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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的脾气、风骨相比，他的才情、文章、书画都不是第一位的。在一个封闭社会，他的直言，他的自信，他的才气，这一切都注定了他的结局。在被迫离开外交界之后的二十年，他只能“怒而写竹，喜而绘兰”，写竹的时候总比画兰多。
但无论如何，他的一生没有白活。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８日晚上，他在病榻上对记者于衡说：“我希望能再活个三年五载，整理一些少年时写的作品。”不到两天，１１月２０日上午，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他去世的同一天，他的绝笔《病中琐忆》在《联合报》上发表。他最后不无沉痛地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激。”
台静农的挽联说：
诗酒豪情，风流顿觉蓬山远。
浮生悲剧，病榻忽兴春梦哀。
虽然叶公超自称“悲剧的主角”，但其中却决无悔意。他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最终被极权体制所抛弃，其书生本色、诗人气质终究不见容于东方的政治。或许政治舞台的悲剧不仅属于东方，叶公超就曾和麦克阿瑟“虎帐夜谈兵”，在麦氏的军棋室中，世界地图上插满了红色、绿色的小旗，即使被解职之后麦克阿瑟依然孜孜地研究世局动向。有人将他们俩作过比较：“古往今来，恃才傲物而受挫折、打击的例子太多了，这些英雄写下了一段历史，也博取了当时及后世人们的感叹。可是麦克阿瑟与叶公超都没有亲自写下他的一生故事，他们的心情究竟如何，还是一个不可忖测的谜。”
阅读叶公超的故事，也许我们能解开这个谜。
四
脾气“大”也好，“坏”也罢，直言无忌，不听话，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却正是叶公超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可爱处、可贵处。不幸而身入官场，这就成了他的致命伤。他一生的命运，他悲剧的症结可以说都在这里。陆铿言：“一个弥漫着假道学气氛和充满勾心斗角的中国官场，怎能容得下真正的人才，何况叶公超是天才。这不是叶公超的悲剧，而是中国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不过老实说，即使他不弃学从政，在时代变幻不定的风云中，他的命运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他身上有中国传统的儒家气质，即既有士的气节，也不乏文人的情趣、雅兴、习性，表现为愤世嫉俗，甚或玩世不恭。他熟读孙子兵法，并灵活自如地运用在外交上，且十分有效。他熟读《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喜欢《金瓶梅》、《醒世因缘》等。同时，他少小时就在英美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深受西方文明的熏陶，为人处世有英国绅士风度，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素养。他欣赏胡适的“过河卒子”精神，最看不起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情报贩子，最痛恨小人得志，打击正人君子。
“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寸心宽”，是他常写的联句。
在官场交往中，在酒筵酬酢间，他常常语出诙谐，对人奚落、讽刺也是平常事。他从来不是那种唯唯诺诺、脑满肠肥的官僚，而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即使宦游多年，依然不失书生本性。黄少谷说“他是一个有远虑的人”，同时评价他“不世故”，可谓知人之论。他确是一个梗直而没有机心、不懂得圆滑的人，“好放言无忌，辞欠斟酌”，无论是评论世事，还是臧否人物，总是直来直去，从不转弯抹角，貌似中庸。在从政前，在朋友中他也是如此，朱自清日记中对此多有流露。他性格中有嫉恶如仇的一面，“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有时他会游戏人间，有时又治事谨严，有时他异常天真，有时又显得非常复杂。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他常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怀恨，而且感激，这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从政之前，叶公超在清华园和浦江清谈及蒋介石时并无好感，那时他压根没想到自己将来会入蒋的彀中，一度还成为重臣。
抗战期间因西藏宣言，第一次和蒋打交道时，叶公超职位低微。做了“外长”，为蒋鞍前马后奔忙，那时蒋确实要借重于他非凡的外交才能。但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但从不居功自傲。他曾半真半假地说过，对日和约谈判时，蒋介石是外交部长，张群是政务次长，自己是常务次长。与美国谈判签定共同防御条约时，蒋介石是外交部长，宋美龄是政务次长，自己仍是常务次长。
