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一切现成秩序。这样，百日维新使整个朝廷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敌对双
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数激进的少壮维新派，另一方是太后和整个官场。
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几乎在百日维新刚进行时就趋向于表面化。6月15
日，在维新被宣布为国是后的四天，帮助皇帝起草诏令的翁同龢在后党的压
力下被黜退。从此开始，当皇帝和激进的维新派忙于发布诏令时，皇太后和
她的强大的党羽则悄悄地在巩固他们的力量。在翁同龢被黜退的那一天，她
最亲信的宠臣荣禄被指派署理直隶总督，统率华北的全部军队。与此同时，
发布了一道诏令，规定政府中接受新任命的任何高级官员必须亲身觐见皇太
后，以表示谢恩和保证忠诚。
在接着而来的两个月中矛盾冲突继续升级。9月初，皇帝甚至一举下令
黜退了礼部的两名尚书和四名侍郎。同时，四名具有强烈变法倾向的青年学
者杨锐、林旭、刘光第和谭嗣同被指派到军机处任章京，参预审议和革新政
策。由于以这样大胆的行动来维护权威和夺取权力，最后摊牌的阶段终于到
来。
9月21日，慈禧太后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剥夺了光绪帝的权力，并把他
幽禁起来。同一天，她还宣布重新当权“训政”，开始了她的第三次摄政，
这一次继续了十年，直到她死去为止。与此同时，在9月末她发起一场清洗，
废黜和逮捕了许多直接或间接参与康有为运动的文人和官员。六名年青的维
新派被处死，其中包括激进的湖南学者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兄弟康广仁。康有
为本人在英国官员帮助下逃往香港，得以躲过清洗；梁启超则乘日本军舰逃
往日本。 9月26日，西太后废除了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所有重要
的革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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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时代的遗产
维新运动在京师证明是一次失败，如同以前在各省进行的那样。自相矛
盾的是，虽然帝国的中央集权程度足以阻止地方上的激进变革，但是帝国政
府最高层的权力集中程度却不足以采取一致的行动来进行全面的制度变
革。可是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它不仅仅暴露了中国的政治制
度对于全面改革的惊人无能，而且也反映出政治领导是多么没有能力使制度
恢复生气和经受中国危机时代所必需的自我改造。
但是维新运动决不能算作是完全的失败。从一开始，它的下面便是一阵
思想的巨浪。当1895年以后政治的活动展开时，它所唤起的感情和注意力
反过来又加深和扩大了这阵巨浪。结果，尽管维新运动没有能达到它的政治
目标，但它所引起的思想变化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长期的和全国规模
的影响。
首先，这一思想变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即新的思想意识时代。
正如上面所看到的那样，维新的时代出现了由于西方思想大规模涌进中国士
大夫世界而造成的思想激荡。这便引起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
两者的崩溃，从而揭开了二十世纪文化危机的帷幕。从一开始，文化危机便
伴随着狂热的探索，使得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深刻地观察过去，并且超越他们
的文化局限去重新寻求思想的新方向。其结果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充
斥于中国的各种思想泛滥成灾。这些新思想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
的思想变化，主要应归因于1895年以后雨后春笋般产生的新的变革工具。
其中的一种工具的产生方式是改造传统的书院以创立新的学堂。几乎从十世
纪书院首次出现起，它们就成为士大夫思想活动的中心。在随后的几个世纪
中理学主要在书院中盛行和保持它的思想活力。明代末期，书院还起了提供
独立中心的重要政治作用，使儒家学者在这些中心里面能集体地对朝廷提出
政治抗议和批评。
清代初期以后，书院被置于政府的财政控制之下，并被禁止进行社会政
治性质的讲学和讨论，所以它们就失去了思想活力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
它们作为培育社会精英的教育机构仍是重要的，这从书院林立的情况中可以
看出，有一种估计认为，在十九世纪，书院约有四千五百所。据另一个估计
①
仅广东一地清代有书院四百十一所。 然而，它们的教育职能被缩减到主要
为科举考试作准备的程度。从少数在十九世纪初建立的书院，如广州的学海
堂和杭州的诂经精舍，可以看到儒家学术某些复兴的迹象。
但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在通商口岸刮得很猛烈的变革之风，差不
①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第78—79、337—430 页。格里姆：《广东的书院和城市制度》，载施
坚雅编： 《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第475—4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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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没有触及大多数书院中长期不变的知识生活。 ①
只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士大夫开始改组书院和
创办新学堂，起初是零星的，在1895年以后数目日渐增加。这种教育改革
②
的倡导者是一些省级官员，如张之洞、盛宣怀、廖寿丰和江标。 比起这些
地方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1896年清朝官员送呈的一批要求普遍建立新学堂
的奏折。最突出的是与康梁有密切关系的朝廷命官李端棻的奏折，他提出，
通过修改课程来改造传统的书院是开办新学堂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这个建
③
议为朝廷所接受，并作为政府的政策加以颁行。在响应这一政策的过程中，
据说全帝国许多地区的旧式书院已按建议作了改变，对于开办新学堂的工作
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这样，在1896到1898年的两年中，教育改革之风席
卷全国，最后体现在百日维新期间修改考试制度和建立全国的学校体系的全
面努力中。由于西太后的政变，教育改革停止了，但是对已经进行的改革并
不想加以纠正。就这方面而言，1900年以后教育的根本改革和1905年科举
制度的废除都是从1895年以后开始的。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修改课程。它的主要目标当然是接纳西学，而修改
过程中突出的趋势是在“实学”名义下接受西方知识。实学在儒家的思想文
化中曾经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指的是对儒家主要的道德和社会关注有实用
意义的学问。在若干世纪中，实学曾被儒家学者反复用来作为划分界线的支
配性概念范畴，凡是他们断定为不“实”之学都概被贬斥，认为无价值。西
方知识在实学的名义下得以在新课程中占有突出地位，这件事表明西方思想
在传统的思想价值领域中已被承认占有一席之地。
许多有名望的古老书院所进行的课程改革，便导致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
