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和与地方势力合作共事。他首先起用的是在南京当过他的助手的那些属
员。他在广州谈判时最得力的助手是黄恩彤，此人是中方参加附粘和约谈判
的主要人物，他曾通过正常仕途升任南京盐运使，并于1842年为南京按察使
① 关于翻译的文件，见斯威舍：《1841—1861 年中美关系研究》。关于顾盛的谈判，见古利克：《伯驾与
中国的开放》，第8 章；丁名楠等：《第一次鸦片战争》，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Ⅰ（1954
年7 月），第114—142 页，特别是143—146 页。
① 格罗士…阿肖夫：《耆英和拉萼尼的谈判》，第74 页。确切的报道见魏景星 （音）的《1842—1846 年法
国在中国的传教政策》，第305 页。
② 关于这次流产的海军改革，见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1839—1895 年》，第2 章；吕实强：《中
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16—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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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和代 理布政使；1845年他出任广东巡抚。 其他一些南京随员则被派往上
海、宁波任道台。在厦门的新式人物是福建省布政使徐继畬（后来任巡抚），
此人是个学者，那时开始根据西方资料编辑一部附有44张西式地图的新的世
界地理书《瀛环志略》。徐继畬是1826年的进士，在翰林院工作过十年，深
受安抚政策的主要拟订者穆彰阿的赏识。他在战争时期是福建省的一名道
台，后来于1842年春被任命为广州按察使，在广州他与同窗黄恩彤 （也是
1826年进士）共事过一段时间。徐继畬于1843年调回福建，因此利用与领
事及传教士正式接触的机会而获得了许多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虽然他这本
1848年编成的书较之魏源的《海国图志》更为简明和精确，但它在十九世纪
六十年代才流行起来；那时作者于退隐中被重新起用而进入了北京新设立的
总理衙门。②
这些人因为与外国人办交涉的特殊才能而被选用，他们在通商口岸处于
调解人的地位，就象参加南京谈判的清方谈判者那样。他们是两姑之间难为
妇，要冒着很大的风险和外国人打交道，所以多次为此最后吃了苦头。象后
来西方的“中国通”一样，这些深谙夷情的人确是一些能够对外国文化中的
民俗学进行考察和挖掘的人才。中国人对“蛮夷之性”的看法是以亚洲腹地
的长期经验为背景的，他们认为：蛮夷天性难测，也的确“莫可测其高深”。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蛮夷贪婪成性，无往而不牟利，另一方面，蛮夷
也确是天性狡诈，没有按文明之道待人接物的修养。他们真是“犬羊之性”。
英国人强调贸易，这表明他们极尽本末倒置之能事——“盖夷人重商而轻官，
凡欲举事，必先谋之众商。”这是因为整个英国“均赖众商贸易以为生。上
①
下交征利，不求物质所得者盖寡”。这种粗鄙显示出他们道德低下，但同
时也暴露出英人可以受羁縻的弱点。第一批条约就这样被理性化为实现羁縻
的手段。虽然英国人的贸易利益在条约口岸日见巩固，但这种利益仍可看成
是随时可能丧失的东西，因此只要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就可使外国人就范—
—这是一种多么十全十美的理论！但可惜中国缺少必要的实力基础。
在新口岸驯服外国入侵者似乎较为可行，因为中国这个万方共主之国还
没有在精神上被击败。这些化外蛮夷在清朝官方文件中依旧有时被称为“英
逆”，即他们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成员，却又是这个世界秩序的破
②
坏者。他们进一步诉诸暴力将是“犯顺”。条约口岸制度首先确实不是强加
给中国的，而是实际上一开始就在这里成长起来的。新条约的规定中关于通
商口岸有居留和贸易区域、有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的条款等等，这些都是
中国传统的继续，作为制度，它们并没有与旧习惯发生抵触。何况在十九世
纪四十年代当港口刚开放时，朝贡使节继续来到北京：朝鲜每年一次；琉球
前后来了七次；越南和暹罗各来了三次。所有朝贡的礼仪及其记载都详尽无
遗地保留了下来，其中包括蒙古和亚洲腹地的其他王公贵族通过理藩院所表
示的臣服之诚在内。今天回顾起来，鸦片战争也许可以看作是一场灾祸；但
当时却不是如此记载的。当1844年一个法国人留在琉球，1847年一个行医
① 陈鍫：《黄恩彤与鸦片战后外交》，载《史学年报》，卷3 第2 期 （1940 年12 月）。
② 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 年的地理学》。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 第24 页。