１９６１年，为了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美国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分歧，叶公超在美、蒋的夹缝中，极难应对。蒋秉持“汉贼不两立”的观念，坚决抵制外蒙进入联合国。结果叶公超被突然召回，从此他告别外交舞台，甚至连美国都去不了。
叶公超的知己陈香梅和张群是忘年交，为了叶公超的事陈香梅曾找过张。张算得上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他的回答是，这事办不来了，连宋美龄向蒋劝说都无效，还有谁能说话，并问陈香梅懂不懂。陈香梅自然不懂。一个掌握了无限权力的帝王的心思，集权社会的秘密，这些她又怎么会懂？
有一种说法，有人在蒋介石面前“进谗言”，说叶公超在谈话中有对蒋不敬的语气，蒋闻后大发雷霆，立即将其罢黜。当叶公超被召回台湾后，蒋并没有及时召见他，最后不准他再返回美国，等于是变相地将其软禁在台湾。蒋是一代枭雄，深知叶公超在外交界举足轻重，岂会轻易被人一语所左右，他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其本身对叶有很深的不满之处。张群在蒋身边多年，知蒋很深，他告诫叶公超“凡事要听话”，说到了点子上。以叶公超的书生脾气、才子性情，一辈子脾气大，在尔虞我诈、拍马溜须的中国官场，他能立足如此之久已属异数，他之出局自在情理之中。
叶公超从来不是蒋夹袋中人，不是蒋政权的里层，只是因缘际会，在大变动的时代，危难之时崛起于外交界，以其出色的外交才能为蒋卖命。一旦位居顶峰的蒋介石不想再重用叶公超，他的下场便只能如此。这在一个集权社会和封闭的王朝政治中是很平常的。
五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叶公超黯然离开外交界，之后欲教书而不得，欲出国也不得，如同笼中鸟，困在台湾岛上，远离家人，孤独、忧闷可想而知，虽寄情书画，“怒而写竹，喜而绘兰”，以传统文人的方式自我疗伤、自我慰藉，但不是没有牢骚，他知道“政府对用过的老人不预备再用了”。
一次，老友蔡孟坚来看叶公超，叶说：“你虽然被经国摘了纱帽，但社会舆论很同情你，好在与老先生有深远历史，否则，你如我一样，不准步出国门，让你出国乱跑。”蔡说：“你已有一政务委员（即阁员）高职，足以安慰。”叶公超说：“我此时有‘务’而无‘政’的空名义。”蔡不解此意，叶公超不无愤怒地解释：“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还补充说：“行政院会议时，只有我一人‘小便’，有人随同‘保护’。”
有人批评叶公超喜怒无常，说他“一天的脾气有四季，春夏秋冬，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哪一季，全凭运气，可能早上去看好好的，下午就被骂了出来。”曾和叶公超共过事的沈剑虹说，他有时见面非常亲热，有说有笑，有时视若无睹，一语不发，好像根本不认识似的。同叶公超相处久的会原谅他，比较生的人，一定说他眼睛长在头顶上，目中无人。沈以为“他这种情绪不稳定，可能同他家庭生活不正常多少有些关系”。
被困在孤岛上，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成为叶公超晚年最大的痛苦之一。“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他曾发出这样的浩叹。直到１９７７年１２月，有人向蒋经国进言：“现在要修订侨教标准课本，要与美国侨教主持人及大学中文研究所会商检讨修订，可否派年事已老而学养丰富的叶公超出国作为代表，既可消除他多年的沉闷，又可让他与美国老友见见面，藉以证明我政府开明作风。”蒋经国当即表示：“只要担保他按时返国，似无不可。”叶公超因此才有机会再次踏上美国那块自己熟悉的土地。时在美国的蔡孟坚打电话要去拜访叶公超，他直言：“我这次能来，等于火烧岛犯人的早晨‘放风’，必遵限期归国，否则，担保人受连累。请你不要费车程一二小时来看我，有话返台湾面谈。”
１９８１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他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里叹了口气说：“我是有家归不得。”过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在场的人都为他这种孤独思女的情绪所感染，沉默了好一会儿。
弥留之际他还在不断念叨：“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啦！”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０日，他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全程，终年七十八岁。临终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正如当时有人说的，叶公超的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消失”。后世还会再有那个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学贯中西、气度泱泱的知识分子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辩护与批判
