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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无诚意，开放多敌意，这种顽固而奇特的心态，真可悲可笑。
四
这里究竟出了什么毛病？郭嵩焘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总是是非混淆，本末颠倒？近代以来，国难频仍，外侮欺凌日甚，中华智力俱穷，追其祸根，不过是鸦片。郭嵩焘生逢乱世末世，经历很清楚：“……嵩焘少时尚未闻此（指鸦片烟），于时物利丰阜，家给人足，百姓守法惟谨。迨后鸦片烟之害兴，而世风日变，水旱盗贼首，相承以起，即今日洋祸之烈，实始自禁鸦片烟，而金田贼首，亦因洋务散勇，啸聚山谷，驯至大乱。是此鸦片烟不独伐贼民生，耗竭财力，实为导乱之源……”〔１７〕
鸦片乃洋祸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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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世事维艰，都起于“洋祸”。而洋祸，又先是洋药（鸦片），后是洋教（基督教）。洋药盛行，摧残国家财政、人民身心，所谓损我养民之权；洋教泛滥，天朝礼教废弛，人民二心，所谓夺我教民之权。而民无所养所教，国也将不国。洋药洋教，是双重洋祸。鸦片战争前，洋药是主要祸害，鸦片战争结束，鸦片贸易合法化了，国人似乎也习以为常或无可奈何了。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贩卖鸦片与基督教传教合法化，于是，洋药之外又加了一个洋教问题。国人似乎对洋教比洋药更敏感、更愤怒。这也是让郭嵩焘捉摸不透世道人心的一点，为什么举国汹汹，要禁洋教，却对禁洋药无动于衷？
在朝廷士大夫看来，夷人传教，流毒最宽，贻祸最久。首先是对礼教秩序的冲击，因为基督教只顺上帝，不孝父母，数典忘宗、弃伦灭理；其次是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因为基督教扶植愚民、蔑视朝廷、犯上作乱，人还是中国之人，心却已是夷人之心了。在民间百姓看来，传教士行踪诡秘，言谈怪诞，他们强占土地，干涉词讼，支持教民为非作歹。总之，洋药害人，洋教害人更甚；通商之弊小，传教之弊大。鸦片战争之后，之所以教案不断，其中有民间冲动，也有官方诱引姑息。
英人既以鸦片毒中国，复以耶教诱良民，朝廷百姓，一时都有排教仇教情绪。晚清流行的有关西方的负面形象，也多跟基督教相关。朝廷士大夫的观点态度，我们很容易从当时的各类文本中看到，所谓洋教败坏民风、有碍吏治、污染渐深、流毒日广、居然异类、隐然敌国之类的言论，比比皆是。民间的想法看法，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录，却从接连不断的教案中也不难猜得出。天津教案爆发，朝廷委派曾国藩全权处理，曾国藩仔细调查教案起因后发现，原来尽出于一些民间谣言，诸如教堂用障眼法、迷魂药，洋人诱拐人口、奸淫妇女、杀害儿童、挖眼剖心……分析这些谣言的起因，原来都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愚民多疑，看到教堂终日大门紧闭，就开始猜测传言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洋人的房子均有地窖，隔潮储物，国人没有这个习惯，就猜想其中一定有阴谋罪恶；看到教民进入教堂，不知在教堂内干什么，又久久不出来，就怀疑被教士谋害了；看到教堂施入教洗礼，更觉得不可思议，怎能把活人按入水底？教堂也为人看病，外科手术让小民联想起挖眼剖心……谣言越传越玄，疑虑越想越深，最后是某个不法教民拐卖人口，事发后逃入教堂，就这样，流传已久的谣言似乎被证实了，激起了民变〔１９〕。
鸦片战争前，国人仇洋，主要在仇洋药；鸦片战争之后，国人仇洋，主要在仇洋教。耶教邪教，惑人害命，败伦乱纪……民间有关基督教的邪恶想象，在晚清社会非常普遍，不独天津教案一例。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魏源在《海国图志》也如此描绘基督教：“受教者先令吞丸一枚，归则毁祖先神主，一心奉教，致死不疑。有泄其术者，服下药，见厕中有物蠕动，洗视之，则女形寸许，眉目如生，诘之本师，曰：‘此乃天主圣母也。’凡入教人病将死，必报其师。师至，则妻子皆跽室外，不许入，良久气绝，则教师以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许解视，盖目睛已被取去矣。”同治元年的《天主邪教集说》描绘西俗
