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致变得与禽兽无异。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或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
在生活中，人人都害怕陷入痛苦与灾难之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者，即便我们极力去避免，我们的一生中仍然不可能消除痛苦和灾难的降临；二者，如果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没有了痛苦与灾难，那么，我们的一生里也就不可能有幸福与快乐，因为两者都是在比较中才得以显现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去勇敢地面对人生的痛苦和灾难，而且在承受它们的过程中，善于将其转化为一种正面的与积极的价值。
弗兰克医师告诉我们：“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为一种成就。至于既乏创意又不悠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限的情境下选择其生活态度。集中营俘虏虽与悠闲的生活和创意的生活无缘，但人世间有意义的，并不只是创意和悠闲而已。如果人生真的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可抹煞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
弗兰克医师引用了德国大哲学家尼采的一段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这就叫──参透“为何”，迎接“任何”，是弗兰克医生以其亲历为基础送给世人的名言。任何人，无论在何种恶劣的处境里，只要保持某种期待，有一个活下去的目的，那么，他就可以忍受任何痛苦与灾难。反之，即使在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里，人们若没有生活的期待，也没有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们就不仅不能忍受痛苦与灾难的煎熬，而且相当容易地走向自杀的不归之路。所以，弗兰克医师指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该认清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面对这个追问，我们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为来答复。到头来，我们终将发现生命的终极意义，就在于探索人生问题的正确答案，完成生命不断安排给每个人的使命。”
我们每个人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便承担起独特生命赋予的使命。弗兰克医生认为，这一使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如果一个人陷入了像集中营这样的人间地狱，痛苦与灾难，以至死亡充斥在其周围，那么其惟一正确的人生态度便只能是把受苦当作他的使命：“他独特而孤单的使命。他必须认清：即使身在痛苦中，他也是宇宙间孤单而独特的一个人。没有人能替他受苦或解除他的重荷。他惟一的机运在于他赖以承受痛苦的态度。”这样，人们就可以把痛苦看做是值得承担的负荷，明白了痛苦之中也暗含着成就生命的机会，会勇敢地接受痛苦与灾难，并在巨大的肉体痛苦中获得精神的解脱，直至获得某种灵魂的喜悦。
弗兰克医生指出，二十世纪的人的生活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现象，即：存在的空虚。因为人类要成为真正的“人”时，会经受双重的失落：一是人类历史之初，人就丧失掉了一些基本的动物性本能。这些本能在其他的动物行为中是保证其安全稳定的主要因素，而人自从丧失掉这些动物性本能之后，则必须面对一切，必须自作选择。“除此之外，人类在新近发展阶段中，又经历到另一种失落的痛苦，即一向作为他行为支柱的传统已迅速地削弱了。本能冲动不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传统也不告诉他必须做什么，很快地他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于是他愈来愈听从别人要他去做什么，于是他就愈来愈成为顺从主义的牺牲者了”。
弗兰克医生的意思是，人从动物界走出来，虽然这的确是大自然的一次空前杰作，但人要成其为人就只能放弃那些动物性的本能。这固然是福，可换个角度又何尝不是祸呢？因为从动物成为人，虽然获得了高级的生活，拥有了文明与文化，社会也能够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但是，人却因为没有了那些本能的冲动而不能自然、自发地做什么，人变成了只能人为地做什么：他们必须面对一切变化，作出许多的抉择来安排自己做什么。进入到现代社会，由于经济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些曾经指导人们如何生活的传统遭到了现代人普遍性的遗弃，所以，现代人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都成了难以抉择的事情。于是，现代人普遍陷入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尴尬境地，痛切地感觉到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缺失。
弗兰克医生曾经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对全院病人及护理人员做了一项全面的统计调查，结果发现百分之五十五的问卷者呈现或多或少的“存在的空虚感”。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感到生命无意义。所以，现代人在生理上的疾病虽然已经得到空前未有的良好控制，但是，现代人又空前未有地患上了“意义空虚”的生存危机之病。
因此，我们每个活在世上的人，都应该从弗兰克医生在集中营内的经历体认到生命的每时每刻、生活中的每一人每一物，以及人生里的起伏跌荡等，无不都意义盎然。因为，即便是痛苦、灾难和死亡，弗兰克医师都成功地指出了其蕴含的意义与价值。认识到这一点，并贯之以人生的行为，现代人才可能不至于陷入“意义空虚”的生存危机中，也才能使我们的生活幸福，面对死亡亦能无所畏惧，从而才能提升存在的品质。
（〔奥〕弗兰克：《活出意义来》，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
全球最小的报纸《大人》
？ 施方成
