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关于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的求真、善、美的活动，是知识与方法积淀和提升的系统概括。学术意识活动是求真、善、美之知的活动，是学术科学研究的需要，与政治并无太大的关系。学术研究方法，作为求真、善、美之知的方法或工具，亦与意识形态无直接关系。把学术研究及其研究方法直接与政治挂钩，作为意识形态的附庸，不仅导致学术长青之树的枯萎，而且导致学术方法这把“利器”的锈钝。这是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理论性系统方法论体系的原因。
其二，囿于正统和地位之争。学术研究的方法既与学术本身浑沦不二，学术的正统与非正统、正宗与别子为宗之争，便把传统不同解经方法亦纳入正统与非正统、正宗与别子为宗的框架之内，使本来与此无关的研究方法，亦成为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别的方法论。无论是古文或今文、考据与义理，还是汉学与宋学，只要一家一派成为正统，就排斥其他一家一派为非正统。这样就把学术与学术研究方法的论争转换成正统与非正统的地位之争，其结果不仅压制、扼杀了众多学派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亦限制、禁锢了学派之间的竞争和争鸣，以及诸多方法的竞放异彩，各呈所能。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方法论薄弱、落后的原因之一。
其三，蔽于古必真、汉皆好。其实，真与不真、好与不好，都是主体人的价值判断。不同的价值观，就会有截然相反的判断，因此真与不真、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同理，古与今、汉与宋亦是相对的。惠栋所谓古，是经秦焚书坑儒以后所耳闻口述而记载下来的及未被焚的文本，汉儒并未见今人所见的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太一生水》以及其他儒家《性自命出》、《尊德义》、《六德》、《穷达以时》、《鲁穆公问子思》、《语丛》等名篇竹简文本。乾嘉学者崇古，是指汉儒所注和整理的文本，根本未见马王堆帛书《老子》、《周易》等书，更未见郭店楚墓及其他汉墓竹简等。所以古未必真、汉亦未必好。但在古必真、汉皆好的误导下，培育了尊古、崇古、信古的意识，从而限制、禁锢了创新意识，给学术和学术研究方法，造成因循守旧、陈陈相因的流弊，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方法缺乏创新力的原因之一。
鉴于此，当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二十多年的帝制，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打破封闭，敞开胸怀迎接西方各种学说、观念及方法，并采取拿来主义姿态，试图拿来就用，期望一用就灵，同时亦自觉接受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以改变中国传统的陈旧的方法，以图跟上西方。蔡元培在1918年8月给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上卷）中说：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第二是形式问题。“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1〕这里所谓形式是指体例、指导理念及方法等，因此，蔡氏在评价胡氏此书的“特长”时首先指出：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都与研究方法相关联。
然而，当西方学术及其研究方法像潮水一样涌进，激烈冲击中国传统研究方法时，便出现了两种情境：一是激活了中国学术研究方法，给中国学术研究方法送来了新的参照系、新气象，换言之注入了新的激素。二是淹没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有取而代之之势，而且有全部拿来照办之意，从而忽视了如何使西方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学术的实际相结合，即在冲突中融合，创造出适应中国学术研究新方法的问题。
中国学术需要纳入世界，需要走向世界，需要与世界接轨，就需要汲收世界（包括西方）优秀学术，亦需要学习世界优秀文化的研究方法，“拿来主义”固然是一条捷径，但往往不知不觉中丧失自身学术的主体性、自主性，而成为某一种学术或研究方法的附庸。自清以来，除皇帝一人外，全国所有人都是“奴才”。中国人三百年的“奴才”做惯了，滋长了一种“奴才意识”，于是皇帝的意志就是自己的意志，一旦换了主子，也会心安理得也做新主子的奴才。在西方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传入中，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会出现这种心态，这对于中国学术及其方法的发展极为不利。
