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旺，而且得胜”（19：20）。从一开始，逼迫的手段就从未成功地击倒过耶稣基督的教会，反因而更为兴盛！
逼迫加强之下的教会
过了使徒的阶段，教会继续在使徒的继任人带领之下成长，但逼迫也随之增加。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耶路撒冷大会之后，非犹太人在教会中持续增加，数目也逐渐超越犹太人。教会的犹太色彩因而日趋减弱。但是，逼迫的来源，也因而在犹太人之外，添加了来自罗马官府的抨击。
起初的逼迫明显出于犹太教人士的嫉妒。然而，福音却在罗马帝国的各处迅速增长。这种增长的势头，一方面是由一些外在的因素所促成。罗马帝国除边境地区以外，当时大致相当稳定、繁荣；为运兵而筑造的大道畅通无阻，给福音的传播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加上当时流行的希罗文化（就是希腊化了的罗马文化）开始没落，人心多处于一种无以满足的光景。这等外在的条件，加上早期信徒彻底委身、誓死为主作见证的内在因素，致使教会大大增长。《使徒行传》的记载已经让人见识到信徒凡物公用的情境。这份无所贪图的单纯爱心、彼此关怀和同心合一的见证，为此新兴的信仰赢得了美好的声誉。其实打从一开始，信徒就坚持努力向非信徒作见证，他们所宣扬的救恩道理，更在生活的实况中得到了印证，致使福音信息逐渐影响许许多多罗马统治下的非犹太人。
然而，这个称为基督教的运动，毕竟是个未经政府核准的非法信仰。起初，官府还以为这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尔后政府终于明白，基督教原来有别于犹太教，故当教会人数大幅度增长时，也就不得不正视此一现象了。偏偏教会的信仰内容，本身就含有一些容易被曲解误会的元素，于是政府就采取镇压的手段。如信徒口口声声说：“只有耶稣基督是主，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主！”这种观点，往往被推崇皇帝敬拜的罗马官员理解为不愿意向凯撒（就是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与国家效忠。而信徒也确实拒绝向凯撒之像下拜，且声称这是膜拜偶像的行为，如此一来，反对基督教的风气就逐渐形成了。每当一个地区有什么天灾人祸之类的事情，该地的基督教往往就成为被指摘的对象。统治者也甚乐以基督徒为代罪羔羊，横加迫害。皇帝尼禄（Nero）对基督教的残忍迫害就是典型的例子。相传使徒彼得就是在尼禄统治期间于主后六十四年左右，在罗马殉道的。
起初这种压制基督教的风潮，仅仅是个别地区的事情。只是当信徒人数在各地增加起来时，而其他人又逐渐认定基督教的祸害的根源，于是就演变成全国性的逼迫了。到了第三世纪，逼迫甚至由罗马的凯撒带头，运用整个帝国的力量来进行，其目标是要在帝国的版图内，彻底消灭基督教。结果，单是信仰基督本身就足以被定罪。教会领袖被捕、财物被充公，信徒囚禁之余还得面对斗兽场的痛苦，性命危在旦夕。基督徒数目既然甚多，政府也就不得不用尽各种方法，迫使信徒背道，公开放弃信仰。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行政效率甚高，且军队纪律严明，以之对付手无寸铁、讲究忍让的基督徒，这对教会、信徒所造成的后果，惨烈之状可想而知！
事实上，这种全国性的大逼迫进行了不只一次。从第三世纪到第四世纪，前后大约六十年间，类似的大逼迫在三位凯撒的带领下，就发生过三次！不过，一而再而三的大逼迫，倒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教会没有被逼迫打倒！虽然，确实有不少信徒（甚至一些领袖）背道、放弃信仰，然而更多的人仍旧逆来顺受，为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这些人加入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信心伟人的行列——用血书写了教会的历史！
逼迫在内外所带来的结果
到了第四世纪初年，经过对基督教多番的迫害之后，教会依然活跃于罗马帝国之内。逼迫看来是失败了。而当君士坦丁（Constantine）登上了凯撒的宝座之后，大逼迫终于在主后三一三年《米兰谕令》（EdictofMilan）颁布后停止了（君士坦丁甚至优待基督教，笔者将在第三课中交代这件事）。我们不难想象：处于生死关头的基督徒，宁愿舍弃性命，也不放弃信仰的这份气魄，自然为教会赢得了美好的声誉。事实也确是如此。当时的人看到逼迫的情境，不禁会问：如果这个信仰的基督、十架、永生、审判等内容并不属实，那些基督徒岂会有这等表现？！因此，逼迫反倒让信主的人继续增长。而且，即使这些人没有立时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亦必对基督徒、对教会产生敬佩。于是逼迫过后，教会在帝国中日渐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尤其在道德课题的领域中，教会的影响力逐渐提升。例如，当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因核准在帖撒罗尼迦城屠杀平民一事，被教会领袖安波罗修（Ambrose）公开要求悔改；而这位帝国的元首，竟亦不得不屈服于这份道德的影响力。
