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既当过斗争者，也当过被斗者。我一直在默想：这么斗出来的“果实”，从正面衡量有多大价值？而算算它负面的账就不堪设想了！倘若举国都变成了应声虫，民族就实在太可悲了。
那场“文革”既是灾难，也是深刻无比的教训。它用其“忠字舞”及接电话先背句语录等愚民做法，充分暴露出那帮人的愚昧疯狂，从而更让人们警觉起来：再那么胡闹下去，民族就非沦亡不可。
我认为邵燕祥写了一本有利于国有利于党的好书。他没有像我及许多被斗者那样，挨斗时闭上眼睛认命，后来改正了事，皆大欢喜。他认真地观察、分析、思考过，觉得革命虽不是请客吃饭，但也不能让理智与理性全部停工。当时被斗者趴在地上，斗者踩在背上厉声问道：服不服，认不认罪？这种“服”和“认罪”怎么可能是由衷的？
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未必能体会到七十年代以前那一场接一场的风暴以及对社会、对文化、对个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像拨拉算盘珠子那样，错了就从头再来。如果不讳病忌医，就应号号脉，认真查查病因。
因此，我深信这是一本十分有益的好书。
片言只语见性情
？ 谷 林
《周作人日记》壬寅十一月十七日（一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录有“倚枕口占”七律一章，首两句云：“焚书未尽秦皇死，复壁犹存哲士悲。”作者当时十八岁，在诗后还发了一通议论，结末写道：“余尝恨秦王不再，并非过论。同志之士，想亦为（谓）然，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然即斥为丧心病狂，亦余所不辞者也。”
《史记·留侯世家》记张良击秦始皇于博浪沙，误中副车，亡匿下邳；乃遇圯上老父黄石公，授与《太公兵法》，习诵遂为王者师。这一故事迭入后世吟咏，但少见“哲士”之悲，不易觅得周作人的“同志”；有些更语含讥嘲，如袁宏道《经下邳》云，“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陈恭尹《读秦纪》云，“夜半桥边呼童子，人间犹有未烧书”，皆是类例。
踏实说，焚书令下，哪里便会顷刻间片策无剩？有疏脱走漏殆所难免。更何况似醉如痴的书迷，任何时地总可找到那么三两个，舍得陪上身家性命，也要千方百计豁出去抢救护藏。鲁恭王为辟宫室而坏孔子故宅，即曾从“复壁”中发获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不就是勇决之士隐蔽下来的秦火之余吗？时移世改，一朝重见天日，自然有人惊喜，有人感叹，那也不在话下。
现在要说的则是周作人亲自的遭际。十年动乱，他本人至于天年不遂，而他写给江绍原的一批二三十年代信件，历劫犹存，竟为江绍原长女江小蕙“陆续发现”，共得一百十封；“求则得之”，苦雨斋居然也不如想象中的荒落，一批江绍原同时期来信遗留在此，虽往还呼应不能逐一对号，而计数巧合，也有一百十封。于是合辑成一书，题曰《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前者作为正文，分篇笺注；后者作为附录。正文每篇完具，笺注篇幅多于正文，或至倍蓰，考释详明，功德无量；附录中偶见删节号，却摸不清是发现时原残，抑辑入时有所去取——书中未加说明。
王瑶为此《早年佚简笺注》作序，引正文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信中“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等语加以论证云：“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像本书这类作家私人通信集的价值。因为读者不仅可以从某一特定角度‘窥见’作家‘性情’，而且可以从发信人对人物的臧否中了解作家本人的思想以及有关的人事关系；正是这些人事关系构成了作家生活的‘具体环境’，它对作家的心态、情绪，以至创作，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王瑶引以论证的例子，见于此信后半幅；因其与乃兄失和的往事，早已广为人知，更睹此信，或尚不觉意外；至其前半幅涉及蔡元培一节，倒真可吃惊。信上写道：“蔡胡分家竟如尊料，大有意思，蔡公此刻盖在3rd Party手中，牵而往‘东’，面南立，而胡公则仍‘独立’也。观蔡公近数年‘言行’，深感到所谓晚节之不易保守”云云。多谢为本书作笺注的张挺、江小蕙伉俪，给“蔡胡分家”、“3rd Party”、“往东”、“独立”写了四条共约五百字的释文，读者乃得通解。