我们主张中外、中西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和合，即冲突融合而和合。中外、中西学术及方法有冲突，才有融合，有融合、冲突才和合为新事物、新生命、新学术、新方法〔2〕。如此，中国学术及其研究方法才会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薛其林博士把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放在冲突而和合的视野下，并以冲突而和合作为这个时期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指导理念，而把民国学术及其研究方法视为古今中西新旧融合创新的破壳脱茧时期，学术方法上的东西、古今、各学科之间的多层次方体的融合与创新是推进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家，他们在接受西方学术及其研究方法的同时，并不摒弃中国传统的学术及其研究方法，换言之，他们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融合中西而有所创新。如传统的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的会通而成科学实证方法；传统的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的融合而成义理阐释方法；传统的朴素辩证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的融合而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传统的直觉方法与西欧、印度的直觉方法的融合而成直觉方法。薛其林博士依据这种划分，把胡适、王国维、金岳霖、陈寅恪、何炳松、李大钊、李达、郭沫若、梁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都分别加以论述，而发前人所未发，并在这块少有人耕耘的文化土壤上结出了可喜的硕果。其创新性有：
一是率先以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为对象，透视民国时期学术研究的实际，揭示其成果及缺失；从西学东渐与现代学术方法论范式的确立，凸现思维方式的变革而发生方法论的现代转换。以中西、古今、新旧的整合、调适，即冲突、融合为切入点，提出以科学实证方法、义理阐释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直觉体悟方法为主体架构，按照社会转型、学术调适、方法创新的内在理路，建构了宏观与微观相资、整体与个体相辅的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论体系。
二是超越中西体用论。中西体用论作为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命题，长期以来曾争论不休，以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中仍然聚讼不止。薛其林博士以融合创新论超越中西体用论，认为人类学术文化的发展只有融合创新问题，而无谁体谁用问题，并以此来诠释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无论从学术及其方法的时间和空间的演进上，还是从西学东渐与传统思维方法、学术研究方法的变革上，都是融合创新的问题。按照和合学的提法是冲突而和合，和合即蕴涵着创新，亦即新生命、新事物、新学术、新方法的产生。由于该文以融合创新来反思以往学术研究方法论的得失，与衡量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方法论，因而提出了诸多创新的见解。融合创新论对于现代跨文化的会通将大有裨益。
三是对人物的分析上，也有独到的新见解。譬如传统上把冯友兰、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方法视作实证方法，该文提出了冯友兰为实证方法与直觉方法并用，并将其归入直觉体悟方法中诠释，陈寅恪为考据实证方法与义理阐释方法兼用，而作为义理阐释方法的代表。这些诠释都有其理据，可见仁见智。这就为贴近其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方法的本真提供了有价值的贡献。
是为序。
注释：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纳》（上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1页。
〔2〕参见拙著《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第二章，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潘多拉的盒子或者所罗门的宝库
——《中外俏皮话经典》
？ 高建群
我点燃一支烟，带着期待的喜悦打开这本书。我感到像打开一只潘多拉的盒子，放出许多带着恶意的微笑的魔鬼。我感到像打开一座所罗门的金库，人类的至高智慧像金子一样在眼前闪闪发光，蜂蜂拥拥，熙熙攘攘，故世的或健在的语言大师们舌吐莲花，从我眼前列队走过。我是幸福的，因为有这本书；是这本书给了我与他们交谈的一次机会。
