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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标记是全球性的政治和文化的激进主义。激进和理想之梦，这是笼罩着物质贫乏的六十年代的绚丽色彩，在这种环境中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看见过那个梦红色的尾巴），他们的情感不像五十年代出生的一拨人的沉重，但又远没有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一拨人的轻松，那么，什么是这一代人的典型情感？
作为一个搭上六十年代末班车、如今又迫近三十岁的人，我时常感到的是一种尴尬。在给许晖的信中，我谈到，这种情绪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显得尤为强烈了：“我们的前一代有他们沉重的历史碎片咀嚼，而更为年轻的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一群已紧迫我们，让人徒生一事无成之叹。在他们中正在盛行的是轻的美学：冒险、游戏、情调、节日氛围、情人节和生日派对、好奇、有用和对发迹的向往。他们因此要比我们活得更漂亮、更轻松。但我们还是得勉为其难地表演着……”这一群人或许是具有根的意识、具有历史感的最后一代，紧随他们身后的一群，已用轻的美学消解了历史的沉重。但这一代在看到神界的同时，也不放弃世俗的体味和玩乐，这又与他们的前辈区别了开来。他们在精神形态上的“悬空”，使他们有可能在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成为最不引人注目、又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代，对此，李皖在文中有非常好的表述：他们是过渡年代的过渡体，拥有前后两代人的特点，并同时成为两代人的观察者。
如果说，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这一代人里最优秀的几个人的遭遇，已经让人想起了艾伦·金斯堡在《嚎叫》中的首句：“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还有就是索尔·贝娄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作为过渡的一代，时代的担子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滑过了他们的肩头，滑向他们不知道的身后。这一代以后出生的一茬人，他们似乎更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在社会变革的加速度中，他们尖声唿哨，快活地滑翔在物的世界的表面，他们更有理由、也更有禀赋成为未来新世界的主人。
尽管如此，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还是登台了。虽然还是“隐约”的，还没有形成许晖们所希望的“整体的力量”，但他们开始显示出了这一代卓尔不群的品格。登台的脚步声中，同时出现了这一代的旗手和歌者。“这么早就回忆了”，有人就说他们的脸孔也还年轻，而心境已经很老很老。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回忆，是因为他们少年时代不停地游走的经历，是因为今天内心里感到的……悬空。梦醒以后会变得更老，他们有过梦么？他们并没有真的变老啊。
许晖寄希望于“一个伟大契机的到来”，或许真有那么一刻，我们日日夜夜积累的欢喜和眼泪会得以自由迸发？但经验告诉我，等待，是一个危险的词眼，在想象中经历辉煌，必然会引起的是行动上的退缩。不需要祈祷，也不需要挽歌，对这一代来说，更要紧的还是脚踏实地的行动。
庄子“混沌”解
？ 毛志成
庄子与另一位“忧患派”人士几乎同时、同乡，那位“忧患家”就是“杞人”。
“杞人”的思维层次不是太高，只是忧“天”，不过他毕竟还能算是一位不凡的先哲，因为“天”确实“塌”过，那是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事，而作为他两千多年后的“现代人”，几乎天天都在目睹“天”渐渐坏下去的现象，天上至少已经出现了两个大“洞”；名之为臭氧层破坏。
庄子的思维层次则要高得多，他不仅忧“天”、忧“人”，而且对地球上的一切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表示忧患，认为人类的每一步文化化，都将株连出某种“所失”。于是，他创造了“逆向思维”体系，呼吁人类在远征中时时回眸，看看故国故都是否已经沦陷；于是，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别——“反文化”，主旨是揭示文化的“负价值”。
