一件白衫子上写了几个墨字：“此下堂妾王氏之物也。”可见在他的脑子深处，是把王映霞当作姬妾的。这一点上，留学日本的就是不行，比不上留学英美的。像徐志摩，也离过婚，那是真的离婚，离了婚还是好朋友。徐志摩对待陆小曼，绝不会看作姬妾的。
这就是我们的鲁研界，这就是那些“吃鲁迅饭的”的吃饭的水平。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把自己研究成鲁迅（1）
我是一家地方刊物的主编，前些日子，接到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八张白纸，在前面的一张上，说了一句话，让我发表。几张白纸怎么发表呢，我作难了。想了想，还是写篇文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也就等于把陈先生的文章发表了。
先说陈先生的白纸文章。
二？誘？誘四年四月六日，我在《西安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鲁迅活着会这样吗》，批评了陈先生的一个说法。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先生以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的身份，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了一次演讲，其中说：
“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在过去的五年中，我国经济每年都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去年经济总量跃过了10万亿元。今年我国经济发展虽然受到了SARS病情和其它自然灾害的冲击，但今年GDP增长速度仍将提高8。6％，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11万亿元。据有关专家说，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真实增长率可能会更高一点。特别是中国人对住房、汽车、通讯消费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不仅使国内通货紧缩的顽症不治而愈，而且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如果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拴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
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陈先生不该说这样的话。要歌颂我们国家的建设成就，什么话都可以说，就是不能这么说。我是这样反驳的：
看了这样的话，我除了说陈先生“三个代表”学得好之外，什么话都不敢再说了……按陈先生所说，假如鲁迅活着，“看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另一个问题又出来了。这就是，要活着，他得从出生到二？誘？誘三年都活着。这样，一九五七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到那么多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也会“欢欣鼓舞”吗？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了那场浩劫也会“欢欣鼓舞”吗？这些，陈先生也该说说吧。你不能说鲁迅是个随时可死，又随时可活过来的人物，一九五七年他就死了，过了那会儿他又活过来了。十年浩劫期间又死了，一到改革开放又活过来了。你就是说鲁迅是神仙，我都不信他有这个本事。
四月中旬，我收到了陈先生的一封信，用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信封，里面是八张白纸，只有第一张上写了一句话，连上抬头与落款是：
韩主编：寄上拙文两则，希望能在贵刊发表。即请编安。陈漱渝四月十二日
这八张纸，可不是简单的纸。八十克的A4型纸，上部大约四分之一的位置，是七个大大的红字“北京鲁迅博物馆”，下面是一道红线。我不知道别的单位叫什么，我们这儿叫“文件头”，也就是要发文件了，第一页必须打印在这张纸上，若不长，这一张纸就行了，若长，后面就可以用普通白纸了，当然大小要一样。只有当头儿的，或是当过头儿的，手里才会有这样的“文件头”。据此可知陈先生的地位了。也不必说陈先生有什么毛病，极有可能是一种习惯，一着急，就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