但纵无笺注，此中爱憎臧否之情，固自一目了然；却与我们从周作人别的文章中得来的印象，甚难融合。不遑细查，翻一下《北大感旧录》中专记“蔡孑民”的那一节，其中如云“（黄季刚）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此所称“新的教员”，“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不觉便把周作人也算进去，尽管他自谓“我与蔡孑民平常不大通问”。文中又抄录“一九三四年春间”蔡寄其《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一诗，并加评说云：“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复云：“他此时已年近古稀，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数语颇有分量，殊非恒泛之辞。《感旧录》虽写成于晚年，但追述读“和韵诗”及注解的感受，似属当年旧有的情怀，而此则与写给江信的时间，相去仅只一年耳，是以不禁疑怪。
周氏书牍前此问世者，海内仅有上海青光书局（按即北新书局）一九三三年印行的《周作人书信》一种。书前《序信》（致李小峰）有论尺牍的话云：“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此“特色”今乃于“佚简”见之。我们本来无由得“窥”的“私书”，这一回却因“焚书未尽”，“复壁犹存”，抑且作者长往，无从删改，侥天之幸，得诸望外，果真“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弥耐咀含，亦足为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助。
江、张合作的笺注，王瑶《序》中称它“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责全求备，敢陈刍荛：例如上引“观蔡公近数年‘言行’”句中之“言行”一辞，原有引号，殆谓《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一书，似当增注。又如一九三二年四月廿八日信末云：“海淀访友，归途大风，真如吴老先生所谓‘苦矣’了。”此处无注，颇难索解。又如《夜谈随录》、《双梅影常允椤方宰ⅰ爸卟幌辍保涫到甓荚⌒校椴共荒选Ｓ质Ｍ讯镏θ缫痪湃晔仑ヒ蝗招庞小案郊保晏庾鳌肮轲б阑亟獭保础梆А弊忠簟⒁褰杂搿肮椤蓖坏敝馗矗ψⅰ耙晌蟆倍缓涎仄湮蠖怠Ｓ秩绮逡秤∧Ｖ小白ㄕ侗省币挥。帧暗丁蔽笫妥鳌叭恕保赌柯肌芬潮甏擞∧Ｖ馕爸茏魅嗽缒曦蛴÷H”，则应删去“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一印，此翁五十五岁已在一九三九年，越出本书下限矣。此外对辞语的注解如“辇毂之下”、“暂作枝借”、“明日黄花”、“春秋笔法”之类，要是考虑了本书的具体读者对象，必大可省削，“附骥”一辞乃至反复注释四次，岂非虚耗纸墨。盖惟有明确读者对象，始能指导发行工作而扩大出版物之社会效应也。
（《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社1993年版）
寻找插图本
？ 姜德明
小 引
在当今书市上的成人读物中，我们久违了精美的插图本。
鲁迅先生少年时代的藏书是从线装插图本开始的，诸如《山海经》《花镜》《诗画舫》《点石斋丛画》《飞影阁画报》等等。人们天生有欣赏图画的趣味和要求。在外国，没有插图的文学书通常被视为普及的简装本。鲁迅终其一生非常重视书籍插图艺术，他印过不少域外插图集。巴金先生也爱文学插图，近年在他捐出的最后一批藏书中，就有他珍藏多年的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版的果戈里《死魂灵》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巨著。临送出去以前，他让家人把那些插图本带到医院病房来，依恋地一页页作最后的欣赏。
像天下的爱书人一样，我也喜爱带有插图的版本。为了呼唤插图艺术的再现，我捡出往日在冷摊上所得的若干插图本，愿与同好共赏之。
比亚兹莱与《莎乐美》
上个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画家比亚兹莱（1872—1898）的黑白插图，由于鲁迅先生的正式推荐而广为人知。一九二九年四月，鲁迅为朝花社编选“艺苑朝华”之一辑第四《比亚兹莱画选》写的“小引”里透露：因为国内翻印了比亚兹莱为王尔德的《莎乐美》作的插图，“还因为我们本国对时行艺术家的摘取，似乎连风韵也颇为一般所熟悉了。”这翻印《莎乐美》插图的是田汉；所指“摘取”者，当是叶灵凤、郭建英，甚至还有女作家凌叔华。比亚兹莱与我国现代文坛可谓缘分非浅。一九二五年，女作家陈学昭化名揭发凌叔华在《晨报副刊》发表的小说插画是抄袭比亚兹莱的，结果被对方人士疑为鲁迅所写，转而攻击鲁迅。害得先生不得不在《革“首领”》杂文中说明了真相。
