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智慧的火花-外国名作家轶事- 第2部分

　　名作家的笔名

　　法国小说家司汤达的真名叫亨利·贝尔，他一生用过109个笔名，最爱用的是“司汤达”这个笔名，为的是纪念作家本人在这个小城和一位美丽的德国姑娘的奇遇。他首次使用这个笔名的作品是1817年完成的旅行游记《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名字下面还附加了一行补充说明“法国骑兵军官”。

　　美国作家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1835—1910）的笔名是“马克·吐温”，这是密西西比河上的测水员常喊的号子，意思是“水深两　”，在这个深度，船只就能安全通过。克列门斯起这样一个笔名，是因为他曾经经过17个月的见习后，有过一段正式领航员的经历，用“马克·吐温”发表作品，为的是表示对自己领航生涯的终身敬意。

　　英国勃朗特三姐妹1845年合作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用的是一个十分男性化的笔名：贝尔三兄弟。这部诗集是三姐妹自费印刷的，共印了1000本，不过不幸的是，统共只卖出了两本。

　　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原名平井太郎，因推崇美国著名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这位侦探小说鼻祖而使用了这个笔名。这个笔名的日语读音就是“爱德加·伦坡”。有趣的是，他用“江户川蓝峰”的笔名发表第一篇侦探小说《石块的秘密》后，文坛反应十分冷淡，而改用“江户川乱步”发表《两个铜板》和《一张入场券》却受到了读者的青睐。

　　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犹太作家希莫尔·优赛福·查兹克斯的笔名“阿格农”源自于他的短篇小说《被遗弃的人》。在希伯莱语中，“被遗弃的人”的读音就是“阿格农”。早期的流浪生活使他常常以“被遗弃的人”自居，因此，他对这个词特别偏爱，后来干脆用这个词作了笔名。

　　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原名奥罗尔·杜班，最初，她与巴黎青年儒勒·桑多合作写小说，发表时用“儒勒·桑多”的名字。1832年，奥罗尔独自完成了长篇小说《印典娜》一书，桑多由于没有参加与小说写作，发表时坚决不肯署名。奥罗尔只好保留“桑”这个姓，另取一个男性的名字“乔治”。从此，“乔治·桑一就成了她的固定笔名，也成了她反抗传统偏见和陋习的象征。

　　莫里哀原名约翰·巴狄斯特·波克兰，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宫廷裱糊师家庭。父亲很看重儿子的前程，为他买了法学硕士文凭，弄到律师的资格，又把世袭权利过继到儿子名下，一心想让他跻身上流社会。但是，他在21岁（1643）时，因酷爱戏剧的强烈心愿爆发，突然宣布要从事“戏子”这种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贱业”，与父亲的意志发生了冲突。当时，演员为了不辱没家门，每每改用草木器物或乡土名字为自己艺名，他为自己起了“莫里哀”的艺名，这在法语里有“长春藤”的含意，意即要终身从事戏剧职业，他也以“莫里哀”作为发表剧本的笔名。

　　1971年10月21日下午一时半，在斯德哥尔摩办事处的办公室里，瑞典文学院的常任秘书与往年一样，向记者们宣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一名智利外交人员——名叫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在场的记者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何人。当他们终于知道这个马索阿尔托就是大名鼎鼎的聂鲁达时，才恍然大悟。

　　聂鲁达不愿用真实的名字发表作品，是因为他当铁路工人的父亲不希望有个写诗的儿子。为了不让父亲在报上看到他的诗作，有一次他读到了扬·聂鲁达的一篇小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表示自己的敬意和平息父亲的愤怒他用上了巴勃罗·聂鲁达这个名字。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一生写了50部以上的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所用的都是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这个响亮的名字，有趣的是，这个不用笔名的作家，晚年却有一个中国笔名：竺震旦。

　　1924年5月8日，泰戈尔64岁生日时他正在中国访问讲学，北京“讲学社”为他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祝寿活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由博学的梁启超为他取一个中国笔名。梁启超根据泰戈尔的全名中隐含的“太阳”和“雷”的意思引伸为“如日上升”和“如雷之震”，先取下了“震旦”两字，又依据中国古时称印度为“天竺”，定姓为“竺”。于是“竺震旦”这个笔名便问世了。

　　泰戈尔听完解释高兴得笑逐颜开，欣然接受了祝寿会赠予的由名家篆刻的“竺震旦”的大印章，认可了这个中国化的笔名。

　　名作家的创作

　　安步当车

　　诗人史蒂文森除了写诗，还在一家保险公司里工作。他每天早晨上班和黄昏上班都安步当车，即使刮大风下大雨都难得坐一次车。他这样做是有目的的：一边走路一边作诗。他身子左摇右摆而步伐缓慢地行进时，显然正在构思诗句。

