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的外国特权的负担日益沉重。不平等条约体制的不断扩大就表明了这一
点：通商口岸从1842年的五个增加到1911年的大约五十个；缔约列强各国
的侨民及其财产、贸易和工业都逐步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船只在中国水域
航行的范围，从沿海的炮舰扩大到行驶于主要河流的商轮上；不但在中国海
关，甚至在某些内地税卡、邮局和盐务官署都雇用了外国官员；传教士的活
动渗入到每一个省份和文教卫生部门。还有许多其他的特征，如190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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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在北京驻军，1911年以后海关收入先拨作偿付外债和赔款之用。这一切
都表明了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特殊影响。对近代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还
有什么能比这一切更能激起爱国的义愤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
外国的侵略就日益被称为“帝国主义”，并且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认为是必须
加以消除的国耻。
伴随着这个观点而来的还有另一种认识，即帝国主义在中国 之所以得
逞，是借助于中国人的弱点，这弱点不但在于军事方面，也在于精神方面，
也即中国人缺乏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这表现在他们为外国人工作，并且从
罪恶的鸦片贸易、贩卖苦力以及在沿海港口建立工业来剥削劳工的罪恶活动
中同外国人一起牟利。道德的堕落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在军阀的割据、地主的
自私自利、家庭第一的裙带关系等方面。中国的这一切弱点大多是根源于腐
朽的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即满洲人的异族朝廷、古代经典训练出来的陈
腐官吏、享有垄断较高文化知识特权的文人学者和剥削贫苦佃农的地主。所
有这些制度和积习的总和可以用“封建主义”一词来概括。
这样，在二十世纪，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对孪生兄弟就被认为是十九
世纪中国灾难的根源。在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些术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它们的阐述，就被用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在一个
农民依然占绝大多数并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日本的侵略记忆犹新
的广袤国度里，国内统治阶级和外国的侵略仍突出地成为过去遗留下来、而
今天仍然必须与之搏斗的两大罪魁祸首。
当中国运用帝国主义的概念时，它已被扩大了。回顾起来，从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中，帝国主义的作
用有增无已。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时起就活动
开了，这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列宁主义的金融—资本型的帝国主义的兴起要
早得多。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不但远溯到包括维多利亚早期商业扩
张时代的战争和炮舰外交，它还把帝国主义概念扩大到几乎包括十九世纪外
国与中国的一切形式的接触，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当作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
例。由于西方国家经常的侵略扩张活动在历史记载中是一目了然的，历史学
家一般认为有理由作出这一广泛的结论，即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
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欧洲的侵略扩
张和它后来的变种，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事实。
然而，我们这一卷既要重视现在，又要重视过去，因此，本卷的研究将
要再现生活在历史事件发生时的人们的观点、动机以及他们在历史上对这些
事件的理解。由于中国的历史观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了解中
国人当时的生活状况，同时还必须了解他们在旧秩序下的自我形象。一旦着
手进行这样的研究，帝国主义的形象就会被勾划出来。帝国主义从一种自外
部倾覆中国的单方面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且当今天对中国
和外部世界的这种相互作用进一步进行研究时，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就将分解
为种种因素和情况。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是个庞然大物，它各地的情况又千差万别。
由于它的幅员辽阔，它不易受到外来影响，并且对于与外国接触的反应也是
形形色色的和分散的，而不是一致的和集中的。总的说来，中国自给自足的
程度是非常高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它在国民经济中仍是一个比
较次要的部分。其次，清帝国由于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征服了伊犁，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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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图和广州分别成功地对付了俄国人和英国人，就建立起一道貌似强大的
军事防线。最后，在清朝统治下，具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几乎不能接受任
何外国的政治观念。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形成高度的自给自足。但是还有
另一个历史传统使得中国对外国的侵略反应迟钝，这就是蛮夷入侵的传统，
以及这些入侵的蛮夷被吸收或同化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
况。由于这个原因，拥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变成了一种超民族主义的体系，
它是不会轻易赏识外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感情的。
这样，一幅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图景就浮现了出来，它在十九世纪早期是
自给自足地专注于它自己的国内生活，而不能对西方的侵略做出敏捷的反
应。后来中国人与侵略者打交道时自有定见，就没有迁就外国的制度。例如，
清朝并未把对外贸易和外国的投资当成对国家有重要作用的事业而首先予以
关注。清政权主要关切的是维持它所统治的和赖以取得主要生计的农村社会
秩序。对外关系似是不关痛痒的事情。最初，西方人被认为事实上能纳入中
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之中而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只许他们在边远
地区活动，正象其他外国人过去曾经做过的那样。
幅员广大、自给自足、统治阶级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使
清帝国在与西方国家接触时毫无应变的准备。更确切地说，当这种接触在近
