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察哈尔和满洲的少数骑兵。③
1856至1859年的三年中，捻军巩固了淮河支流浍河和沙河之间的地区、
清军只能守住亳州、蒙城及太和三个主要城市，捻军农村根据地约四千平方
英里。村长都放弃了以前的民团官衔，改称“圩主”。捻军在自己的组织内
称村社领袖为“堂主”，军事头目为“旗主”。看来他们并没有多层的等级
政治。只是在堂主和旗主的称号前冠以“大”或“小”字，来主要表示所掌
①
握权力的大小。捻军“旗主”定期召集亲捻军的村社领袖开会。各人要保证
本村社为征讨提供人马。征战的全部缴获在事后进行分配，捻军头目得其中
的大部分（有人说取其一半），剩下的分配给每人一份，每匹马得两份。然
后为“装旗”而聚集欢宴。聚会时设台演戏，摆宴庆功，接着可能又去进行
冒险活动。
研究1863年以前捻军的最严谨的史学家江地认为，捻军领袖各自为战，
这反映了这个运动内在的不团结现象。各大首领都选择具体地区进行冒险活
① 邓永康：《1853—1863 年山东的地方防卫组织：从忠君到叛乱》。又见李棠阶（1882 年）和孟传铸（1910）
著作，转载于范文澜等编：《捻军》，第6 册第171—172、300—303 页。
②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5 第1 页。
③ 袁甲三：《端敏公集·奏议》，卷3 第40、51、55—56 页；卷4 第12 页；卷8 第2、4、14—15、19—20、
36、42、51 页；《函牍》，卷1 第9、12、16、19、27 页。
① 商人之子柳堂对捻军的家庭生活、捻军的道德以及纪律和组织作了详细叙述。此人于1858 年在雉河附近
被架走；见范文澜编： 《捻军》，第1 册第348—3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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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张乐行尽管称为“盟主”，不但只能控制极少数头目，而且在1856至
1862年这六年中他宁愿留在捻军根据地以外；我们只知道，他仅在1858年
回老家逗留过短暂时期。
张乐行不但希望夺取和固守城市，而且能够做到这点，象这样的人在捻
军领袖中为数甚少。他之能攻善守，也许可以从下面这件事得到说明：他与
龚得（传奇式的捻军领袖和有名的盲人，但却是卓越的战略家）选择了与具
有围城战丰富经验的太平军结盟的道路。张乐行自己的部队在1857年3月1
日设法夺取了淮河的要冲三河尖。此时正在为巩固自己在长江以北的地盘而
斗争的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立即访问了他。张、龚二人为太平军守卫
淮河以南约五十英里的六安达九个月之久。但在1858年中，张乐行及其盟军
在太平军的帮助下，夺取了淮北的大城市怀远以及洪泽湖附近的一批大城镇
（它们控制着来回于苏北和安徽之间的私盐贩子必经的水道）。张乐行可能
在1858年至1860年初期控制这个地区的时期发了大财。他从太平军那里取
得“征北主将”的称号，不过他似乎到1861年才得到“沃王”爵位，这时他
仍占有淮河的一个主要城市定远。张乐行从皖北保护了南京的外围，对太平
军来说其贡献是非常宝贵的，虽然太平军仍公开期待他作出更多的贡献。李
①
秀成在1864年的“自述”中抱怨张乐行“听封而不能听调用”。
虽然捻军只在一定程度上与太平军合作，却在地方团练领袖中树立了反
清叛逆行为的榜样。最惹人注目的要算小绅士和恶棍苗沛霖的事例了，此人
在 1863年死去前，终于在淮河中部地区指挥了一支甚至比捻军还强大的叛
军。苗沛霖是捻军根据地正南的凤台的一名生员，在1856年崭露头角而成为
该地的“联总”，并且很快争得了向城内及其周围地区征税（包括田赋和厘
金）的大权。他在清廷和捻军之间采取了骑墙姿态，拥有足以威胁利诱许多
圩主与他结盟的财富和力量。他派人在各要地成立“团练局”。他象捻军一
样，对支持他的军队标以各色旗帜。到1857年，苗沛霖已“连圩数十，拥众
数千”。于是他决定与清廷的将领（尤其是胜保）交往。他受封负责四川“川
北道”后，就排挤捻军，自扩地盘，并帮助袁甲三。但苗沛霖对袁甲三保举
他为有名无实的名誉布政使之职表示不满。1860年10月前后当他知道咸丰
帝已逃往热河以及太平军已占领江苏省东南部大部分土地时，就自认为是富
饶的两淮区的主宰。他在致袁甲三和安徽省巡抚的信中声称：他手下有编成
“五旗十四营”的练军十万人以上；他打算占领巡抚的行营所在地寿州；他