比亚兹莱为王尔德的剧本《莎乐美》作插图是在一八九四年，当时他才二十二岁，是个鬼才。他以善用黑白对比和流丽的线条而享有声誉，画风追求怪诞和病态的性感美。但，鲁迅对比亚兹莱并无反感，只是不赞成叶灵凤等人的表面模仿，甚至专取怪诞，又不讲究线条，把人物画得十分丑陋。鲁迅说：“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他介绍比亚兹莱的画既有揭发叶灵凤等人抄袭的目的，更重要的还是给中国的青年艺术家输送养料，借以发展我们的版画和插图艺术。
田汉翻译的王尔德《莎乐美》，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于一九二三年一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收有比亚兹莱的插图、封面、尾饰等共十六幅之多。这比鲁迅介绍比亚兹莱早了六七年，而鲁迅所编的《比亚兹莱画选》共收作品十二幅，《莎乐美》的插图仅占其中之一。因此多年来若想一睹《莎乐美》插图的全貌，还要靠七十多年前田汉的这个译本。一九二九年六月，诗人邵洵美在上海金屋书店也印了一本《琵亚词侣诗画集》，六十年代初我得于北京国子监内的中国书店。那是以文为主的小书，只有插图四幅，自然不能与田汉、鲁迅先生的选本相比。不过也显露了文界对比亚兹莱插图的重视。
《莎乐美》的初版本为大三十二开，灰色封面，是新文学早期版本中的精品。七十年代初，我把它送给木刻家新波了。黄先生说，当年他在广州文德路的地摊上买到过一本，“文革”中被抄走，下落不明。我现在手边的一本是一九三○年三月出版的第五版，封面改为杏黄色，插图墨色远不如初版本。但，今天亦稀见了。译者把比亚兹莱译为琵亚词侣，看来这古雅的译笔并非诗人邵洵美的创造，而是出于更加爱美和浪漫的田汉。
麦绥莱勒与《善终旅店》
那年在兴城海边，我与诗人艾青谈起凡尔哈仑。艾老翻译过这位比利时诗人的诗集，即一九四八年一月上海新群出版社出版的《原野与城市》。但，我读的却是凡尔哈仑小说的中译本《善终旅店》。我并不熟悉凡尔哈仑，主要是喜欢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1889—1972）的插图而从旧书肆上捡来。艾老显然知道这书，他始终笑眯眯地听我讲，最后慢吞吞地说：“我也喜欢麦绥莱勒。”凡尔哈仑（1855—1916）除了诗歌以外，写有戏剧《黎明》和《修道院》，小说似乎只有徐霞村翻译的这本《善终旅店》，一九二九年七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全书共收短篇小说五篇：《善终旅店》写一对兄弟的相妒和仇恨；《村中》写教堂的失火；《奥普多普的马市》写小镇景色和它的消亡；《三朋友》写三个孤老女人的绝望情绪；《一夜》写人的幻觉和多疑。凡尔哈仑的小说不重情节，如《村中》和《奥普多普的马市》更像散文。徐霞村在书前说：“他（凡尔哈仑）的诗起初是写实的，经过一度苦闷的神秘主义之后，一转而入光明之路，弃了他的佛兰德的田园风景，歌颂近代的都会。他又能在一般下级的事物中找出美，故又被尊为近代无产者诗人的鼻祖。”这样一本不足百页的小书，想不到却有麦绥莱勒的二十八幅插图。一篇小说少则配三幅，多者竟达十幅。插图富有装饰味，不乏神秘色彩，黑白对比强烈完美，诚如鲁迅给木刻青年曹白的信中所说：“木刻只有黑白二色，光线一错，就一塌糊涂。现在常有学麦绥莱尔的，但你看，麦的明暗，是多么清楚。”
麦绥莱勒与中国现代文学也有不解的因缘，一九三三年鲁迅为他的木刻连环画《一个人的受难》作序，并写了说明文字。与此同时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还有麦的另外三种连环木刻《我的忏悔》《光明的追求》《没有字的故事》，分别由郁达夫、叶灵凤、赵家璧作序和说明。看来徐霞村先生动手更早；也许是最早介绍麦绥莱勒木刻插图的作家。
一九五八年秋，麦绥莱勒曾来我国访问，在上海得到了鲁迅等当年编印的那四册木刻连环画集。他还到鲁迅墓前献了花圈。他是否见到了《善终旅店》的中译本及插图就很难说了。应该说明的是，当时徐霞村先生把画家的名字译为马赛莱尔。至于我的这本《善终旅店》，“文革”前购于天津旧书肆，花了三毛钱。这样的访书机遇不会再有了。
重逢方知未相识
？ 潘向黎
如果问我，在什么时候最觉得书的好处，我会说：“没有朋友的时候。”如果问我是什么时候最觉得朋友的好处，我会说：“没有好书看的时候。”
没有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