教会成功地抵挡了逼迫，其内部亦必刻画下深远的影响；最明显的是信徒对此信仰益发坚定。也因此，经历了不过三四百年，基督教信仰逐渐成了罗马帝国中不可忽视的信仰潮流。加上凯撒优待基督教的政策，基督教即发展成为欧洲地区的主流信仰体系。随之而来的，教会也开始敬仰那些在逼迫中为主殉道的人。此番敬仰，经年累月就演变成对某些圣徒的特殊爱慕，结果对殉道者、圣人所遗留下来之圣物的重视等，亦酝酿了早期教会内之一种特色。
除了一些较为正面的影响之外，逼迫确实造成一些难题，甚至连带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其中较为严重的，就是如何处置那些曾经背道的信徒。教会是否应该无条件地重新接纳这些人？设若其中包括了一些曾经是领袖的人物呢？不同的回应方式，着实为早期教会带来颇多的分歧，甚至引起一些争论。这些争论若能平和地解决，也就不怎样严重，只是，其中一些却导致了教会内部的分裂，而这恐怕就不是殉道者所乐见之事了。然而，这也提醒我们：早期教会固然在许多方面留下甚多可歌可泣的见证，但是，人毕竟还是人。他们当中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一些过错，也同样能成为后人的鉴戒。这或许就是我们学习教会历史的意义所在了。
问题研讨
一、逼迫不但没有击倒教会或令之消失，反而继续增长。这对当今世代的基督徒有何启发？
二、面对逼迫而能够继续勇往直前。你认为这当中需要怎样的学习与装备呢？
三、在美好的结果之余逼迫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如何能将这些负面的影响减到最低的程度？
阅读建议
一般记载或讨论早期教会历史的书籍都会涉及逼迫的课题。这类书籍大部分也会讨论教会历史的其他时期，因此对其他时期阅读部分也同样适合。
六。教会历史篇／李振群 第47课 在异端困扰中成长
前言
万事起头难。教会的开始也一样。在严酷的逼迫之外，早期教会也受到异端信仰的困扰。逼迫虽说是来自外在的因素，然而这些异端却多源自教会的内部。因此，异端所带来的影响，可说是更为直接，也更为严重。不过，我们的神乃是大能的主宰。他保守了教会，使教会在经历了异端的困扰之后，变得更为坚固，基督教的信仰到头来也因而变得更为清晰。今天，我们之所以对诸多信仰问题能有相当透彻的理解，个中原委之一，乃因为这些问题，已经通过了早期教会彻底的消化。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在这方面，我们真得感激早期教会的先贤（我们往往称这些人为“教父”）所花下的许多工夫，鉴定了这些说法的真伪，为今日的教会打下了美好的根基。
异端的开始
教会在开始的时候，由于出自犹太教的背景，因此一些涉及犹太教的课题，很早就被提出来加以斟酌了。旧约律法在信仰中的地位如何，便是其中之一。跟随基督的人，要像犹太人一样遵从这些书卷吗？其实犹太基督徒无论如何，都会继续承接旧约的教导，因那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可是非犹太人的信徒又如何呢？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乎律法的地位问题了。福音既是凭信心就可得救的好消息，那么信徒就完全无须遵守律法吗？若仍然需要持守其中的一部分，那条界线又该划在什么地方呢？《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关割礼及遵守律法的方案，竟要劳动教会召开大会予以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使徒作出了决定，显然部分的犹太信徒并不完全接纳，且继续宣扬一种搀杂了的福音——认为除了信心为得救的条件之外，也需要恪守律法的要求。此可谓最早期的异端性信仰。