①
要求，“两淮盐卡，霖请私焉”。12月份，他夺取了淮河的官船，公开表
示对清廷权威的藐视。1861年3月，他写信给太平军的“英王”陈玉成表示
友好。经与袁甲三和安徽巡抚的长期谈判，他获准管理淮河的厘卡。但他在
1861年10月还是占领了寿州。
在这一年更早的时候，苗沛霖已经接受太平军新封的“奏王”爵位，并
且已经停止与捻军作战。但清廷自湘军在1861年9月夺取安庆后，已经时来
运转。1862年3月，苗沛霖又赢得了他的老恩主胜保的“友情”，并在5月
初再次反对太平军和捻军。5月15日当毫无戒心的陈玉成经过他的寿州的新
根据地时，在城门口受到隆重的欢迎，但旋即被捕解交清廷官员。张乐行虽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特别是第130—134 页。又见第97、105—107 页。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的
张乐行的檄文和“自述”（1863）收于《光明日报》（1962 年10 月10 日）马汝珩和刘守诒的一篇文章中。
① 张瑞墀：《两淮勘乱记》，载范文澜编：《捻军》，第1 册第288、2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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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盗匪，但至少始终如一，苗沛霖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军阀：一个毫
无原则的武夫，能随时与任何人结盟，并以制造分裂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当张乐行和龚得沉溺于淮河的城市时，捻军其他大首领却留守着老巢，
不时骚扰邻近诸省，特别在最初就向河南远征。由于他们部队的骑术不断提
高，又不善于围攻有高大的砖石城墙保护的城市，所以就满足于掠夺繁荣的
集市。可是，捻军运动恰恰在集市这一层结构上，才能够蔓延扩大。潜藏的
心怀不满的集团早就存在了，如集体抗税的农民、匪帮和异端教门。对捻军
侵袭所造成的动乱，官府督办的民间地方武装是可以对付的。特别在河南，
地方的自卫组织有时称为“联庄会”，它们的领袖是农民土地拥有者，不受
官方和绅士的监督，因而其形式与典型的团练不同。在1853年太平军北伐时
期，联庄会已经兴起。但当太平军 的威胁刚消除，它们就转脸反对地方政府，
要求减征赋税和浮收，并杀害前来“催税”的衙役。被武装起来对付太平军
的村民，常进县城攻打监狱。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这种“抗官杀差”
的行动扩大到了河南二十多个县。
捻军在 1855年搞联合组织后的第一次远征是入侵归德周围的富饶的河
南集市。在归途中，他们的战利品（包括马匹和装在大车上的财物）组成的
车队长达许多英里。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捻军的远征渗入河南中部并迫
近黄河。到1859年10月，“皖匪”（捻军的另一别名）已经离河南省府开
①
封不到三十英里。1861年9月，他们迫近古都洛阳。这些长途远征主要是
骑兵袭扰，通过夺取 （甚至购买）官马，又反过来壮大捻军的骑兵。
捻军对河南境内的侵扰不但鼓励了抗税，也助长了盗匪活动。许多地方
的盗匪也普遍自称为捻，这主要表示自己是已组织起来的集团。1856年，在
河南中部横跨六个县的角子山中，五股捻军组成了大联合，开始时不到二百
五十人。他们的头目中有的有着吸引人的外号，如“张蝙蝠”、“于和尚”
和“李大黑脸”等。他们护送私盐，常常光临集市的富户抢劫和吃喝，有时
态度并不凶恶。一年之内这个联合即达到一万人，根据地约有三千平方英里。
不久约有八百名逃亡的矿工由于正被官兵追捕 （因为要他们再为已经关闭的
银矿干活），也加入了这伙农民出身的盗匪。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角子山
各股盗匪未能取得安徽捻军的帮助。官兵在1858年击败了他们。
1860至1861年，河南爆发了一次由陈大喜领导的声势浩大的捻军运动，
此人原来是官办乡勇中的一名下级军官。他在老家汝阳当地方团练头目时，
加固了自己的圩寨，然后开始抢掠附近的集市。到1861年年中，汝阳与附近
三个县的几百个圩寨已经效忠于他。陈大喜在很大程度上幸亏拥有数千名骑
兵，所以经得起官兵的一切攻击。他自由地在各州府之间流窜，并接受在河
