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广泛的运动。
商业、工业和农业在七十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视。1879年薛福成在他关
于对外政策的建议中大力主张，在这种变革时代，政策之“用”应为商业，
②
但其“体”应为工业化。工业化的非军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十九世纪
最后二十五年间，有改革思想的官员注意建设民用工业，如海运、采矿、纺
织、铁路、铸币和钢铁生产：所有这些都要采用西方机器。也有人讨论农业
的现代化，郑观应在七十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1881年在甘肃把它付
诸实施。1892—1895年期间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陈炽和孙中山的著作，它
们着重论述了西方的饲养和溉灌技术、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的使用以及举办
农村集市的好处。1895和1896年，在孙中山和张謇的倡导下，分别在广州
羲：《开县李尚书政书》，卷6 第56 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卷11 第11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
末·同治朝》，卷100 第24—25 页。关于严复对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家著作的翻译有一本严谨的研究著作，
即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这是一部论述晚清试图利用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
②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25 页。李三宝：《致傅兰雅的〈格致汇编〉（1876—1892
年）编者的书信：一个分析》，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 第2 册（1974 年12 月）第729—777
页。
① 在 《小方壶斋舆地从钞》中，这一百五十八部著作除大约二十部以外，都能找到。
②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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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成立了农学会，出版了一种专门讨论现代农业的杂志。 ①
努力学习西方经济的中心思想在于强烈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
家。六十和七十年代广泛流行“富国强兵”的口号。不过从七十年代中期起，
却出现了强调“富民”或“利民”的重要性的思潮。这种新思想可以追溯到
1875年，当时郭嵩焘在致恭亲王的信中主张，政府应该鼓励人民从事现代航
运业和制造业，因为国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郑观应、王韬和李鸿章也讨
论过这种思想，不过以马建忠在1890年的论述为最系统和最有说服力。②
虽然政策性文章在传统上提倡保护人民和照顾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
主张轻徭薄赋和与民休养的范围，而且从未长时期地付诸实施。这种传统思
想仅仅成为现代富民观念的遥远背景而已。但是这种“富民”的新思想认识
到国家和民众有密切关系，民富是国强的根基。换言之，如果国家要强盛，
就必须使全体人民既富且强，因为富和强是互相关联的。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 第59—60 页。陈炽：《庸书·内篇》，卷2 第2 — 3 页。孙文：
《国父全集》，第5 册第4 — 5 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6—137 页。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 册第480—482 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 第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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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政策观点的矛盾，1860—1895年
中国人对西方的某些观点是不大合理、不大有建设性和不大令人愉快
的。这些观点常常是好战的，情绪激烈，偶尔还是排外的。这种思想上反西
方的不合理态度，主要归因于士大夫在理智和感情上对中国文化传统抱有深
信不疑的态度，虽然正是西方帝国主义促成了这种态度。但与此同时，又出
现了一种认识 （尽管是慢慢地和模糊地出现的），即中国是一个应予珍爱的
实体——这种认识与其说是仇外的和有文化偏见的，不如说是理性的和民族
主义的。
排外主义的兴起
虽然排外主义在中国与外界关系的早期历史中有其深刻根源，但是直到
西方压力加强的1860年以后它才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重要力量。排外主义
的范围广泛。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国人，但不反对模仿西方，为的是进行
反击。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任何外国事物，不论是基督教
也好，或是现代技术也好。
对西方技术的抵制
因为反洋教运动在其他篇幅中讨论过（见上卷第十一章），我们在这里
主要谈谈反对引进西方技术的问题。这种反对的原因很多。最基本的原因是
认为中国毋须模仿西方。首先，排外的文人学士认为西方的技艺实际上华而
不实，对于中国没有必要，因为要成为一个强国，民心比武器更为重要。大
学士倭仁断言，夷人害怕中国的不是它的大炮和兵舰，而是它的民心。模仿
西方并无益于战胜敌人，反而会降低民众支持政府的热情。他问道，如果一
个政府失掉了民心，它怎能长期支持下去呢？因此他建议，基本方案应该是
振兴民众志气，而不是模仿夷人的技术。他坚决认为，历史明确表明，技术
不能使一个积弱的国家强盛起来。①
某些官僚学者特别相信，中国的海防无须得到西式武器。刘锡鸿举俄国
和美国为例。美国之战胜英国，并不是得益于海军，而俄国仅仅拥有一支象
征性的海军，却成功地向英国的霸权挑战。另一些评论家更加关注的是中国
的所谓文化上的优越性，他们表示，军事技术之取得常常要以牺牲文化和良
好的吏治为代价。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指出中国北边诸蛮族虽有强大骑
兵，但文化上仍然低下，无力组成一个国家。①
① 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1 册第134、277—283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4
第25 页；卷79 第1 — 2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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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把自己的方案吹捧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排外的士大夫则强调儒
家的道德原则，所以是坚定的反功利主义者。他们顽固地主张，中国应该特
别重视儒家礼、义、廉、耻的古训。实际上，德行是使夷人敬畏的妙法。他
们继续说，如果鼓励儒学之士向夷人学习，他们就会寡廉鲜耻。归根到底，