在《庄子·内篇·应帝王》中，记载了庄子讲过的一则寓言，大意是：远古时候，大地有三个主宰者，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倏”、“忽”、“浑沌”。其中“浑沌”最“本真”，浑朴善良，只是太“原始”，面无七窍。于是，“倏”与“忽”便对“浑沌”进行了“文化开发”，每天为他凿一窍。七日而七窍备，但那位可爱的“浑沌”却死掉了。
在这里，“浑沌”象征着大自然的“原生态”和人的“原性态”。庄子担心它会在人类的文化活动中失去，有没有一点道理呢？
对于古人的“忧患意识”，现代人往往持鄙薄态度，例如那位“杞人”就曾被聪明人和自以为聪明的人嘲讽了两千多年。殊不知“天”确实“塌”过。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一天，一颗像美国曼哈顿大小的流星撞击地球，烟尘四起，仅仅几十年时间，一个庞大的生命群——恐龙，便彻底灭绝了。
人类的生存史上没有遇到这样的飞来横祸，但人类却用自己的手为地球、为自己制造了形形色色的“烟尘”，日益毁灭着一切本原的“浑沌”存在，最终有可能将人类自己“窒息”掉。而且，越是“现代化”，人类所承受的“负积累”、“负价值”也就越多。
糟糕就在于这是一种必然，不可超越的。
日本学者在北极圈南部北纬66°51′、西经46°15′、标高二千米的地方进行精确测察，推导出地球的大气污染始于公元一千八百年左右。真是让人惊愕，这个年代恰恰联系着地球上一个“人类史的辉煌”——欧洲产业革命（英国始于1760年，法、比始于1830年）。
这就是说，地球环境的大幅度坏下去，是和“现代化”同步的。
因其“必然”，故而“同步”。
恐龙灭绝于“偶然”，人类有没有可能灭绝于“必然”？
要寻求或推导这个答案，不能求助于活得美美滋滋、神魂颠倒而又浑浑噩噩的“现代人”——诸如“大亨”、“大款”、“大腕”、“老板”之类，也不能专门去听工业局长、商业局长的话，最好是看一看地球本身的褴褛情况：
全世界每年有五十多亿吨矿物燃料被烧掉，变成粉尘、烟雾、有毒气体滞留在大气中，飘落在水源里。每年有五百至一千立方公里工业污水倾入江河，或渗入地下水。在中国，仅印染污水一项，每年就有六亿吨。不讳地说，地球上现在已无一块净土——珠峰雪样中含锰、含汞，大西洋海底有铅、铬沉积，南极企鹅的脂肪中含六六六、滴滴涕，北极的云雾在明显变酸。超采地下水和污染的加剧，使人类文明蓝图的原稿——淡水分布图已经十分褴褛。例如中国，素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一千个湖泊已经干涸了七百；在人们的梦中和小学课本上仍然美丽的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已经断流了近二十年，当地人改饮地下水，氟中毒率一度高达百分之三点八。
有人做过测算，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增至六十五亿，工业排污量将增至每年三千立方公里，即使按最小比例，用十份清水去淡化一份污水，将用尽地球上所有的经流资源！人类，将一步步走入被渴死的命运。
“现代”一词，果真是那么美妙吗？或者说，它的“美妙”后面，果真没有另一种阴影在扩展吗？好，我们不妨看看地球上的“每一天”都发生了些什么：五万五千公顷森林被毁；一万四千公顷土地变成沙漠；化肥使五万七千公顷土地退化成无用土地；丢失七百亿吨标准煤；产生一千四百多吨二氧化碳；几十万吨污物、污液倾入大海；价值二十亿美元的野生动物被捕杀；净增二十六万三千出生者，十六万人求职；一百七十种生物灭绝，四万名儿童死去；四百万人因环境污染而致病……
我们无疑应该为“现代化”的“正价值”而唱颂歌，但面对它的“负价值”而唱一点悲歌，似也不应被视为恋古，何况“古”也有可爱处。
中国首部诗集的首篇首句便是“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说明两千多年前的黄河上曾有过无数草木葱茏、群鸟飞鸣的绿洲，而今天，连一个也没有了。《伐檀》者，魏风也，魏即今天河北。两千多年前，奴隶们在苦役的折磨下偶一抬头，尚能看到“河水清且涟猗”。今天，人们都不再受奴役，都成了“解放派”，但河北地区却再难找到“清且涟猗”的河流和一株“檀”！
“现代化”推出的物质辉煌，自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它对地球的毒化程度和毒化幅度也是空前的。全世界每天有几百万吨氟氯甲烷（氟利昂）挥发到大气中，有无法统计的石棉、沥青、涂料、化纤挥发物去污染天空。一个氯原子，便可吃掉十万个臭氧分子，被两千多年前那位“杞人”忧过的“天”，今天已明显地出现了两个大“洞”，即臭氧层破坏，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美。假如将南极上空的那个“洞”扩展到别处，十米水面以内的鱼类和浮游生物都要灭绝！那么，人呢？
恐龙所遭受的命运，会不会在今天的地球上重演？
事实上，征兆已十分明显，我们在前文提及的全世界平均每天有一百七十种生物灭绝，有四万名儿童死去，都是和地球环境的破坏连在一起的。