南省的安徽捻军的援助。他与张乐行的侄子和未来的捻军大头目张宗禹建立
了牢固的友谊，并在1863年与后者联合。
捻军还重新激起了隐忍待发的白莲教式的不满情绪。1858年，在安徽西
北近河南界的颍州 （今阜阳）首先爆发了这样的叛乱：有一个名叫王庭桢的
人自称“顺天军师”，在那里“以妖言布散”，其徒众“服色诡异”。在河
南东部的一些村庄和集市中出现了一支约有五千人的教派军队，里面还有穿
鲜红上衣的骑兵，这些人手舞“飞刀”，号称无敌。但在1858年4月，这次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99—101 页；关于捻军的各次战斗，见第188—238 页大事记。尹耕云等
编：《豫军纪略》，卷2。2 第8 页；卷2。4 第1 页；卷6。2 第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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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五个月的起义被德楞额率军打垮。
1861年，一次具有白莲教传统的新的教派叛乱在归德以东约十五英里的
一座圩寨要塞中爆发。为首的名郜永清，出生在一个信奉邪教的家庭；他父
亲和祖父都因行左道旁门而被处决。他此时预言“大劫”临头，但他扬言他
能帮助其信徒脱灾免祸，因为他代表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在他的信徒中，有
的是河南的盗匪，还有一人是安徽的捻军首领刘玉渊（刘狗）。郜永清准备
围攻归德，但强大的地方官军反而攻破了他的坚固的根据地金楼寨，他也被
杀死。但郜永清弟兄的遗孀郜姚氏仍按照白莲教的传统方式继续叛乱。金楼
寨被收复，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直到1862年3月才在一片炮火中被镇压
下去。①
虽然捻军从1855年起已经激起了河南的几次起义，但他们发现难以大批
进入山东，这是因为在皖、苏、鲁交界区集结着袁甲三等人率领的清军。但
在1860年10月，据说有七万人连同一万多匹马分多股突入山东省，席卷了
四个府，掠夺了二十个县，自西南端的曹县起，往北几乎远达黄河新河道的
①
各地。在运河以东，这些安徽的掠夺者在孔子故地曲阜遇到强烈的抵抗，但
大批人马围攻了宁阳和郓城，这两个重要城市在侧面护卫着鲁南运河的战略
要冲济宁。
1860年更早的时候，清廷任命户部侍郎杜■为负责山东地方防务的特派
大臣，与顺天府丞毛昶熙在河南所任的职务一样。但山东出现的危机以及直
隶南部盗匪猖獗的局势，促使清帝在11月5日（这时甚至在英军撤离北京之
前）特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以尽快对付山东和河南的捻军。12月中旬，这
位蒙古亲王率领三千五百名骑兵、两万名八旗军的步兵和五千名绿营军开到
济宁。但在12月26日的第一次作战中，他的军队在济宁以西约三十英里之
处被击溃。其他的挫折接踵而至。捻军威胁着省府济南，并且往东进入山东
半岛而到达商埠芝罘附近。钦差大臣没有追击他们，因为他必须对付一些发
展迅速的地方叛乱。小土地拥有者在山东农业中占统治地位，异端的教派和
盗匪反抗官府的传统十分强固，那些住在偏僻的山区或住在因十九世纪五十
年代初黄河大改道而造成的沼泽地带的农民在战术上是机动灵活的。农民的
不满可以很快地被煽动起来，因为山东的赋税已经增加，可是收成则由于自
然灾害而减少了。②
以济宁以东不到三十英里的邹县为中心，又爆发了一次有宗教背景的顽
强的叛乱。几十个山村早已成了白莲教残余的避难地。首领名宋继朋，他的
故乡是白莲池。他的教派公开以文贤教这一名称作掩护，吸收了许多不识字
的教徒，他们口头上传布佛经咒语和经文。宋继朋以能治病闻名。他们在夜
间集会中，宣讲和奉行秘传的礼节。1853年后的一段时期，他通过其信徒（其
中有两名小绅士，一个是廪生，一个是监生）控制了许多民团组织。宋继朋
宣布其年号为“天纵”，对其教派的头目都封官赐爵。后来，当他们被清军
① 关于这些叛乱事例，见《豫军纪略》，卷3。3 第2 — 4、16 页；卷3。4 第2、4 页；卷3。5 第6 页。又见卷
4。9 第1、6、10—11 页；卷4。10 第1 — 3、21 页；卷4。11 第4 — 6 页。又见卷2。3 第1 — 2、3 — 4、5、7 页。
又见卷2。5 第1、3 — 4、5 页。
① 奕訢等编：《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