代成为事实时，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
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
为这种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正如改革
家梁启超后来在1896年所说：“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
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①
①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第1 册第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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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社会
有关这个传统社会的另一批需要阐明而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传统社会的
社会结构、其政府的行政机构和思想体系、以及它的经济发展。一种广泛的
假定是：这个传统社会建立了如此有效而均衡的思想和实践的结构，以致难
以对西方的接触产生富有革新精神的反应。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成熟”
可以从它的稳定性和它维持几乎类似生理学的体内平衡状态的能力中得到证
明。换句话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象滚雪球那样成了足以阻止改革的巨大力
量。结果便是一种强大的惰性，或者叫做坚持成法的顽固性，这是一种只许
在传统之内进行改变的倾向。这一关于中国有惰性和对外麻木不仁的看法，
还得到所谓文化自主观念的支持：这种观念认为，中国的方式方法是独特的，
它们之间互相呼应，因而对外部影响具有排他性。
诸如此类的浮泛观念，当然只是代替了深入的思考。它们无疑显示了我
们今天知识浅薄的程度。可是，如果要让非历史学家懂得历史，就必须运用
一般的概念。包括1800年前后中国的一般情况和典章制度在内的一幅中国国
家和社会的真实图景，是形成一般概念的必要前提。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
过了三亿，几乎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两倍，同时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的
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也远远超过了欧洲。
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体制的惰性明显地表现在各个阶层中，即表现
在乡、镇上的老百姓中，表现在左右着地方事务的地方上层或“绅士”的名
门大户中，表现在从地方官员直到北京宫廷的帝国政府的各级官吏中，以及
表现在高居于这个人类活动舞台之巅的君主政体中。这个中国人的世界（“天
下”）被认为是非常统一的、具有共性的和能长期延续的，而且在很大程度
上也确实如此。
帝国的统一是中国文明的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同时它也是一件使人关注
的大事，因为统一意味着和平。可是帝国的巨大幅员和各地的差异却时常助
长分裂。十八个省份被自然条件分割成若干彼此隔离，但却有着明显特征的
区域，各地区又都是相对地自给自足。例如山西省的中部太原平原和汾河流
域，便是两面傍山，两面以黄河为界。灌溉条件良好的四川大盆地四面为群
山所环绕，它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交通主要是通过长江的峡谷。位于西南的云
南省便是一个与国家其他地区难以往来的高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
湖南、湖北两省这几个大粮仓，都各自为地方政权提供了基础。外国人在二
十世纪所称的南满，即十九世纪中国人所称的辽东，则是又一个地方权力的
根据地。满人建立的清 朝在1644年夺取长城以南以前，就是在那里逐步建
立起自己的力量的。
此外，中国从南到北延伸得如此辽远，气候的差异使得南北两地的生活
方式迥然有别。在南部和东南部，夏季大量的季节风雨有利于双季稻的生长。
反之，西北边塞地区雨量稀少而又变化无常，使当地人民经常面临饥饿的威
胁。生活在干旱地区的北方农民，可以住在夯实的土筑墙或者用简陋的土坯
砌成的茅屋里，而住在多雨地区的南方农民，则必须用在窑里焙烧过的砖和
瓦盖房。他们为了防雨和挡太阳，穿的是草鞋木屐，而不是布鞋；戴的是宽
大的斗笠，而不是北方那种带有护耳帽边的防寒皮帽。南方的运输大多靠水
道，或者另外在不能行车的石头铺的路上进行。扁担、手推车和小毛驴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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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但是在北方典型的运输工具却是在土路上运行的两轮车，它往往会陷
在被风刮起来的几英尺厚的黄土之中。尤为明显的是南北景物迥异：在辽阔
的华北平原上，周围筑墙以防御骑兵突袭的村庄星罗棋布；在典型的华南山
乡，骑兵就无用武之地，农村可以以更小的规模，更广泛地分布于茂密葱郁
的林荫之中。由于种植水稻比种旱地作物产量更高，所以中国南方的口粮标
①
准较高，同时在这里的务农人口中有着更加发达的地主所有制和租佃关系。
以精耕细作的农业、严密组织的家庭生活和官僚化的行政机构为其特
征，中国这一逐渐扩展的文明就赋予整个国家从南到北、自西徂东以一种内
在的共性。也许在居统治地位的上层分子的意识中，这种共性比一个社会学
家在实际中所发现的共性还要大。然而，它一般说来只是一种假设。有如政
治上的统一一样，文化上的共性也是中国伟大的社会神话之一，因为无非想
用它证明儒家生活方式的普遍存在。因此，各地区的差异和地方风俗习惯的
各种形式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因为把中国广大的国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
究，历来成为风气，今天依然如此。
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共同性的观念，是中国生活方式从史前新
石器时代就不间断地延续下来的那种异乎寻常的连续性造成的。由各个家族
在定居的村落里从事的锄耕农业，于公元前五千年在靠近黄河河套的渭河流
域 （如西安郊外的半坡村遗址）就出现了。虽然军人统治者们不时入侵，但
中国的乡村生活从那时起，就以一种社会的和技术的突变似乎都不能打断的
连续性稳步地向前发展。维护村社的和平和秩序，一直是中国的统治阶级（与
军人们同样古老）所特别关切的事情。它经过历代王朝逐步建立了一套复杂
的官僚政治机构。直到1800年以后为止，这个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
国，就是这样保持着一个比欧洲的商业—军事社会更加古老、也与它大相径
庭的社会体制。包括运用暴力在内的个人才能和进取心，在中国农业社会里
没有被培养出来，但在欧洲人的航海技术、好战精神、探险和海外移民活动
中，却已蔚然成风了。
我们可以想象，到1800年时，至少占人口五分之四的普通农民在对亲属
的义务、尽职责、讲礼貌和社交等方面都受到良好教育而成为有教养的人，
但他们又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因此，他们在生活中不太信奉儒家的性理之学，
反而信守民间传说、迷信和道教佛教仪式。作为农民，他们大多数与大自然
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习惯于大自然的美景，但也为眼病、皮肤病以及肠
道寄生虫病这些流行性疾病所苦。作为老百姓，他们充分意识到统治的上层
人物及其特权，但却很少亲眼看到这些人。他们主要地被吸引在自己的以农
村和集市为中心的村社中了。
普通村子大约有百户人家，不能构成集市，也不能自给自 足。村社的真
正中心在集镇上，镇当然不超过两三英里远，步行可达，在赶集时使家庭成
员可以在当天往返。集镇的集日一般以十天为一个周期，相邻的集镇则相互
配合，把集日错开：比如说，有的集镇在三、六、八日赶集，有的小镇则在
二、四、七、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