今天已没有“龙”，但是还有“虎”。虎在自卫能力上不亚于“龙”，而它也同样在走向灭绝。全世界九个虎亚种已经灭绝了五个，亚洲的虎总量已由五十年前的六万只暴减为今天的两千只，中国则由二万只暴减到不足一百只！
地球在战栗、颤抖。
其实，只要我们排除物欲，走出在物质世界中糊里糊涂地染上的盲目乐观，抬起头来认真看看我们脑袋上的天空，它哪里还是蔚蓝色的原稿？只要我们认真地调动一下本真的舌头，去尝一尝粮食、蔬菜的味道，它哪里还是有色植物的原品？
人是很聪明的物种，但由于他受自作聪明积习的污染太久，已经很难接受庄子的“逆向思维”程式了。
中国问题挑战经济学
？ 李少君
日前邂逅一位留学回来的年轻经济学博士，由于我是一个经济学门外汉；所以很是认真地听他大侃了一通经济学。他先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缺乏长远计划，接着他以西方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结论非常悲观。然后则对管理经济的政府官员大加嘲弄，认为他们不懂真正的经济学，毫无理论指导，是碰到什么问题抓什么问题。此外，他对国企推行股份制也预测前景不佳。我一直仔细地听着，也认为颇受启发，但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据我浅陋的视野，也知道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如此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惊叹不已，这又是为什么呢？”经济学博士有些不悦，过了许久，他才说：“确实，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界百思不得其解的，因为按理论分析，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经济奇迹，中国问题重重，但结果却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现在经济学界有一个说法，叫中国问题挑战经济学。”
虽然那天和博士的交谈不十分投机，但我对经济学问题却有了一定的兴趣，正好看到也是留学的经济学博士汪丁丁的一本文集《永远的徘徊》，里面有些提法颇能解我之惑，下面略作评介。
汪丁丁认为：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实事求是，实用主义，即改革是渐进的，其方向不是事先看到的，而是由改革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决定的，这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即渐进的试验性摸索。而这一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决定的（李泽厚亦对此作过深入探讨），比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文革”后的粮食短缺问题，而农村改革成功后，粮食一度出现过剩，从而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又引发工农业产品价格机制的问题，所以又导致工厂推行责任承包制，取消工业品的计划调配……总而言之，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的全面推行股份制。
一般认为，中国的农村改革相对比较成功，这一成功引起了经济学界对所谓“乡土中国”的探讨，因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村的问题。但是，甘阳在一系列论述“乡土中国”的文章中又指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因为，中国农民单靠农业生产是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至此，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此获得了某种解释。而崔之元更认为：乡镇企业具有“小批量生产”、适应市场、“船小好掉头”的特点，是与当今灵活多样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相类同的，因而是一种更科学的现代生产方式。甘阳并指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理论中，乡土工业从来是落后的象征，必然被淘汰，而中国乡镇企业创造的奇迹则令人大跌眼镜。
分析到这里，我想，这就对了，这或许解答我前面的一些疑问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结构之上的，而中国实践的，恰恰是一条特殊的中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