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辨，只是举例言之。此外，还有不少一直流行的说法，如“科举制是统治者愚民的产物”、“科举是一试定终身”、“科举造成中国教育的衰败”、“科举对文学没有促进作用”、“八股文是蠢笨的产物”等等，也都属于似是而非的误解。限于篇幅，于此不再详辨。
三、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
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科举虽然已经废止，但却没有完全作古，它还以不同的形态复活于现代社会。
为了真正理解科举制，有必要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其他选拔人才的办法加以比较，也有必要与同时期西方国家选拔官员的制度进行比较，还可以与中国现代的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办法加以比较。因为，我们不应就科举谈科举，谁如果只研究中国的科举制，谁就永远无法全面理解科举制。
科举制比起之前的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是一种进步，几乎无人还有疑义。科举制为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西方人广为称赞并被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许多学者包括笔者都曾作过专门的研究，本文不再详论。孙中山在日本、英国游历多年，曾经说过“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的那段著名论断；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东渡日本后，对中国的科举革废作了反思，并于1910年毅然主张恢复科举。当我于1993年在伦敦访学半年，认真研究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并翻阅英国国会在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前后辩论材料和试卷之后，当我于2000年在东京访学半年，看到许多大学都以毕业生考上公务员为自豪、书店里摆满各类资格考试的书籍时，我对孙中山和梁启超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实际上，科举制既没有十九世纪以前一些西方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二十世纪许多中国人说的那么坏。清末废科举时的主流言论经过当时人的主观取舍，历史记载受思维定势的制约也不免以偏概全。知今有助于通古，我们可以将废科举与废高考作一比较，便可理解今人对科举制的偏见，很重要的原因是宥于清末废科举前后的言论的影响。
以往人们将清末人士对科举制的否定评价当作是古代多数人对科举制的看法，这就好比当代只看主张废止高考一派的人提出的论点一样。如果只看清末废科举时经过筛选的情绪化言论和民国以后人云亦云的历史教科书，那么科举制的确很坏。如果只截取1966年废高考前后从大人物到中学生对高考的评价来看高考，那么就会给人留下高考一无是处，会得出高考是一种罪大恶极、必须废除的制度的结论。今人之视古人，犹后人之视今人。如果只看一个时期个别人的偏激言论，后代人以为当今民众都认为高考是一种“人神共愤的考试”〔24〕。而实际上当今多数民众和许多专家也认为高考是一种相对很好的选拔人才的办法，是现代中国社会中难得的相对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多数人也认为科举是一种相对最好的人才选拔办法，否则科举制怎么可能历经质疑和短暂罢废，前后存在一千三百年之久？
而且，许多论者混淆了科举制与八股文的区别，将明末以后对八股文的批判等同于对科举制的批判。确实，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严复等人都对八股文作过激烈的批判。明末有人认为明朝江山就是被八股文所葬送，顾炎武则说八股文败坏人才不亚于焚书坑儒，清末康有为抨击八股文导致中国积贫积弱、割地赔款，但这些言论基本上都是针对八股文而不是针对科举制本身的。而且，清末人士为废科举而将八股文连带科举制说得一无是处，带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的严重情绪化倾向。可是废科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都只重复反科举的言论而基本上不提以往肯定科举一派的言论，以至于今天许多人以为古人都认为科举是一个很坏的制度。
为科举制平反，并不是否认科举制的弊端和局限，只是有关批判科举的言论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这里无需重复。本文所要论证的是，科举制实际上并不是像许多人印象中的那么恶劣，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科举是一项不坏的制度，即梁启超所说的“非恶制也”。“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25〕。
为科举制平反，就是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就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与科举类似，书院在清末也被视为旧学的堡垒被彻底唾弃，儒学、汉字在五四时期也曾被一些人说得一无是处。到后来，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便为书院、儒学、汉字等加以平反。而科举制至今在多数人的心目中仍然很坏，其实不是科举制本身太坏，而是人们对科举制的偏见太深。自从清末将科举“妖魔化”以来，许多人还停留在跟随清末人士后面盲目地批判科举制的阶段。现在亟需正本清源，不能继续人云亦云，而不作具体的分析和自身的判断。
为科举制平反，就是为沉默的古人说话。经过后人的筛选，赞扬科举的古人变成“沉默的大多数”，为科举制平反，让他们也有“发声”的机会，此乃这部分古人之幸。实际上，古代对科举制正面的肯定要远远多于负面的评价。在类似于科举改革等不涉及君权的领域，看来中国古代多数时候是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的。除了清代大兴文字狱的时期以外，什么人都可以发表自己对科举考试本身改革的看法，只要不触及专制统治的底线。你可以骂科举不好，也可以为科举唱赞歌。因此现在还可看到古代许多批评科举的文字，不过这方面的言论在清朝末年被进一步放大了，以至于淹没了更为大量的肯定科举的言论。
为科举制平反，就是为考试选才机制平反。有科举制度造成很多问题，但没有科举制度则会出现更多的问题。科举是有不好的方面，而没有科举将会出现更坏的情况。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当然，考试选才往往无法考察德行，千百年来，人们对以德取士的追求此起彼伏，赓续不断，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科举时代多次废科举却行不通的史实说明了这一点，“文革”中推荐上大学导致走后门盛行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前些年保送高中生上大学异化为“送官不送民”的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科举历史与高考现实一再雄辩地说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