② 例如见耆英对地方官吏下达的求和之札，1842 年5 月20 日，文件145，载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
研究史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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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国传教士在那里定居的时候，琉球国王就抱怨起来，清帝对此作了训示，
他说道：“佛英二国，不应扰我属国”，“若不为之弭止惊扰，殊无抚驭外
①
藩之 意。” 然而北京现在已没有力量维护这种古老的观念了。这些话仍被
继续记载下来，但它们的功效却已成了过往烟云。
① 费正清：《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条约制度》，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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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的外侨团体
在外国人眼里，条约口岸在新的边疆地区——不是未开发的边疆，而是
人烟稠密的文明边疆——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和日益扩大的社会。前几代的西
方贸易商已把这些港口选定为打进中国商业渠道的潜在地点。厦门与宁波在
十六世纪已为葡萄牙人所熟悉。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广州和
上海却是主要的口岸，而位于这两地之间的另外三个地方不过是前哨地点而
已。在订约后的头十年中，厦门的外侨约在二十五人左右，福州和宁波各有
十二人左右。分散在港口外的鸦片接受站的人数就更不多了。早就建立起来
的贸易中心广州大约有三百个外侨，但是广州是两广的首府，那里住有许多
官吏和世家大族，它是政府威信和地方爱国主义的象征，抗御外人和防守本
地的能力比上海要大得多。外国势力增长的真正中心是在长江口上。上海在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已有十二个商行和一百名左右的外国人。到五十年
代中期则发展到了七十个商行和三百多名外国居民 （不计家眷），并有八个
领事馆和三十六名新教传教士。②
在各个口岸，外国侨民团体集中于前滩或沿江马路一带，装载的货物由
此转卸到外国商行所在地段内的货栈。每个外侨团体都设在中国本地城市外
围的背水之处，使之能从水上获得援助，也能对陆地作某些防御。英国领事
们早就要求有权在有城墙的城市里所租借的领事馆建筑物上升起国旗，而且
除广州外，其它各地都达到了这个目的。但在厦门，外国居留地实际上是设
在海港内的鼓浪屿；在福州是设在闽江上的中州岛上；在宁波则是设在城关
一条小河的对岸上。当外国人在上海城关以北黄浦江岸定居时，他们住在两
条支流之间，而在靠内陆的一侧的边缘，他们又开凿了另一条被称为洋泾浜
的小河。
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条约口岸总计大约有五百名外国人，他们的工作
主要在将近两百个商行里（其中既有从事本地各种业务的商行，也有从事国
际贸易的商行）。男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女人。其中半数来自英伦三岛，另
外四分之一来自印度 （包括印度祆教徒），总计这些外国人中来自英帝国者
达四分之三。美国人数目上少些，然而他们的航运业仅次于英国，他们在上
海的贸易量几乎达到一半。1849年6月航海法的废除，使美国船只可以直接
把货物运到英国，或者在英国各殖民地之间运货，因此到1850年1月1日以
后，美国快船就在茶叶输往伦敦的业务方面同英国展开了竞争。
基督教传教士团体在数量上只是中国这个舞台上的配角，但它们对外国
侨民团体的贡献，无论在精神或知识方面，都是不可忽视的。受到法国鼓励
的天主教传教士，稳步地、静悄悄地在内地主要中心恢复了他们的位置，甚
至还发展了他们的宗教信徒。1839年在中国就有将近三十名天主教传教士，
其中一半属于遣使会修士，一半属于巴黎外方传教会：这三十人差不多都是
法国人。十人在澳门，此地是训练、供应和联络的主要基地。十人在四川，
三人在江西，三人在湖北，其余的则在福建和蒙古，与当地教徒相处在一起。
象某些新教教徒一样，他们偶尔也乘鸦片船在沿海通行。到1845年，在中国
② 梅耶等编： 《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第364 页。关于早期的通商口岸，见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
系史》，第1 卷；以及费正清： 《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关于全面的数字，见严中平的《中国近代经