其实在十多年前，中国出版界有名的选题大王、现在担任一家出版社总编的陈绪万先生，就曾经向我谈过这个选题。他说，将那些文学名著中的妙语警言，像提炼糖精一样地搜选出来，集其大成，编成一本厚厚的书，那该是一本多么奇妙的书呀！它肯定有很好的销路，它肯定有很多的读者的。
作为我自己来说，我也常常有这种遍搜天下美物于一室的想法。我曾经说过，我阅读过的书籍可以开一座小型图书馆。而在阅读的途中，那些庄谐并出的大幽默，那些四两拨千斤、一指捅破伪善道德的大智慧，那些令人捧腹令人喷饭的俏皮话，那些人类的巧舌头所能说出的奇妙的声音，总带给我极大的喜悦，总让我流连其间而久久不忍离去。每当这时，我就想应当有这样的一本书才对。
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出现了，它的名字叫《中外俏皮话经典》。编选者是两位年轻人郭世平、高海潮。我想社会有理由向他们付出的巨大劳动量致敬。我们是这项劳动的受益者，而我是受益者中的第一位。此刻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就感到一种全身心的喜悦。这种喜悦是在接近智慧时才会有的，是在用大师们的智慧洗涤自己被世俗荼毒的心灵时才会有的。
我记得好像是拜伦说过这话：将全世界女人的优点都集中到一个女人身上，然后让我去爱这个女人，让我紧紧地拥抱她。——面对这本书，我就感到这本书像是在实践拜伦的这句话似的。我还记得尼采说过一句话：我的虚荣心是，用一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有说出的东西！此刻面对这本书，我能不能这样说，这是一本用无数个尼采式的“一句话”集纂而成的大书，它的厚度远比被你现在看到的要多得多！
幽默是人类挂在腮边的一颗无可奈何的泪滴。人类的童年大约是没有幽默的，它只有青春的欢笑和小夜曲。当人类那小小的胸膛有一天被苦难、被悲怆、被世俗填满时，它需要排遣和稀释，这时，幽默出现了。幽默之于人类，正如牛黄之于牛、珍珠之于蚌一样，既是宝物，又是一种病。
面对这本书，面对人类的天才们用自己的智慧浇灌出的这些宝物，我突然一阵阵心疼。十九世纪的欧洲，当所有的有闲阶级都躲在沙龙里争先卖弄自己的俏皮话时，全欧洲最会说话的一个苍白青年却悄悄地远离热闹，躲进他的斗室，用笔对着他的纸说话。这人叫普鲁斯特，他说出的那厚厚的一本子话叫《追忆似水年华》。还有我们的短命的天才王小波，他的那些闪烁其词的痴人痴语，字里行间，其实都是在向我们暗示他将不久于人世，可是粗心的我们竟然毫无觉察。直到他撒手长去，我们才发觉这一点。一部文学史就是一串长长的受难者名单，我们可以找出许多的类似上面那样的故事，那么这里不说也罢。
天下最厉害的是三张口，一是乞丐的口，吃遍四方；一是媒婆的口，传遍四方；一是文人的口，骂遍四方。这是我们的老古董“三言两拍”里的话。文人的舌头，是何等的尖酸，何等的刻薄，简直让人读了有如芒刺在背之感，但是同时，那种悲天悯人的大怜悯又令我们生出怎样的暖意呀！
朱起凤发愤编《辞通》
？ 顾关元
前些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的《辞通》，全书收词类四万多条，三百余万字，是仅次于《辞海》、《辞源》的一部古双音汉语词典，并称“三辞”。它的出版为我国的辞书填补了一项空白。
关于《辞通》的诞生，得先从编纂者朱起凤说起。
那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朱起凤在他外祖父翰林院检讨吴浚宣的提携下，任海宁安澜书院教师（实职为阅卷，吴任该书院院长）。在一次阅改学生的课卷时，他把学生卷中“首施两端”错认为笔误，改批为：“当作首鼠”。卷子发下后，众生大哗，讥笑说：“《后汉书》都没有读过，怎能批阅文章！”原来“首鼠”“首施”“首尾”三词是可以通假的。前者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后者见于《史记》、《左传》。朱起凤遭受到这样的奚落，深感学业上的不足，从此发愤，潜心于训诂学的研究。
要弄通古双音词，这要在大量的经、史、子、集等典籍中搜集有通假现象的词，并一一地进行考订、辨析，工程是非常艰巨的。朱起凤以个人的力量花了三十个寒暑，在没有一个助手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这部《辞通》。这在我国辞书编纂史上是极罕见的。
最初的书稿名叫《蠡测编》，即在古籍的书海中钩沉古双音词。后积词越来越多，便更名为《读书通》，到正式出版时遂定名《辞通》。
朱起凤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在浩如瀚海的古书中，从搜集资料到研究、抄录，往往是“一字之征，博及万卷”。他对一些沿讹已久的词，不厌其烦地考订、校正，对一些解释含糊的词，经过他的类比辨析，获得明确含义。有些词一时委决不下的，就把它写在小纸条上贴起来，以供时时考核、审订，把书斋内的墙上、窗户上都贴满了，甚至在火车上也没有停止过编写。他就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地工作着，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
到一九二四年，书稿全部完成。为谋求出版，起先去找犹太巨商哈同的总管姬觉弥和南浔富商、嘉业堂藏书楼主人刘承二人。商谈的结果竟然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可以付给朱起凤一笔巨款，条件都是必须用他们的名字出版。朱起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