“无异于禽兽”时也说：“父死子可娶母，子死父可娶媳，亦可娶己女为妇。每七日一礼拜……群党喃喃诵经。事毕，互相奸淫以尽欢。”〔２０〕士林言论，与民间谣传相差不远。有关洋教的邪恶形象，不独在民间流行，上至朝廷，下至百姓，谣言毁谤、猜疑仇恨，大致相同。最终酿成义和团，要杀洋人、灭洋教，绝非偶然。
五
晚清后期对洋人的妖孽形象，主要集中在“洋教”问题上。这种想象性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利玛窦时代。肇庆百姓围攻利玛窦的教堂，就是因为怀疑番僧妖道拐卖小儿、妖术谋反所致。研究晚清中国的西方形象，关注点不是有关西方的知识如何增加、西方的真实究竟是什么，而是中国社会特定时代文化传统视野如何构筑西方形象、表现文化他者并认同自我，其中涉及更多想象与情感、虚构与价值性的东西，强调的是特定原型或套话如何在不同时代被继承下来，在变异中保持其延续性，如将西方人番鬼化或夷狄化的神话。
番鬼化或夷狄化，是中国表述西方的一种话语传统。十五六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人到南方海岸，中国就开始在华夏四夷的地理神话框架内“鬼化”他们。“佛郎机”、“红毛夷”，长身高鼻、猫眼鹰嘴、拳发赤须、诡服异行、烹食小儿……鬼话流传久了，连西方人自己也戏称自己为“番鬼”。有位叫威廉·亨特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记述十九世纪初广州的西方人生活，书名就叫《广州“番鬼”录：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西欧人到东南海疆，番鬼模样；俄国人到北方边境，在国人眼里，还是鬼模鬼样，被称为“罗刹”，东正教堂也被蔑称为“罗刹庙”。罗刹是佛教传说中的恶鬼，食人血肉，绿眼如灯，头大如斗。
综上可知，鬼化兽化的西方形象，已成为国人社会文化无意识中的一种原型。这种原型是中国千年历史中无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比个别时代任何外在现实经验都更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与包容性。强盛之时，想象与野心膨胀，天朝上国，衣冠礼仪，鬼化四夷，多少还可以让人想得通。而鸦片战争，一个有百万军队的帝国被不足万人的英夷打败，如果还有这傲慢与偏见，就不可思议了。朝廷弄不清英吉利在哪里，或者是爪哇附近的一个小岛？民间谣传，英国人的膝盖不会打弯，一扑不起。连林则徐这样优秀的人物，也相信英国人害便秘，没有中国的大黄就活不下去，中国只要闭关绝市，不愁英夷不就范〔２１〕。两次鸦片战争，打得天朝尊严扫地，但鬼化异邦，却难改其习，朝野还是称西方为“夷”。第二次鸦片战争洋人烧了圆明园后缔约，其中一款就要求中国不得以夷鬼蔑称他们。
在想象的世界秩序中，西方被纳入外番夷狄，构成一个异己的世界，帮助中国人确定了自己文化国家存在的位置与意义、切实性与安全性。鬼化兽化的西方形象，不仅具有观念的力量，还可能实现一种现实的权力。洋人强大不可抗拒，战则丧师和则辱国，外患内乱，西学变法，彻底改变了天朝上国与绝域远夷的现实关系，但是，却一时无法改变国朝对洋人的看法。鸦片战争失败，条约时代开始，在大清朝野，这种双方的和约关系，却又被表述为天朝怀柔远人的“羁縻”。“羁縻”是个寓意深远的词，“羁”指训野兽家畜的络头缰绳或驯兽，《淮南子·范论训》曰：“禽兽可羁而从也。”“縻”意为“系住”或“牵制”，王延寿《王孙赋》曰：“遂缨络而羁縻。”汉朝开始用“羁縻”指笼络控制四夷藩属的政策（见《史记·律书》），似乎对待四夷藩邦如驯兽，轻蔑或污蔑之意显而易见。如今西方尽管国富兵强，但还是性同犬羊，形同恶鬼。天朝“羁縻”，似乎施舍一点利益，也就能够驯服他们。
洋人国富兵强，已经不可否认，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开始倡西学，到洋务运动时，已有郭嵩焘这样的先驱承认西方政教修明人伦美善。然而，不论是徐继畲还是郭嵩焘，都因为说了洋人太多好话丢了官。承认洋人国富兵强已不容易，承认政教修明，就更难。晚清中国与西方冲突不断，尽管日渐开放，却一时无法解去国人心头的鄙夷仇洋情结，相应的西方形象，在朝野间也被涂抹得乱七八糟、污秽不堪。