产生于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时代的科举制，从考试内容上说深含古代精神，具有某些过时的糟粕，然而从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形式上说，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这种平等择优的竞争方式具有超越帝制时代的生命力。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是因为有选拔人才的内在逻辑和普世价值在起作用。科举虽已废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停罢，仍适用于现代社会，而一千三百年科举考试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对当今的各种考试改革皆有参考价值。
2005年9月将迎来中国废止科举百年祭，我们应如何对待科举这份沉重而珍贵的文化遗产？韩国历史上也曾模仿中国，实行科举制长达九百余年，科举制在韩国社会上的影响甚至不亚于科举制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韩国在科举时代也有“近来科弊，难以毛举”的情况，但韩国人在1980年就已召开过以科举研究为主题的全国历史学大会。1994年，为了纪念韩国科举考试罢止一百周年，韩国曾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效仿李氏王朝的模拟科举考试，即在成均馆大学举行文科殿试，在全国应试的儒学“生员”中，分甲乙两科考取状元，放榜后还举行了“恩荣宴”和状元游行仪式。百年之后，韩国再现“科举盛况”的做法，是为了不让后人忘记祖先的文化遗产，不忘对考试和考试文化的继承。作为科举发源地的中国，在科举制废止一百年后的2005年，是到了纠正长期以来简单片面贬斥科举制的时候了。
注释：
〔1〕梁启超：《官制与官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8页。
〔2〕田建业等：《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3〕孙中山：《与刘成禺对话》，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5页。
〔4〕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页。
〔5〕耿志云：《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页。
〔6〕钱穆：《国史新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114～115页。
〔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8〕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9〕葛剑雄：《科举、考试与人才》，见《人才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第二届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265页。
〔10〕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11〕过常职：《唐代反科举思潮与科举考试的利弊》，《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12〕秦晖：《科举官僚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13〕蒋德海：《科举制在中国近代的遭遇》，《复旦学报》1996年第5期。
〔14〕王文元：《科举制、爆竹、花轿》，《文史天地》，2002年第11期。
〔15〕〔20〕W。A。P。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Edinburgh and London； 1896； pp。42～43；43。
〔16〕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17〕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18〕（元）脱脱：《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志》。
〔19〕（元）戴表元：《剡源集》卷八，《陈无逸诗序》。
〔21〕（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百一十三，《论逐路取人札子》。
〔22〕（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四十四，《礼部》三《选举·科场》。
〔23〕（明）徐三重：《采芹录》卷二。
〔24〕孙绍振：《废除全国统一高考体制》，《艺术·生活》1998年第6期。
〔25〕刘海峰：《知今通古看科举》，《教育研究》2003年第12期。
科举关防面面观
？ 李 兵
光绪三十一年的八月初四日（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废止科举制度，距今年恰好是一百年的时间。但从清末开始，科举制度的合理因素都淹没在学者和政治家的激愤言论之中，人们对科举制度的认识也一直呈现出明显的偏颇状态。为此，笔者在本文中重点介绍和评述历朝历代为保证科举选材的公正性而制定的各项关防制度，希望能借此让人们对科举制度的真实面目有更多的认识。
一、糊名与誊录制度的建立与推广
糊名在宋代常称为“弥封”，就是要把试卷卷首的考生姓名、籍贯和初定等第都要封住或者裁去，以防评卷官徇私作弊。糊名法创立于武则天即位初年，但没有在科举考试中普遍使用。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办法，得到宋太宗的采纳。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糊名法在省试中开始实行。采用糊名法以后宋真宗高兴地对宰臣王旦等说：“今岁举人颇以糊名考校为惧，然有艺者皆喜于尽公。”〔1〕
糊名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客观评卷、公正选拔人才。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说：“本朝进士，初亦如后制，兼采时望。真宗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但因为不再考虑考生平时的真实水平和道德表现，只重考试成绩不重品行，导致进士及第者也不一定是众望所归者的弊端。但是，从科举制度保证公正性的角度而言，糊名的优点是明显大于其局限性的。
北宋国子监学生郑獬的遭遇就与糊名直接相关。郑獬曾求学于湖南湘阴县的笙竹书院，后来成为国子监生。据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九记载，国子监选拔考生时，郑獬的成绩只排在第五位，心高气傲的他十分不满意自己的名次。按惯例，被录取的考生要向国子监祭酒写信表示感谢。而郑獬则在写给国子监祭酒的信中大发牢骚，宣称自己“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并将国子监祭酒比作劣等的驽马、挡路的顽石，而将自己比作千里马、巨鳌。国子监祭酒看了以后，暴跳如雷，恨得咬牙切齿。郑獬殿试时，考官恰恰就是那位国子监祭酒。这位考官发誓一定要让他落榜，因此他特地在众多的试卷中找到一份文笔极像郑獬的卷子，毫不犹豫地将这份试卷淘汰掉。但是阅卷完毕拆封以后，这位主考官发现被淘汰的试卷根本不是郑獬的，而郑獬则高中状元。糊名制度的实施是郑獬能逃脱国子监祭酒报复的关键，这也说明糊名是使科举制度走向公正的重要一步。
与糊名帮助郑獬一举成名不同的是，作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则因为糊名而名落孙山。据《鹤林玉露》记载：元祐中，苏轼主持礼部考试，他想让李廌考上。在举行考试之前，苏轼特地写了名为《刘向优于杨雄论》的文章送给他。苏轼托李廌的朋友将文章送往李家。而李廌恰好有事外出，他的仆人将苏轼的文章放在桌子。送书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