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41—48 页 （商埠），第49—56 页 （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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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七十六名欧洲天主教传教 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上海再次活跃起来。但
直到1839年，第一批新教徒还只有十二名教士，在鸦片战争后仍旧被限制在
条约口岸内。同穿着汉服、过着中国式生活而深入到中国内地的天主教神甫
相比，这批典型的新教教徒带有家眷，并保持着许多西方生活方式。天主教
会由于在中国具有劝人信教的长期经验，所以已经学会了许多中国方式。同
时它也比新教更加专心致志于拯救灵魂，建立信徒之家和宗教社团，不大注
意行医和教育，以之作为劝人改奉基督教的手段。保持更多个人主义色彩的
新教徒带来了更多的物质文化，也与外侨团体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这到头来
使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更具破坏性。
条约口岸的居留地是外部世界伸向中国沿海边疆的据点，它们依靠的交
通几乎就象当时美国西部边区村落依赖小马快递邮车和商队小道那样。不过
中国沿海交通几乎全部靠海运。由英国经跨越苏伊士地峡的这条“陆路”的
邮件要花两、三个月时间，但比起从大西洋岸本国绕过好望角或合恩角的四
个月航程则缩短了一个月。“半岛和东方轮运公司”的明轮轮船不久又缩短
了这段航程。轮船邮件从1845年开始运送到香港，1850年开始运到上海。
然而，当时是快速轮船的伟大时代；在中国沿海的那些鸦片快船经常定期地
向鸦片接受站供货，这时它们既载运邮件，也载运旅客到条约口岸，更不用
说载运香港来的新闻报纸，以及1850年以后载运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了。
居住在小一些的条约口岸的外侨，觉得鸦片船船长真是他们兑换钱票的最好
中介人。
已经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英国政府，是创立条约口岸结构的积极参与
者。然而中英贸易有它自身的推动力，每一港口的英 国领事都感到自己赶不
上新的商业发展形势。根据条约，他们担负着正式的领导职务，但是以西方
的贸易和文明（两者被认为是不能区分的）的名义向中国的旧制度发动进攻
的，实际上是商人和领事人员的联合行动。
领导英国商界的是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这两个互相竞争的商号，它们的
鸦片船船长曾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携手合作，由两家共同把持贩毒的垄断
权。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波士顿的旗昌洋行。这三家公司不论在鸦片
贸易方面或合法的条约港口贸易方面都从事着范围广泛的活动：它们发展自
己的快船船队和银行及保险业务，也发展堆栈甚至船坞等大的港口设备。这
种生产能力及其资本积累很快就使得它们在当地向不动产和消费品工业方面
进行投资。
在国际贸易方面，一些小商行的经营范围就不那么广。这些在中国的代
理行给它们的国外委托商提供市场情报，以寻求对船货投资的风险资本 （即
投入资本），在这项业务中，代理行只通过向客户收取托运的往来货物的佣
金获利。委托商本人和代理商的赢利不仅取决于中国和国外市场的可能性及
所有竞争者的反应，也取决于兑换率的涨落，最主要的是金、银之间兑换率
的涨落，而且在中国还特别涉及各种各样的计算单位。数量少而币值过高的
在西班牙美洲通用的银洋1853年在广州为墨西哥银元所取代；1857年，上
海商人又完全放弃了铸币而采用上海银两制——一种用银锭付款的计算单
① 费伊：《鸦片战争时期的法国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载《现代亚洲研究》，卷42 （1970 年），第115—128
页。又费伊：《1840—1842 年的鸦片战争》，第8 章第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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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兑换业务只有在外国人同中国人的密切合作下才能进行。
怡和洋行里不仅分设常驻股东的“高级餐厅”及英籍职员与助手的“低
级餐厅”，而且还有中国买办、钱币兑换人及许多佣人的办公室及住处。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