这些向往夷人的文人，由于不知廉耻和无爱国心，对中国将没有用处，不管
②
他们多么精通西法。 因此，以道德相尚是根本，它的影响深而且远。相反，
他们认为功利之见是皮相之谈和鼠目寸光。因此，看到光绪皇帝的师傅之一
翁同龢经常向这位年轻的国君讲论义利之别的意义，这就不足为怪了。义利
之别一讲，就使得七十和八十年代许多士大夫反对各种自强计划，特别在
1889年反对铺设从天津至通州的铁路的计划。③
保守派提出了为什么中国不需要从事洋务的另外一些原因。他们坚持
说，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学习。他们问道，为
什么在十九世纪中国就必须模仿西方才能富强呢？此外，他们还断言，即令
中国要在科技方面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它仍然可以避免向西方夷人学习。
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拥有这方面最优秀的专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中
国内部寻找这样的人才。①
在某些士大夫看来，西方的好东西对中国不一定有用，因为每个社会的
条件不同，价值各异。人口悬殊便是这样一个差别。西方由于人口少而造成
劳动力的短缺，故需要机器。把机器引进人口过剩的中国，只会加重失业。
另一个例子是铁路。建筑铁路是否合乎需要，要看该国的军事力量如何。西
方因为强盛，故能够利用铁路迅速进行运输。中国因为在战时不能保卫自己
的铁路，反而会因有铁路而吃苦头，因为敌人会利用铁路，以便于他们在中
国调动军队。②
排外的绅士进一步争辩说，中国不能成功地向夷人学习，即使它需要进
行这种学习也不行。例如，军事知识对一个国家太重要了，故不能与其他国
家分享。大学士倭仁在1867年的奏折中说道，夷人终是狡诈之徒，绝对不
能相信他们会真心实意把军事技术教给中国。由于同样的原因，西方也不会
把它最好的武器卖给中国。著名学者俞樾和曾经入过李鸿章幕的王炳燮也有
同样的见解。他们坚决认为，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东西都是过时的和陈旧的，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自取败亡。另一位学者李元度写道，只有决心才
能制服狡诈，只有果断才能挫败阴谋；但是决不能指望学生以计谋胜过先
② 陆宝千：《倭仁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 期 （1971 年）第257—270 页，特别
是第260 页。《洋务运动》，第1 册第121 页。
③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40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577、1580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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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③
某些保守派大胆地断言，现代技术没有用处。著名湖南学者王辏г诵础�
道，蒸汽动力的军舰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断煤的供应，军舰也就无用
了。此外，它们在内河不大灵活，在陆战中完全无用。同样，火炮必须轻巧
和机动才能有用。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难于移动。他们说，在昌明盛世，
中国出于好奇心，可以玩玩这些无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财政拮据时，它千
万不能为此浪费金钱。
儒家关于宇宙的神话是设想天人之间互相起作用。保守派声称，引进采
矿、铁路、电报线路和教堂建筑等西方事物，会违反包括“风水”——它对
五谷的生长和人们的幸福都起作用——在内的宇宙的常态。因此，他们常常
引证异常的天文现象（例如彗星），认为这是上天对人世的某种不祥之事的
示警。他们还断言，自然灾害如旱灾、水灾、地震和火灾，是上天具体暗示
有条理的风水力量受到了妨碍和干扰。①
他们进一步断言，虽然西方技术在某些方面对中国有益，但它的缺点远
远超过它的优点。举例来说，正如俞樾所指出的，它归根到底是有害的，因
为它会迅速耗尽在供应上本来有限的自然资源。七十年代，江西巡抚刘秉璋
以这个理由来反对现代采矿业。另一些人则集中注意力于社会政治问题。例
如，王炳燮声称，引进西方技艺会加深社会上的不公道，因为富者采用机器
会愈富，而贫者由于失业会愈贫。②
这种社会上的不公道具有涉及大多数人的政治后果。京师及地方上的各
级官员，如军机大臣翁同龢、掌印御史屠仁守、巡抚王文韶和候补知府杨廷
熙都指出有发生政治暴乱的可能性。在失业者中间，弱者将成为窃贼，强者
将流为盗匪和叛乱分子。因此他们作出结论说，本来动机在于为中国谋利益
的“洋务”活动，将导致公开的叛乱。光绪初年文化和政治上的排外主义就
这样与前辈理学家吴廷栋（1873年去世）的观点合拍了：唯利是图的活动的
结果是绝无丝毫利益可言的。①
对帝国主义的畏惧
中国人的排外主义，在许多方面是由于害怕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许多
士大夫如翰林殷兆镛和政治谋士王炳燮与薛福成认为，西方人正在采用“蚕
食”政策。但是，在外国人能够把中国夷为殖民地以前，他们将首先从经济
上剥削它，搅乱它的社会秩序，干扰它的法律程序，最后使它道德沦丧。按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 第24—25 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 第29 页。吕实
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3 页。
① 王辏г耍骸断骁猜ノ募罚�2 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 第1575 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8—359 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5 第5 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 第29 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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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他们的意见，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目的是要熟悉中国的地理和社会情况，以
便进行他们的政治侵略。他们问道，如其不然，外国传教士为什么不以在他
们自己国家里敬拜上帝为满足呢？他们坚持说，西方从政治上对中国的蚕食
是逐步的，不过是坚定的。例如，南京条约还没有提到的基督教传教活动问
题，在十六年后的天津条约中就居于突出地位了。他们在六十年代推论说，
西方列强在以后续修条约期间将会对中国施加压力以谋求更多的特权。
中国人害怕西方的政治侵略决不限于沿海地带，内地广泛散布的反基督
教告白明显地证实了这种情况。1862年湖南的一份告白便提到了非洲和印度
在西方扩张主义浪潮中的惨痛命运，从而悲叹中国将很快步其后尘。六十和
七十年代在四川和广西也发现过这类告白。
外国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傲慢态度与形于外表的古怪的行为，进一
步加剧了这种排外情绪。1880年某些官员向北京提出请求，中国应该制止外
国人在北京建造高大建筑，他们坚持说这种房屋将会用于军事情报目的。
1887年重庆一地方绅士指责一位法国主教建筑堡垒式的教堂和过着与中国
皇帝不相上下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