当外族人在教会中的比例逐渐增加后，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就是：犹太人在教会中是否享有特殊地位？犹太人一向认定自己乃是神的选民，在神恩惠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如今，福音却是德泽世人的一份恩惠，那么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待遇果真完全一样吗？《以弗所书》第三章坚定地指出：外族人与犹太人，乃是同作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的人。这样的理解，对一些犹太人来说，可谓极其革命性。那些无法认同的人，也因此竭力宣扬一个与《以弗所书》第三章不同的“福音”，故异端也由此而生。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异端在使徒的时代即已出现，况且当时又尚未有完整的新约面世。再者，来势汹汹的逼迫浪潮，令教会的处境更加艰难。然而，上主就在这般凶险的时刻中，兴起了使徒以及他们的同伴，写下了宝贵的新约书卷，帮助当时的信徒厘清了信仰当有的取向。这些后来被收纳为新约的书卷，不单帮助了他们，也帮助了今天的你我。教会也因此得以继续成长。
严峻的挑战
虽说异端源于教会内部的错误理解，其实也与教会以外流行的思潮有关。早期教会的时代中，最为流行的思潮之一就是诺斯底主义。这种思想又称为“真智”主义。它的表达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中其实也有很多变化。大体而言，诺斯底主义认为：世界乃是由善恶两个独立单元所组成，且各由一位神明掌控；人类就是在这两位善神与恶神的交互操控之下而生活。这种善恶二元的思想与基督教“一神”的信仰，必有所抵触。诺斯底主义同时又认为，只有具备真智慧的某些人士，才可以与灵界至高的、良善的力量相通。而所谓救恩，其意义在于个人生命的提升——从属地、属乎物质的地位，提升至属灵的地位。如此就可以与善的力量相通，胜过邪恶的势力，以至得救。而所谓的基督，不过是这提升阶段之中的一环而已。这种学说当然又与圣经真理不相符合。只是，真智主义的表达方式与福音信息倒有些颇为相似之处，譬如：属世、属灵、得救、智慧等的概念。因此，当这种学说闯入教会的圈子之后，一些信仰根基不甚稳固的人，很自然地被这套讲求自我修炼的教导所吸引，于是教会内就出现了异端信仰。
具体而言，因着内在的犹太教色彩，以及外在的诺斯底主义，教会信仰受到影响最大、挣扎最深的课题，莫过于耶稣基督的身分与其救赎工作的问题。到了第三、第四世纪之间，“地上的耶稣与天上父神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的问题便浮现出来了。这问题其实也很明显：倘若耶稣是神，那么天上又另有一位父神，基督教岂不成了一种多神信仰？退一步来说：倘若只有一位神，而只有天上的父神才是神，那耶稣就不可能是神了。果真如是，那么耶稣所成就的十架救恩，不就是一种人为的努力，是人在企图拯救另一个人？不是由神来拯救人，这样的教导，又明显与基督教的福音不吻合！
与此相关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的问题了。他究竟是神还是人呢？在他尚未来到世间之前，他乃是神。然而，他却为了救赎世人而成了人类的一分子。问题是这位来到地上的耶稣基督，到底仍然是神吗？若不是的话，救恩岂不又成了人救人的活动？若耶稣仍然是神，那么那位生活在加利利、死在十字架上的就不是一位十足的人了吗？如果成就救赎的那位是神而不是人，那么代替我们受死的那位，果真能够以无罪之人的身分，替代我们承受罪的所有惩罚吗？如果说耶稣基督两样都是（既是神，同时又是人），那这两种完全不相同的性质，又如何能够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呢？
以上两个问题可说是触及了基督教信仰的最基本课题。明显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关系实在太重大了。当日流行的异端当然不止这些，然而我们也不难想象教会形势之严峻了！
厘清异端的基础：新约的正典
在面对信仰的课题时，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会采取某些片面的观点，且会以诸般的理由，来抹杀其他角度的观点，以致出现偏差，甚至引来严重的异端信仰。其实，古往今来，异端的出现，往往就是因为单单抓住一些虽然正确，却只是片面的真理来讲说，结果未能全面掌握信仰的整体内涵。幸亏神让使徒时代所撰写的教导留存下来。这些重要的文字，加上教会领袖（即早期教会的教父）深入的阐释，结果为信仰的根基立下了美好的基础。
在面对逼迫的岁月中（从第一世纪至第四世纪），教会无法召集大型的会议来商讨异端性的信仰偏差问题。但是在个别的处境中，却已经开始逐步厘定信仰的准绳。这过程就是新约正典的确立。当信仰内容出现疑问时，教会领袖自然就会思想：耶稣基督在世之时，他本人会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作为教会根基性人物的使徒又如何回应这些问题呢？新约的书卷（包括了福音书及书信）自此日渐受到重视并逐步跟原有的旧约并列，构成了圣经的正典。当逼迫终于在第四世纪初叶停止之后，新约正典的收集，就更为方便了。因此，到了第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