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领。
金太祖攻掠燕云，对待辽朝投降的汉军，又采取了新的措施。《金史·百官志》说：“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始置长吏以下。”和政治制度上采取汉官制相似，在军事上也采用了汉军的旧制，即仍然维持汉军原来的编制，由汉人降将统领。金太宗再次攻掠燕京，以刘彦宗知枢密院事兼领汉军都统。刘彦宗统领汉军随从宗望去侵掠宋朝。原属辽朝的汉军成为金朝军队中一种特殊建置的军队。
金太宗时，宗望、宗翰、宗辅等攻掠中原和陕西时，对待北宋的降将，基本上采取“仍官旧职”的政策。汉军投降，仍依汉人军官制度授官。如宗辅军至泾州，宋将张中孚投降，金朝任命他为镇洮军节度使、知渭州兼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刘豫的齐国建立后，中原和陕西的降军即归刘豫统领。齐国的军队基本上仍依北宋的建置。
金太宗时，随着南下灭宋，军队迅速扩大。军制的状况，大体上类似官制状况，即因不同地区而有所不同。但是，金朝奴隶主牢固地掌握着军权。各地的军队都要由金朝朝廷指挥调遣。适应着加强军事集权的需要，金朝中央对军事统帅也模仿辽、宋的制度。金太宗出兵灭辽时，以谙班勃极烈为内外诸军都统。一一二五年，金太宗侵宋，另设元帅府，由都元帅，左、右副元帅指挥军队作战，各军还设有左、右监军，左、右都监。金太宗改革勃极烈制度后，由右勃极烈宗翰兼都元帅。左、右副元帅也由勃极烈或女真奴隶主贵族的主要将领充当。各路金军设都统，在元帅府指挥下，统领本路军作战。
经济制度 金太宗时，在经济制度方面，也采取了若干新措施，在金朝内地，主要是受田、赋税、区别平民和奴隶。燕云和中原地区仍保存了原有的封建制。
受田和赋税——受田是女真奴隶制关于土地占有的基本制度。按照这个制度，奴隶主依据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占有不同数量的耕地。制度规定，凡占有耕牛一具（三头），民口二十五，即受田四顷零四亩。所谓民口，包括奴隶和女真部落、氏族的平民。奴隶主占有奴隶和牲畜越多，就越可合法地多占土地。对外作战中，奴隶主掳掠奴隶和牲畜，也就成为扩大土地占有的必要条件。但土地占有的扩大，也是有限度的，即占田不能超过四十具。依此限度，一个大奴隶主，有牛一百二十头，民口一千，就可占有土地一百六十多顷。
和封建地主不同，金朝女真奴隶主不是依靠占有土地的多少去剥削农民和奴隶，相反，而是依据占有奴隶和牲畜的多少来确立对土地的占有权利。随着掠夺奴隶的增加，女真原居地的土地必然要不足耕种。金太祖即陆续把女真人迁徙到新占领的地区。一一二一年，金太祖从各路猛安部中，抽取民户一方多，迁到泰州屯种，命令原来居住在按出虎水的谋克婆卢火去作都统，赐他耕牛五十头。这就是授给他牛具十六、七，即六十多顷的土地。婆卢火以下的一批女真贵族，也迁到泰州，成为大小不等的奴隶主。
金太宗时，继续实行这种受田制度，并进而确立了赋税制。一一二五年十月，金太宗下诏说：“今年大丰收，没有贮蓄，怎么备饥荒？命令每牛一具，纳粟一石。每个谋克部置一仓库贮存。”一一二七年九月，又下诏规定：“内地诸路，每耕牛一具，纳粟五斗。”金朝的受田制既然是依据牛具的多少，赋税的征收也不是依据田亩或人口，而是以牛具为单位，所以又叫牛头税。这种赋税制，显然主要是奴隶主的国家向奴隶主和部分平民征收的粮税。从事耕作的奴隶一无所有，他们还不是征税的对象。
民户的迁徙——随着金朝内地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多的土地耕作，也更需要民户当劳力。金太祖、太宗，在把女真人迁往新占领地区的同时，也还继续地把契丹、汉人迁到金朝的内地。金朝奴隶主在灭辽的作战中，曾经掳回大批的契丹、汉人作奴隶。金太祖下诏，禁止对已经投降的百姓掳掠。对降附区的人民，采用强迫迁徙的办法迁到内地。如山西州县的居民，被大批迁到上京以至浑河路。上京地区的居民又被迁到宁江州。平州人民的反抗被镇压后，润、隰、来、迁四州的人民被迁徙到沈州。这些被迫迁去的居民，“艰苦不能自存”，被迫卖身给女真奴隶主作奴隶。金太宗曾下诏，禁止权势之家买贫民为奴，又规定卖身为奴者，可以用劳力相等的人赎身。但实际上，这种赎身的可能性是很少的。被迫迁徙的汉族居民，不能不大批地沦为奴隶。