后期西学的重大发展。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是非政治的和技术方面的
（包括数学、科学、世界地理和历史，也许还有西方语言）。但是，康梁集
团对于西方政治经验和理想的重视超过了对专门技术知识的重视。康梁二人
自己也直接致力于教育改革。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建立了一所小规模的私立
学校，名叫长兴学舍，其教学的基本部分是将儒家中的社会义务思想和西方
的政治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旨在培养学生的政治觉悟。①
这种适应政治需要的教育纲领后来为梁启超所继承，他在变法宣传中强
调西方政治理想和经验的重要性，以区别于西方的技术知识。由于心中有这
种政治教育的理想，他力劝在杭州和陕西地方书院从事改革的友人们要以政
① 谢国桢： 《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载胡适等编：《张菊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第281—322
页。
② 关于江标的教育改革见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276—281 页。关于廖寿丰，见《戊戌变
法》，第2 册第375—381 页。又见盛郎西：《中国书院制度》，第223—230 页。
③ 《戊戌变法》，第2 册第292—296 页。
① 梁启超： 《南海康先生传》，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 册第64—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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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院的模式办学。当1896—1897年在上海从事私人教学时，他追求的也
是这种理想。后来在湖南，他的政治教育计划主要是要在时务学堂内制造激
进思想的气氛。那个学堂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政治活动家，并在 1900年以
后的改革和革命中崭露头角。
象学会这样的自愿组合并不是完全新鲜的工具。在许多世纪中，学者之
间出于文学的目的结社已司空见惯。明朝末年，某些学者官员组成的“社”
对时政提出批评和进行党争。但是从十七世纪后期起，出现了坚决反对社团
①
活动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政府严厉禁止士大夫结社干政。 当
强学会在1895年突然兴办学会活动时，对宋明时期儒生中间自愿结社的追
忆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个源泉。但是直接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广学会在文
人官员中间的积极活动，必然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
种团体具有作为革新工具的潜力。同时由于有了西方的知识，他们知道自愿
联合的团体对于西方的进步是作过重要贡献的。当时一次普遍的有关学会职
能的讨论认为，它是现代欧洲文化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这种认识是颇有典
型意义的。
从1895到1898的三年中，一共报道过七十六个学会。大约三分之二的
学会是由士大夫建立的。重要的是，这些出色的学会并非全都集中在少数沿
海大城市。它们分设在十个省和三十一个不同的城市，其中二十五个在内
地。可见这些学会大部分是由绅士发起的，而且是分布于全国的。它们虽然
分散各地，但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却成为补充新式学堂和改头换面的书院之不
足的重要组织手段。学会主要对成年人起作用，而学堂和书院则在出身于士
大夫的许多年青人中间传播新的价值观和知识。②
按照这些学会宣布的目标而对它们进行的粗略的分类也很说明问题。其
中一个学会致力于提倡儒家的教义；三十多个学会或是按照新的实用精神研
究传统的儒学，或是研究西方科学和翻译西方书籍；十五个提倡社会改革（如
反对吸鸦片，反对缠足或提倡妇女教育）；二十三个试图唤起士大夫的爱国
主义热情和政治觉悟。确实，在最后一类学会中，只有象保国会和其他在1898
年春天建立于北京的少数几个学会，才以民族主义的动听语言明确地阐明了
它们的目的。但是这二十三个学会全都是由于尖锐的民族危机感而成立的。
即使是那些致力于引入西方知识和改革社会习惯的非政治性的学会，也越来
越认识到其活动是国家的需要，这是促使它们成立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这些学会的出现显然是民族主义在上层阶级中间传播的一个标
① 小韦克曼：《明清政治中的知识分子》，载《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刊》，卷101 第2 期（1972 年春季
号）第35—37 页。又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6—23 页。
② 这里记载的学会总数是根据《时务报》、《湘学报》和《知新报》所报道的学会数和张玉法、汤志钧、
王尔敏所开列的学会数计算出来的。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199—206 页。又见王尔敏：《晚
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4—165 页；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2—2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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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①
数量不断增加的学者们联合在学术团体中，这件事还证明了在中国社会
中，除出现民族意识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范围更广的趋势。中国的社会传统
总的说是离解性质的，即除亲属纽带之外，人们彼此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
开的联合。然而，士大夫此时在亲属或官僚体系之外采取了有组织的活动。
他们组成了小型的、自愿而自治的、有具体目标的团体，这很象西方以联合
为宗旨的社团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士大夫之间的学术组织打破了晚期中华
帝国的离解性质的传统，开始出现了一种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许多社会团体特
点的新趋向。②
许多学会是为了政治活动而组织起来的，因此它们还体现了更多的人参
与政治的趋势。士大夫们所信奉的儒家为公益的理想以及他们作为社会精英
的地位经常促使他们参预政治，但是其活动都被限制在官僚政治的框框之
内。然而，1895年以后的学会完全跳出了官僚政治的圈子。象强学会、南学
会和保国会等少数团体是明确地按照西方的民主参政理想组织起来的。即使
其他不是有意识地以民主参政为主要目标的学会，也表现了学者们越来越愿
意采取集体行动，从而也被卷进了政治之中。
作为改革的工具，在维新运动年头里出现的报纸和杂志比新式学堂和学
会更为重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现代化的报刊在中国已不是新颖之物。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主要的口岸城市大约已出版了十二份报纸，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