　　作家吉尔回忆说，有一次他的亲人看见史蒂文森在她家门前走过，她看着他，只见这位诗人脚步越来越慢，后来还停了下来。他站在那里把身体摇了一两下，然后后退一步，犹豫一会儿，跟着便挺起胸膛大踏步前进。看他的样子，他似乎曾将一句诗再审读了一次，删掉了一个不满意的字，换上了一个更优美的，然后再续写了一句。

　　写诗的诀窍

　　一位诗歌爱好者向保加利亚著名诗人特奥多尔·特拉亚诺夫请教写诗的诀窍：“怎样才能写出好诗呢！”“1只雌鹫一次要生出3只蛋。它丢掉其中1只，只孵另外两只。待雏鸟出世后，雌鹫又只给其中一只哺食。以雌为师，则不愁写不出好诗！”诗人明确地回答道。

　　灵感与懒汉

　　有位青年很喜欢写诗，可他总写不出好诗。他埋怨灵感不登自己的大门。

　　一天，他走在路上时，偶然遇到了马雅柯夫斯基，这时诗人正一边走路，一边构思一首新诗。青年赶上前去，同马雅柯夫斯基搭话：“先生，听说您非常富于灵感，而我为什么总得不到呢！”诗人停下脚步，打量着这位青年，幽默地回答说：“噢，也许灵感不喜欢与懒汉交朋友吧。”

　　启发

　　托尔斯泰对普希金的小说极为推崇，甚至认为比他的诗歌还要好。当他创作　《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时，想了几十种开头都不满意。一天，他那　10岁的儿子谢辽沙给托尔斯泰的姑妈朗诵普希金的小说时，他顺手拿起书，刚念完第一句：“客人们纷纷来到别墅……”就赞不绝口地说：“写作就应当是这个样子，普希金是我们的老师……要是换个别人，就会先把客人和房描绘一番，而普希金却开门见山。”于是他象得到天启似的，立即跑回去又修改了《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妻子发觉了丈人和他们家从前的一个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暖昧关系……。”这就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真正开头。那句人人熟知的议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是托尔斯泰在正式出版时才加上去的。

　　最好的批评

　　果戈理（1809—1852）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对自己作品的苛求，有时不免使一些好的作品惨遭厄运。有一次，果戈理给诗人茹科夫斯基朗诵他刚写好的剧本。朗诵是在午饭后开始的，茹科夫斯基有午睡的习惯，难以改变，他一边听着果戈理朗读剧本，一边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而果戈理并不知道诗人有这个难以抗拒的习惯，还以为自己的剧本没有魁力，等他小睡一会儿后，果戈理说：“您瞧，瓦西里·安德烈耶维奇，我请您批评我的作品，现在你的瞌睡就是对它最好的批评。”说完就把手稿扔进了火光闪闪的壁炉里。次日，一个朋友向他问起这个剧本的事，里戈理只是摆了摆手。

　　从善如流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弗雷德里克·福赛斯走上专业作家道路以后有个习惯，每写完一部作品，总要先让6个人过目：他妻子、双亲、两位代理人和出版商。他认为，他父母代表一般读者的阅读水平，如果他们看不懂某一情节，就说明作品不够通俗、需要改写。如果他妻子感到某个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是脱离实际的，他就会改写部分情节或对话。最后，再由大家投票表决，假如4票赞成，就算通过；假如3票反对3票同意，那么由他自己投决定该书命运的1票。

　　巴尔扎克打官司

　　巴尔扎克习惯于在自已作品的清样上大幅度增删修改。他绝不允许未经他本人多次修改并最后审定就擅自刊印他的作品，为此，1836年引发了一场官司。

　　巴尔扎克和巴黎《两世界杂导》负责人布洛斯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由于巴尔扎克去奥地利和波兰旅行。他不以按期完成已在《两世界杂志》连载的一部小说的最后几章，他答应过布洛斯并且预支了稿酬的另一部小说也还没有动笔。这时，在旅途见闻刺激下，他开始创作《幽谷百合》，并给布洛斯寄去了该小说的一部分稿子。事有凑巧，当时俄国一家《外国语杂志》要求巴黎方面提供法国最新的文学作品，布洛斯同这家杂志订有合同，同意它刊登作家们送给《两世界杂志》和《巴黎杂志》的作品，布洛斯觉得巴尔扎克没有按期完稿，又欠了他的钱，便把《幽谷百合》一部分稿样送交给了《外国语杂志》发表。

　　巴尔扎克回到巴黎后，收到一份《外国语杂志》，见到有未经他同意和尚未修改的《幽谷百合》，愤怒到了极点。他觉得布洛斯是利用他的远行来欺负他，使他的名声受损，他象一头受伤的狮子，与布洛斯的交谊一刀两断，并向法院提出控告。

