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刘向、刘歆的学术活动刘向、刘歆在政治上的各异，在学术上也有所反映，但他们父子在学术上基本是子承父业。
刘向、刘歆的神学思想刘向早年得《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响。继又参与石渠阁的五经讲论，濡染于今文经学活动。他后来论历代兴革、国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学者的派头，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作为论证的依据。元帝时，他上封事，论舜及文武周公时的祥瑞和幽厉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时上封事，论宗周以来大臣操持国柄之危国，借“王氏外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之异，申言“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这表明刘向的历史观是神学的历史观。他这种思想反映了西汉晚年大权旁落、皇族失势的悲观情绪。
《汉书·五行志》保存了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君夫人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这不只是刘向政治立场在学术上的反映，这并且是有意地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汉书·五行志》也保存了刘歆论《洪范五行传》的材料，约七十三条，尽管论述的对象基本上都在刘向曾经论述的范围内但没有一条的具体论述是跟刘向相同的。这也由于刘歆的政治态度跟父亲不同，在学术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刘氏父子学术见解的不同，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反映。
刘向虽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但认为“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可以“刘氏长安，不失社稷”。这就等于说天命还是可以人力为转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时期。在刘歆的遗文里，就看不到这样的说法了。依《汉书·律历志》所保存下来《三统历谱》的材料来看，历代的兴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按照这样的顺序，王莽以土德继汉的火德，就应该是当然的①。王莽在死到临头时就还这样说：“天生德于予，汉兵有如予何！”
当刘向校订皇家藏书的时候，却很少运用这种神学历史观，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态度。
在经学上，刘向治《春秋榖梁传》，参与石渠阁讲论，刘歆治《左传》，坚持立《左传》于学官。《榖梁传》属于今文经学，《左传》属于古文经学。从经学派别来看，父子二人是对立的。
古今典籍的校雠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 年），刘向奉命校古今典籍，把它们分成六类，由他负责经传、诸子、诗赋三类，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① 班固在《律历志》里没有明文写出这一点来。《王莽传·赞》说王莽是“余分闰位”。这是东汉人的说法，应与《三统历谱》的精神不同。
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过一书，“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他作了这个工作约二十年之久，刘歆在他死后奉命完成了未竟之业。刘歆把父亲的叙录，按照典籍的分类，分别概括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另加辑略，成为《七略》一书②。刘向的叙录后来别辑成书，称为《七略别录》。
依现存《别录》零篇和《汉书·艺文志》所删存《七略》的材料来看，刘氏父子在思想上，第一，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先秦评论学术流别者，多以学术思想接近的学者并举，不称学派。孟子和韩非始并称“杨墨”或“儒墨”。司马谈始区别六家，加以评论。刘氏父子增六家为十家九流，作为诸子一类。另外又分诸子以外的典籍为五类。他们把皇家藏书定为六类、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多篇。他们在总的分类上是按着皇室进行统治的需要来安排次第的。六艺、诸子和诗赋都是属于文治方面的，列在最前。兵书属于武备，列于其后。术数和方技，或在统治上起补充作用，或与生活上有联系，就放在最后。这当然谈不上是科学的分类，在思想本质上反映了皇权思想。但这毕竟在学术分类的概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典籍的具体分类、典籍的保存和检寻上是可以起一定的作用的。第二，刘氏父子注意了学术源流及其政治背景，对各家各派作出了评述。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各种学术、各个学派在不同方面的作用，论其短长，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他们把诸子、诗赋、兵书、术数和方技都说成是出于王官之守，把诸子、诗赋都说成是六经的支流余裔而为衰世的产物，这里就贯穿了尊崇儒术的思想。把这两方面合起来看，好象是给了诸子一定的地位，而实际上是在有限度地承认诸子的现实影响下为儒术独尊提出了历史的根据。第三，刘氏父子称《易》为五经之原，“与天地为始终”，而五经之学则“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他们肯定数术各家能测吉凶、候善恶。这又是神学思想的表现。
在技术上，刘氏父子创造了大规模校雠的范例，大规模缮写定本、编撰叙录的范例和制成系统目录的范例。这对于后来所谓“校雠学”“目录学”有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它们的始祖。同时《七略》的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成为学术史的主要的表达形式。
看起来，刘氏父子是很淹博的，但在淹博的华贵外衣下掩遮着虚弱的贫困的思想。这是他们父子学风上的特点。班固称赞他们“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班固的赞语表明了他的思想，班固正是刘氏学风的很好的继承人。刘向、刘歆父子还续补了司马迁书，未传于世。刘向采摘先秦旧事及汉初遗文，撰《新序》、《说苑》二书，又撰《列女传》，这是记载妇女史事的第一部专书。
② 见《汉书·艺文志》，并参考《隋书·经籍志》。
第三节扬雄辞赋和讽谏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后期著名的学者。
扬氏的祖先曾仕宦为官，由北方迁往南方。扬雄祖上有个名叫扬季的，官至庐江太守，在元鼎（公元前116—前111 年）年间避仇溯江而上，到了岷山南面的郫县住了下来，有田一百顷，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自扬季至于扬雄，五世都是单子独传，所以扬雄这支扬姓在蜀中独一无二。
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究明指义，博览群书。口吃，不能剧谈，沉默好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