全球最小的报纸有多小？答案是三点五厘米乘二点五厘米。这份小报叫《大人》，在巴西出版，目前发行量为五千份。它每月出版一次，每份厚十六面，全年订阅费只需五点七美元。虽然这只是一份“小报”，但为它撰写文章的不少是学者，包括法律教授和社会学家等。出版它的施温特女士表示，出版全世界最小的报纸是她家族多年来的心愿，她终于使家庭的梦成真了。
生态美学的奇葩
？ 丁永祥生态美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一门研究人与自然、社会之生态审美关系以及人自身动态平衡的美学学科。系统地将生态美学与中国道家禅宗思想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恐怕还只有邓绍秋先生的《道禅生态美学智慧》（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论述禅宗自然观的生态美学智慧时，邓先生指出，禅宗境界的极好体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佛教禅师十分重视对“境”的领悟，这个领悟包括禅师对自然的态度和反应。禅师从不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也不远离自然，认为自然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也是我们回归的地方。这就是禅与自然的本来面目。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色悟空，所以，自然山水（色）是佛性（空）的体现，也是禅宗的境界。故此，禅宗并非消极地背对人生，更不是死气沉沉的，而是充满勃勃生机和生态美学智慧的。在禅宗那里，可自由地欣赏常青之绿树，轻轻地抚摩芬芳之野草，静静地聆听清脆的鸟鸣，细细地呼吸和煦的春风，悠然地流连于山光水色之间。萧萧风吹，寂寂静坐，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中，人与万物众生别无二致，我即是物，物即是我。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也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而佛教与美学有深刻的渊源关系。俗话说“世上名山僧占多”，光从这一点就可看出佛与山水自然的关系。佛教主张一心向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都体现了人类的心灵之美。邓先生引宏智正觉禅师的话说得很生动：“诸禅德，来来去去山中人，识得青山便是身，青山是身身是我，更于何处著根尘？”融入青山绿水，人就能得道成佛，否则，无处安身。黄龙慧南禅师这样暗示禅宗境界：“烟村三月雨，别是一家春。”这里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已将自然物理现象幻化为自由生命现象，即直观生成了生命涌动、大道流行的生态美。
此外，道家生态美学与禅宗生态美学之间存在着共通性：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道家生态美学主张道法自然，回归自然，以自然为精神自由的归宿，而禅宗生态美学则看空自然，即自然也是空的，是因缘和合、变动不居的；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道家生态美学采取避世的态度，认为超越现实才能获得自由，而禅宗生态美学则主张顺世，即在现实生活中参悟人生的真谛，获得解脱和自由；在追求的境界上，道家生态美学追求“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它只存在于精神境界中，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其追求目标是有条件的自由境界，而禅宗生态美学则以自心无累的妙悟境界为追求目标，其追求目标是无条件的自由境界。邓先生细致、精辟的分析研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 禹建湘在中国，传说同性恋最早始于黄帝。清代学者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中说：“杂说称娈童始黄帝。”到商代，就有“比顽童”、“美男破产（老）、美女破居”之类的说法。至于流传在春秋战国、汉代时期的“龙阳”、“余桃”、“断袖”等历史典故更是脍炙人口。史载龙阳君为魏王“拂枕席”，弥子瑕与卫灵公“分桃而食”，汉哀帝与董贤共寝，董贤压住了皇帝的袖子，皇帝不忍惊醒他，“断袖而起”。后代人于是就以“龙阳”、“余桃”、“断袖”等来暗指同性恋现象。
从现有的史籍资料来看，中国汉以前“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多有歌咏之词。至唐朝与五代期间，男色之风渐衰，但至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于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清时期又复盛，尤其是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养相公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称“男风”，小孩被称为“相公”或“象姑”。当时北京有本叫《朝市丛载》的类似于旅游指南的书上，载有吟咏相公的诗：“斜街曲巷趋香车，隐约雏伶貌似花。应怕路人争看杀，垂帘一幅子儿纱。”这种“私寓”制度，直到清末民初，才有伶人出面倡议而被废止。
靶 子
？ 黄永厚 文画画完李治不骂他老婆都不够正派人了。但李治老婆是个“大众靶子”，身后不乏打靶人，当年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阵排炮轰去拿了大奖宰相，也把专制伦理资源耗尽了，没给我们留下创新的余地。
武曌也不容易啊，十三岁被选入宫。这十三岁是个啥概念？未成年人嘛，她好像一抬腿就跨进了有着“玄武门之变”光荣传统的皇家政治学院。别以为是什么政治地位，其实后宫嫔妃十九个等级里的女人哪一个又不是皇上的性工具呢？我没听人说过武曌所在这十六级班组的“才人”是啥讲究，她作为“雏妓”的身份也是不能改变的。那么，她乐于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从她一手把大唐帝国三代香火续上又狠狠地把它掐断的血腥的结局上看，回答是否定的。这着实让历史跌了眼镜。历史怎么说，历史只能承认事实，分明一档李氏一姓的家务，你们硬把它当成国事来徒费口沫星子。
杨玉环也是靶子，比起她祖奶奶就可爱多了。自从《长恨歌》把她做成大众意淫靶子之后，画家也跟进打出《出浴图》，把她赤裸裸地热卖给观众。只要不真的摆出“人体盛餐”，我想是不会有“看得见的手”来光顾的。
（按：三代香火指李世民、李治和她亲生的李弘、李贤，这还没把被她鞭死的嫡孙算上）
花 脸
？ 韩 羽 文画小时候看戏，戏台上的花脸最吓人。可人们偏偏抱着孩子让戏班子里的人给涂个花脸，说是“辟邪”。
看来花脸不止吓人，且能吓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