　　布洛斯操纵新闻界和文学界的一些人，包括一些颇知名的作家，向他抛掷各种肮脏的石块：歪曲地宣扬他的私生活，嘲笑他窃取了一个贵族的头衔，泄露他少年时代写的或与别人合作写的低劣作品，挖苦他怎样拖欠债务，等等。

　　但巴尔扎克没有屈服，他坚持要捍卫自己作品的纯洁性。毅然拒绝接受任何调停。最后法院裁决：一个作家如果缺乏兴趣或能力去按期完成他所许诺的作品，可以不赔偿一个出版家或编辑人；巴尔扎克付还从布洛斯手里预支的稿酬。至此，巴尔扎克获得了胜利。

　　但丁与铁匠

　　意大利中世纪著名诗人但丁（1265—1321）对自己的作品非常珍视，不许别人有半点歪曲和篡改。

　　有一天，但丁途经一家铁匠作坊门口，意外地听到里面的铁匠一边在打铁，一边唱着他的诗歌。但丁没有因为自己的诗歌被传唱而高兴，相反，他为铁匠任意缩短和加长自己的诗句而感到恼怒。他二话没说，径自走进那家作坊，随手拿起铁匠的锤子等工具，一件又一件地扔到了街上。铁匠气坏了。向他扑去，粗暴地质问说：“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但丁反问道：“你在干什么？”“我在干活，”铁匠说，“而你乱扔工具，使它们受到损坏。”

　　但丁说：“我不毁坏你的东西，那你就不要毁坏我的东西？”

　　铁匠茫然地问：“难道我破坏了你的什么吗？”

　　但丁答道：“你唱我的诗歌，却不按我写的去唱，你把我的作品破坏了。”

　　莫里哀的恼怒与信赖

　　有一次，王宫剧场正在上演《伪君子》，莫里哀坐在戏台旁边的厢房里，注视着台上的演出。这时，有个朋友来拜访他，莫里哀一边和他寒暄，一边注意着台上演出的情形。忽然，莫里哀神经质地大叫大嚷地骂个不绝：“畜生！刽子手！”同时不停地用两只拳头擂自己的脑袋。原来是他听到台上有个演员念错了几句台词，引得莫里哀如此恼怒和痛心！

　　莫里哀家中的女仆，在作家看来很有艺术鉴赏力，因而常常充当作家新作的第一读者，只要女仆不喜欢的地方，他就加以修改。有一次，莫里哀故意拿了一个别人写的剧本念给她听，她听了几句台词，就打断他说：“先生，这大概不是您写的剧本。”“维特热”的冷思考

　　德国文豪歌德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一出版就风靡整个欧洲。引起了一阵“维持势”：年轻人学习维特的打扮，以穿蓝上衣、黄背心、马裤和马靴为时髦，有人甚至模仿小说的主人公而自杀；自杀时也要穿“维特”装，把这本小说放在口袋里……以至莱比锡等地的政府作出规定，对出售这部小说的人课以罚款。

　　当时，拿破仑对这部小说也爱不释手，据说他读过7遍。歌德说拿破仑对这部小说“象刑事法官研究证据那样仔细研究过”。

　　尽管有如此巨大的反响，歌德并没有沾沾自喜而得意忘形。他鉴于自己的书使有的读者自杀，深感这种社会效果不好，再版时，他特意在卷首加了醒目的题诗，借主人公之口告诫读者：“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后尘！”

　　公猫和母猫

　　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善于收集创作素材。在彼得堡时，他结交了当时俄罗斯的著名演员史迁普金，和他过从甚密。每次史迁普金从莫斯科来，都要拜访果戈理，并且一定要在他家里住上几天。果戈理创作的很多素材都是他提供的。《旧式的地主》里有个情节，说的是主人公鲁里赫利亚·伊万诺夫娜如何把野猫的出现当成自己死期临近的预兆。这是史迁普金的祖母经历过的事，是史迁普金告诉果戈理的。有次史迁普金碰到果戈理，就这篇作品开玩笑道：“母猫可是我的呀！”“然而公猫是我的！”果戈理毫不示弱地玩笑着回答说。

　　准确的判断

　　1839年秋天，果戈理和他的一个朋友的一家人，一同从莫斯科出发到彼得堡去。当他们到托尔若克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记起了此地有名的肉饼。他们径直走进一家饭馆，指名要吃这种肉饼。半个小时后，肉饼做好后，外形和香味使人馋涎欲滴。于是便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忽然有人觉是有什么东西缠舌，从嘴里掏出几根淡黄色的头发丝。这情形真是滑稽可笑。大家各自检查自己盘中的肉饼，发现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