扬雄初好辞赋，欣赏司马相如之赋“弘丽温雅”，每作赋，常模仿其形式。又觉得屈原文过于司马相如，以至为世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读其文未尝不流涕。以为君子得时则安步徐行，不得时则如龙蛇蛰伏，遇不遇乃命中注定，何必自沉。他拾取《离骚》之文而反之，自岷山投于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
扬雄四十多岁时，自蜀游至长安，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又向朝廷推荐，成帝召扬雄待诏承明殿。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正月，随从成帝上甘泉宫，写了《甘泉赋》，描述甘泉宫似上天的紫宫，游幸者车骑众多。还朝后奏上，以讽谏游幸奢侈。三月，成帝率领群臣东渡大河，祠汾阴后土，又游览龙门、华山等处，追观前代遗迹，思欲步古遗风。扬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写了《河东赋》，还而奏上，劝谏当今从实际做起。这年十二月，扬雄随从成帝打猎。他以为古时二帝三王的宫馆苑圃“才足以奉郊庙，御宾客、充庖厨而已，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故“国家殷富，上下交足”；近世武帝广开上林苑，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他担心后世不能认真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故作《校猎赋》以为讽谏。这时任为黄门郎，与王莽、刘歆共事。
元延三年（公元前10 年）秋，成帝想要向各族头领夸耀所畜禽兽之多，发动许多百姓入南山捕捉各种动物，用槛车运载至长杨射熊馆，把动物用网圈起来，命令胡人赤手空拳进圈捕捉，成帝亲临观看这种活动。这一捕兽活动，使得百姓耽误了秋收。扬雄曾随成帝到过射熊馆，了解这种情况后，写了《长杨赋》，借用翰林为主人，子墨为客卿，通过主客问答，而寓讽谏之意。
建平四年（公元前3 年），匈奴单于来书要求于次年正月来京朝贺。哀帝问公卿大臣如何处置。有人主张拒绝，以免耗费财物。匈奴使者告辞，还未走时，扬雄上书谏说：现在匈奴单于上书要求朝贺，本朝不许而辞之，汉与匈奴从此产生矛盾。多年以来汉朝一直争取与匈奴和亲，自呼韩邪单于与汉朝和亲之后，两族关系一直和好，这是可贵的。“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家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哀帝顿时领悟，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其来朝，使汉匈和好继续维持下来①。
著《太玄》扬雄经历一段人情世故之后，由喜好辞赋转向研究哲学。他淡于利禄，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有人嘲笑他“以玄尚白”，著作而不得禄位。他为文辩解，号曰《解嘲》。他说，当今是庸夫钻营禄位之时，而自己不愿赶这种时髦，自甘淡泊而写《太玄》。《解嘲》中所写“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吞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反映出他对当时社会政治有些不满。
有人认为《玄》道太深，众人所不喜好，扬雄又为文辩解，号曰《解难》。他说，“宏言崇议，幽微之途”，难为俗人所了解。“日月之经不千里，则不能烛六合，燿八纮；泰山之高不嶕峣，则不能浡滃云而散歊烝。是以。。《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妙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师旷之调钟，俟知音者之在后也；孔子作《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遗言，贵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欤！”意思是说，道深而知者少，曲高而和者寡，但总会有知音者的。《解嘲》与《解难》，都是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作的。
当成、哀、平之世，王莽、董贤都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扬雄三世没有升官。到了王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得封侯升官者很多，扬雄不得封侯，因耆老转为大夫。他“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故专心于著述。
王莽本以符命自立，篡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歆又玩弄献符命之事。于是王莽生了疑心，严加诛除，受牵连者也全都收捕。这时扬雄校书天禄阁，闻知治狱使者来收捕，害怕不能免祸，就从阁上跳下，几乎跌死。王莽听到这个消息，说：“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派人密问原因，原来是刘歆曾向扬雄学过古文异字，而扬雄实不知刘歆献符命之事。所以王莽下诏不予追查。有说扬雄曾作《剧秦美新》以谀王莽。
扬雄于天凤五年（公元18 年）去世，终年七十一。
形式的模仿和内容的创新扬雄的著述，除上面提到的《法言》、《太玄》及《甘泉赋》等以外，还有《方言》、《训纂篇》及其它赋、箴之作。《方言》记述西汉时代各地方言，是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资料。《训纂篇》，是续《苍颉篇》而作。他的文集，早已散佚，明人辑有《扬子云集》。清严可均所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赋、箴等四卷。
据说，刘歆见扬雄贫困而著《太玄》，曾对他说：“空自苦！今学者有① 此段情节与引文，取之于《汉书·匈奴传》下。
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复酱瓿也。”意思是，《太玄》不能谋禄利，不会为世人所重视。扬雄对刘歆之言笑而不应。当时只有桓谭以为扬雄学识“绝伦”，其书“文义至深”，必传于后世。
扬雄著述，好模仿，但不是没有新的内容。他模仿司马相如之赋，用以讽谏最高统治者游乐与奢侈，而不宣导淫秽；模仿《易经》而作《太玄》，以玄作为万物的根源，论说“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①，而不好言阴阳灾异；模仿《论语》而作《法言》，舍弃诸子，独尊儒教，但不取性三品说，而主张“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恶人”②，以强调人的自我修养的必要性。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
① 《太玄·玄图》。
② 《法言·修身》。
第二十七章王莽王莽以外戚身份盗窃汉家天下，建立了短暂的新朝。
第一节篡窃帝位的历程虚誉和高官王莽（前45—23），字巨君，新皇朝的建立者，在位十五年（9—23）。
王莽的祖先，原为战国时期齐田氏，因汉初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文景时，王氏处于东平陵，武帝时徙至魏郡元城委粟里。王莽的祖父王禁，少时学法律于长安，为廷尉史，自此以长安为家。王禁生四女八男，其中，次女政君，为元帝之后（称元后），生子成帝。成帝时，元后诸兄弟多任官封侯，只有王曼早卒未及封侯②。王莽乃王曼之子，元后之侄。他的堂兄弟因是将军列侯之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而他因父早死未侯，“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少时受儒家教育，“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侍奉母亲及寡嫂，抚养孤兄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