——法兰西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 施京吾
当罗伯斯庇尔敲响路易十六的丧钟时，他却没有料到，这样的丧钟也是为他自己而鸣，断头台冰冷而坚硬的刀片切下了路易十六的头颅，也切下了罗伯斯庇尔的头颅。那坚硬的刀片落下的时候，显得是那样的坚定有力、从容不迫。这些永远记载于史册的人物，就这样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维护本阶级乃至个人的利益，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然而，不论大革命的进程是如何惊心动魄，也不论断头台的故事多么地富有戏剧性，甚至也不论这段历史将如何地影响法国以至人类文明的进程，说到底毕竟是外化于层面的“事件”。我们并不怀疑历史中存在着大量的偶然性、突发性事件，比如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就给我们介绍了多例这种“一刹那”间的历史性突变，这些事件对社会的发展、变迁的影响是绝对不能低估的。但是，法国大革命却同样绝对地不是这类事件的典范，“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１〕，而是“一项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２〕。即便没有断头台的故事，没有像夏尔－亨利·桑松这样的职业刽子手，革命也将必然地发生。
当一个社会发生了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剧烈变动时，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变动的理由。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仅在于她发动了一场如何伟大的革命，更在于她能否理性地、思辨地总结革命、批判革命，从而赋予革命永恒的价值。法兰西正是这样的一个民族，而且，我们在对欧洲文明的考察中发现，大凡接受过古希腊文明熏陶的民族似乎都有这样的品德：反思与批判。恰恰，这往往是东方民族所不具备的。比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各民族人民犯下罪行的德国和日本，在对战争罪行的认识上是截然不同的，日本至今也没有令受害国满意的深深谢罪。而同为东方国度的中国，对自身历史中的每一个痕迹是否都有过深刻的批判或者是恰如其分的认识？这样，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意志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专制主义的法兰西毁于路易十六的治下，然而，路易十六却并不是一个极端专制、暴戾成性的封建帝王，他在专制上远不及路易十四，腐朽上更不抵路易十五。人们在他的身上看到过改革的愿望，看到过民主的气息，看到过他励精图治的奋斗——这倒有点像中国明朝末代帝王朱由检，即吊死在煤山的崇祯皇帝。他们为了自己的王朝兢兢业业、克己复礼。然而，大厦之将倾，一个帝王的开明，并不能够挽救行将崩溃的帝国，当制度的腐朽、根基的腐烂达到了极点的时候，不论是开明帝王还是铁腕帝王，谁也无法阻挡这样的狂风暴雨的来临，所以，当崇祯吊死于自家的后花园煤山之后的第一百五十年，路易十六也倒毙于自己“设计过”的断头台下。在崇祯之死到路易十六之殁的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正是欧洲启蒙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法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辉煌的时期，不论是哲学还是文学或者是艺术，所出现的不是一个人的伟大，而是一个群体的伟大。而此时的中国，却进入了最腐朽、最黑暗的时代。然就是这段时期的中国却与法国的启蒙运动产生了联系——一些著名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清朝的皇权统治进行了不恰当的赞美，伏尔泰甚至还以《热情的中国人》为题画了一幅肖像，以示他对中国的热爱。不过，这位“热情的中国人”怎么看怎么都像鲁迅笔下的阿Ｑ。我们不知道法兰西的统治者们是否受到过这些思想家的诱惑，这些著名的思想家笔下所描述的清王朝的那一幅幅“盛世图景”，或许真的唤起了“路易们”的热烈向往。不过，这种“向往”如果是存在的话，其结果对“路易们”来说一定是可悲的：法兰西帝国垮了。专制主义的法兰西覆灭了，但她造就的却是现代民主社会，必然地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因此也必然地影响远在东方的中国——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尽管并不能说路易王朝必然地受到过中国皇权统治的影响，但我们却可以说，任何一个高度集权的王朝都必然地会垮台，只是时间问题罢了。那么，路易王朝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这位叫托克维尔的法国思想家用他的传世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做了回答。在这部书里，托克维尔所要说的是“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