燕云和齐国旧制的保存——金朝奴隶制的扩展，不能不遭到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被迫迁往上京的山西居民，就曾起而反抗，相继逃亡。金兵攻掠燕云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反掳掠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给女真奴隶主以沉重的打击。金太宗在燕云地区，依靠汉人地主阶级，实行封建的汉官制度的同时，一再下诏禁止在降附区俘掠奴隶。汉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封建制经济关系，实际上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金朝没有也不可能把内地的受田制推广到燕云州县。
原属北宋的中原和陕西地区，在刘豫的齐国统治下，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的社会经济制度采取什么改动的措施。
金朝统治领域的社会经济制度，呈现出奴隶制和封建制同时并存的局面。在金朝内地，基本上是推行奴隶制度。燕云州县继承了辽朝的封建关系。齐国统治领域，北宋时更为发展的封建经济关系基本上延续了下来。金朝的政治、军事制度在不同地区呈现的不同状况，实际上正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上层建筑中的必然的反映。不同的制度当然不可能在金朝统一的国家内互相平行的发展，不能不发生剧烈的尖锐的斗争。这个斗争在金熙宗统治时期，便激烈地展开了。
（五）熙宗时期统治制度的改革和统治集团内的派别斗争
金太宗逐步改革官制和军制的时期，左勃极烈宗干、右勃极烈兼都元帅宗翰和宗辅、希尹等，都是趋向于采用汉制的改革派。汉人宰相韩企先受到宗翰、宗干的敬重。韩企先“专以培植奖励后进为己任”，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汉人官僚集团。宗翰信任辽云中留守高庆裔等降臣以及一批汉人官员、文士。宋朝使臣洪皓被金朝扣留，坚持不屈。希尹要他的两个儿子向洪皓学习汉文化。掌握军政实权的宗翰成为趋向汉制的改革派的首要人物。
一一三○年，谙班勃极烈完颜杲死后，宗翰入朝，与宗干、希尹合议，立金太祖孙、十三岁的合刺为谙班勃极烈，作为皇位的继承人。《金史·宗翰传》称：“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义不可夺，乃从之”。金太宗时，尚无立太子的制度，皇位的承袭，仍然保留着贵族拥立的遗迹。所谓“义不可夺”，也还因为宗翰、宗干等军政大权在握，足以左右着政局。合刺自幼随从汉人文士韩昉，学习汉文化，能书写汉字，作诗赋。《大金国志》说他“尽失女真故态”，“开国旧臣”们看他是“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一一三五年，金太宗死，十六岁的合刺即位作皇帝（金熙宗）。军政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宗翰、宗干等人的手里。金熙宗即位后，在宗翰等人的支持下，对金朝的政治制度作了重大的改革。
一、改革政治制度
废勃极烈制，采用汉制 金熙宗时作出的一个重大改革，是统一金朝内地和汉地的官制。金熙宗即位后，随即废除女真勃极烈制，改用辽、宋的汉官制度。中央官制，皇帝以下设置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尚书省设尚书令，下设左、右丞相及左、右丞（副相）。原勃极烈宗磐、宗干、宗翰分别授太师、太傅、太保衔，并领三省事。宗磐为尚书令，完颜希尹为左丞相，韩企先为右丞相，高庆裔任左丞，希尹信用的辽降臣萧庆为右丞。金太宗子宗磐名义上居于最高地位，尚书令只是荣誉的职衔，宰相的实权全被宗翰、宗干一派所掌握。金朝废除女真旧制，采用汉制，这一重大改革的完成，无疑是意义重大的。
中央的军事机构，这时仍由都元帅统领，没有作制度上的变革。
地方官制，仍依辽、宋旧制设路、府、州、县四级。各路设兵马都总管统领军兵。路治所在的府称为总管府。兵马都总管兼任总管府的府尹。各州刺史、节度使统领军兵，兼管政事。路、府、州、军的军事和行政，实际上是由各路官员统一管理。这是在采用汉制的同时，又延续了女真建国初期形成的军政一体的传统。县一级官府不专设军兵，县令只管民政。
废齐国 金熙宗时作出的另一重大改革，是废除刘豫的齐国。一一三七年十一月，熙宗下诏废除齐国，降封刘豫为蜀王。在汴京设立行台尚书省，以原齐国宰相张孝纯为权行台左丞相，张通古为右丞相。行台尚书省在中央尚书省统一领导下，统治汴京地区，保存原来的建置，仍然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特殊的统治区。
天眷新制 天会十五年（一一三七年）十二月，金熙宗改明年年号为天眷。天眷元年（一一三八年）以后，金朝中央的制度，又作了进一步的改革，呈现出新的面貌。