义和团排教灭教，是中国朝野鄙夷仇夷情绪的总爆发。团民设坛烧香、画符念咒，毁铁路、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杀洋人、灭洋教，逞一时之快；朝廷昏昧，也想借这些“天兵天将”，将“外夷”赶尽杀绝，解多年心头大患。结果是义和团没有能够排外灭洋，反而引得西方列强联合大举进犯，义和团一哄而散，朝廷仓皇出逃。尔后，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社会开始普遍流行一种“崇洋主义”倾向，举国上下，媚夷艳夷，成一时之风，所谓“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２２〕。《中外日报》发表《论近时媚外之弊》（１９０３年４月１２日）道：“十年以前，大约排外之一类人为多……于开学堂则以为养成汉奸，于改制度则以为用夷变夏，于设制造局则以为作奇技淫巧。至于今日，其底里已毕露，其明效大验，已为人所共知……于是排外之习一转而为媚外之极，乃至外人一举一动无不颂为文明，一话一言无不奉为蓍蔡也。”五天以后，即１９０３年４月１７日，《大公报》又著文讨论同一问题，说时下年轻人惟洋是骛：“……看着外国事，不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的，所以学外国人惟恐不像。”
在国人心目中，洋人不仅人化了，而且似乎超人化了。起初是番鬼逆夷，然后是洋夷洋人，最后是洋人洋大人，一系列称呼的变化，就可以说明问题。天下兴亡，世态炎凉，尽在其中。那是个充满民族苦痛和耻辱的过程。如今形势，已不是国人将洋人夷狄禽兽化，而是洋人将国人夷狄禽兽化。１９００年１０月，八国联军进驻北京后不久，美国传教士、同文馆馆长、后来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回到美国，在纽约港上岸的时候，身上还挎着一杆长枪。
“你一定是从哪里打猎回来了？”
替他搬行李的男孩好奇地问。
“是的，从亚洲，大海的那一边。”丁韪良回答。
“打的什么猎物？”
“老虎，喔，应该是鬣狗。”
起初是国人不肯平等地对待洋人，后来是洋人不肯平等地对待国人。“鬣狗”ｈｙｎｅｎａｓ这个词，在英语中还有另一个意思，指凶残、阴险、贪婪的人。如今是洋大人将天朝百姓夷狄化了。丁韪良在他的著作《北京之困：中国对抗世界》一书的“致读者辞”中写到这段轶事〔２３〕，虽然只是个恶意的玩笑，但其中却不自觉地流露出特定的文化偏见。国人将洋人人化神化的同时，洋人也开始将国人鬼化兽化。留辫子、打阳伞、猪眼、大肚子、狡猾的笑容、动作呆板、吃老鼠、抽鸦片、撒谎偷窃的中国人形象，被固定为集体想象中的某种“原型”，统称为“中国猪”。
奉洋人为神明，成了一种新的流俗。晚清变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洋人在中国的形象，不仅被人化而且逐渐被神化了。但是，洋人的鬼魅形象，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只是暂时被遮掩起来，潜伏在人们的无意识深处，一旦激起敌意或感到得意，随时都可能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式表达出来。１９０１年，革命刊物《开智录》发表《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文中
“鬼化”西方列强为豺狼虎豹的话语，就多少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基督纪元二十世纪开幕所演之大剧也：忽然乌天黑地，云黯风号，于是若碧眼，若血口，若长臂，若高足，种种离奇怪相舞蹈而来者，狰狞之恶鬼也；既而又山摇岳动，木拔海翻，于是或尖牙，或利爪，或斧头，或剑尾，色色凶残猛暴跳跃而出者，酷毒之猛兽也。凶凶然，逐逐然，扰攘欧洲以外之天地，非帝国主义之恶相乎？”〔２４〕“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傍……”〔２５〕
注释：
〔１〕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ｔｏ Ｗｅｓｔ，ｂｙ Ｊ．Ｄ．
Ｆｒｏｄｓｈａｍ，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１２页。
〔３〕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１９５３年版，第１１２～１１６页。
〔４〕梁启超：《三十自述》，《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１９５３年版，第４９页。
〔５〕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０页。
〔６〕《伦敦与巴黎日记》，光绪四年二月初二日，《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中国近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