宫制的确定——一一三八年八月，金熙宗颁布新的官制和“换官”的规定。所谓“换官”，就是原来女真和辽、宋的官职，依照新制统一换授。据此规定，任命朝内外官员，并规定了所谓“勋封食邑”的制度，即按功勋等第授予不同的封爵、勋级、食邑。同年十月，又正式制定封国制。贵族大臣封授国王称号，只是一种荣誉的勋爵，并不实际统治某地。金熙宗时确立的这一整套繁琐的官制，大体上都是依照辽、宋旧制，全面地采用了汉官制度。
加强相权——尚书左、右丞相是实际掌握政权的宰相。一一三八年，又增设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官。他们的地位分别在左右丞相和左右丞之下，实际上是宰相和副相的助手。官员的增设，进一步加强了宰相的权力。
设御史台——朝廷设御史台。御史中丞掌管刑狱和重大案件。主要职责是监察官员的活动，处置官员犯法，以加强皇权的统治。
建都城，定礼仪——金朝的都城会宁府，建号上京。原来的辽上京，改称临潢府。又在上京会宁府修建宫殿。建敷德殿为朝殿，百宫在此朝见皇帝。建庆元宫，安放金太祖以下遗像，为原庙。又建明德宫、明德殿，供太后居住，安放金太宗遗像。金太宗时营建的乾元殿，改名皇极殿。以后又兴建凉殿、太庙、社稷。金熙宗仿汉制兴建华丽的宫殿，使上京的面貌大为改观。
在兴建宫殿的同时，又详细制定了各种礼仪。皇帝有特制的冠、服。百官朝见皇帝，也要穿规定的朝服。一一三九年，金熙宗入居新宫，百官穿朝服朝参，与女真建国时的气象完全不同了。
造新文字——金太祖时，完颜希尹参考契丹、汉字造女真字（女真大字）。一一三八年，金熙宗又创制一种笔画简省的新字，称女真小字。九月，金熙宗下诏，任命女真、契丹和汉人官员的“诰命”，都各用本族的文字书写。契丹字、汉字与女真字同样成为官方的通用文字。
金熙宗时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不仅进一步显示出采纳辽、宋旧制和接受汉文化的趋向，而且清楚表明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统治。这些改革是女真改革派和汉人官员一起议定的。女真贵族中，尚书左丞相完颜希尹是重要的决策者。希尹制定礼仪、制度，多与被金朝扣留的宋使洪皓谋议。尚书右丞相韩企先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金世宗曾经高度评价韩企先说：“汉人宰相惟韩企先最贤，他人不及也”。又说：“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于关决大政，与大臣谋议，不使外人知之，由是无人能知其功。前后汉人宰相无能及者。”韩企先显然不仅制定了若干礼仪、制度，并且参预谋议，是这次改革的关键人物。韩昉和燕京宋降臣蔡靖、被金朝扣留的宋使宇文虚中，也参与制定礼仪、制度。通过这次改革，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统治，也加强了女真改革派和汉人官员的地位。
二、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反复搏斗
金熙宗的改革，不能不遭到女真贵族中保守势力的抵制和反抗。伴随着新制的推行，以金太宗子宗磐为首的保守派和宗翰、宗干、希尹等改革派展开了反复的激烈的搏斗。
宗磐杀高庆裔 高庆裔原是辽朝降臣，通女真语，在宗翰军中作通事（翻译）。一一二九年，任西京留守。次年，金立齐国，高庆裔曾受命作使臣，去册封刘豫。金熙宗即位，改定官制，高庆裔升任尚书左丞，是宗翰的亲信。宗磐要打击宗翰，先从高庆裔下手。一一三七年，高庆裔被告贪赃下狱。六月，被处死刑。宗翰向金熙宗请求免官，为高庆裔赎罪，熙宗不许。据说，高庆裔临刑前，宗翰去哭别。高庆裔对宗翰说：“我公早听某言，事情那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死后，公要善自保重。”高庆裔的话，显然是针对着宗磐的。由高庆裔案兴起大狱。山西路转运使刘思因此案被处死，肃州防御使李兴麟被免官。宗翰一派邀到沉重的打击。七月间，宗翰愤郁而死。宗磐一派的元帅左监军挞懒被升任左副元帅，封鲁国王；宗弼为右副元帅，封沈王。一一三八年七月，左丞相完颜希尹也被罢相。
河南、陕西地的争议 宗翰死后，三公中，宗磐与宗干成为两大对立势力的首领。宗磐、挞懒和新任左丞相宗隽等主张把河南、陕西地归还宋朝，要宋朝象刘豫那样向金称臣。保守派的这一主张，显然旨在发展以上京为中心的女真奴隶制。宗干、希尹一派反对。宗磐与宗干争议，宗磐甚至在金熙宗面前持刀刺向宗干，被人呵止。一一三八年八月金熙宗在颁行官制之后，下诏把河南地还给宋朝。宋向金纳币称臣。金朝原在汴京设立的行台尚书省撤销，改在燕京设立。金朝尚书省的直接统治区，又限于以上京为中心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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