厮守在一起。
黄毅玲虽然长相一点也不出众，但是家境很好，性格又非常温婉可亲，因此陈良宇不在上海的时候，也不乏倾慕之人。尤其是黄毅玲在卫生系统工作，倾慕之人当中，不乏大学毕业，前途无量的医生。上海华山医院最有名的外科教授，据说当年就是黄毅玲的裙下之臣。但是黄毅玲从未动心。一门心思，都在那个白净，骄傲而又潇洒的陈良宇身上。
这样，陈良宇回到上海后，几乎天天和黄毅玲在一起。黄浦江畔，度过了许多花前月下的美好夜晚。一九七一年，陈良宇虽然才二十五岁，黄毅玲却已经二十七周岁了，上海人算虚岁，算是二十八岁。在风气开放的上海，也算是大龄未婚青年了。但是黄毅玲的性格，每次和陈良宇见面，虽然都想谈婚论嫁，但是却从来也不肯主动提起。按照上海女人的矜持和作派，加上上海女人的聪明和手腕，每次花前月下，浅吟低唱之际，黄毅玲总是曲里拐弯地暗示陈良宇，尽早办理结婚手续。陈良宇开始的时候，因为和粗野直爽的工程兵相处日久，对于上海姑娘的门道居然一点也“拎不清”。惹得黄毅玲又羞又怨，冷嘲热讽陈良宇想吃“买相饭”，要动花脑筋等等。陈良宇莫名其妙之极，却也不好坏了黄毅玲的兴致，只是糊里糊涂，“木头木脑”。
如此几次，加上陈良宇熟悉了一段时间上海生活，逐渐适应了上海人的心态和说话方式。因此陈良宇再不搪塞，而是直接和黄毅玲谈婚论嫁。几日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又由陈更华和李谋真出面，约请了黄毅玲父母到家中吃饭。陈更华这几年在上海家中闲居，烧得一手好菜。因此摆了一桌精致的家宴，请未来的亲家吃饭。席间谈起陈良宇和黄毅玲的婚事，两家大人意见一致，认定他们应该立即登记结婚。
七十年代初期，上海住房仍然空前紧张。大龄青年结婚，通常是要先领结婚证，才有资格到工作单位排队，申请安排住房。因此领取结婚证，至关重要。因此陈良宇和黄毅玲顺理成章，在这次家宴之后，登记结婚了，时在一九七一年春天。陈良宇二十五岁，黄毅玲二十七岁。
【彭浦新村的爱巢】
陈良宇和黄毅玲结婚，只是书面形式。当时陈家住在静安区石门路，凯司令蛋糕厂的一个车间楼上，总共才两间半房子。陈家的人口却有七口之多，包括陈良宇的爷爷奶奶、陈更华夫妻，陈良宇和两个弟弟。其中的大弟弟陈良杰，这年也已经是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了。因此这么多人挤住在一起，根本也腾不出地方给陈良宇结婚做新房。黄毅玲家中住房条件好一些，但是按照陈家的宁波人思想，是绝对不肯让陈良宇住到黄家去的。因此陈良宇和黄毅玲结婚之后，等于是一对野鸳鸯。当时的上海，住房条件极端恶劣，社会动荡混乱，陈良宇和黄毅玲甚至连偷偷亲热的机会都绝无仅有。
好在彭浦机器厂是个数千人的大厂，几乎是一个小社会，职工的生老病死一切都由厂方安排。所以彭浦机器厂虽然是一个生产推土机的工厂，但是却五脏俱全，掌握在手中的公房也达数千套之多。由于彭浦机器厂地处偏僻，掌握的公房也都是偏远，居住环境差的地方，上海人称为“下只角”。但是相对而已，掌握的公房还是比较多。所以陈良宇结婚之后，没有等多久，就由工厂里分配了一套很小的单元，地方在闸北区的彭浦新村。
分配给陈良宇的公房，当然是别人已经住过的旧房，面积小，地段差，是地道的“下只角”的房子，在上海差不多是最差的房子了。唯一的好处是，这套房子算是老式新公房，不用同别户人家合用卫生间和厕所。尽管如此，陈良宇还是欣喜若狂，从此之后，每天下班就去那里刷墙装修，忙得不亦乐乎。本来陈良宇在工厂就是踩着电铃准时下班的人，这下子更加渴望下班，有更多的时间去收拾房子。所以有一段时间，下班铃还没有响，陈良宇就跨着他的自行车，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下班的铃声。等到铃声一响，马上冲出厂门，如同跑步运动员听到起跑的发令枪一样。
陈良宇拼命装修房子，黄毅玲自然也来帮忙。通常是黄毅玲下班之后，买上一堆吃食，再千辛万苦地轧公交车到彭浦新村。等黄毅玲到了新房子，天也黑了。两人吃点黄毅玲带来的东西，算是晚餐，再接着干活。陈良宇个头虽大，但是手很灵巧，泥工活木工活都是自己动手。这是上海典型的升斗小民的生活，能省即省，一切依靠自己动手。渐渐地，这套三十多平方的小房子也就像样起来了。
陈良宇和黄毅玲本身领了结婚证，所以好比是刚刚领到驾驶执照的人又买了汽车，自然是既喜欢又热衷。等到房子装修到一定程度，也就住到了一起。既有执照，又天天驾驶，很快，黄毅玲就怀孕了。
黄毅玲虽然性情随和，但是却极要面子。在当时的上海，即使领了结婚证，但是没有宣布过结婚，偌大个肚子挺将起来，也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这就好比是领了驾驶执照，必要告诸亲朋好友，才能驾车上路一样。这是当时在上海社会上的一种潜规则。陈良宇得知黄毅玲怀孕之后，干活更加卖力，也不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请了几个朋友一起帮忙。这样，匆匆忙忙，总算把这套小小的房子装修一新。陈良宇和黄毅玲在彭浦新村筑起了一个简陋而又温暖的爱巢。
【双喜临门】
一九七二年春节，陈良宇和黄毅玲宣布旅行结婚。黄毅玲虽然已经怀孕，但是正好赶上冬天，穿的衣服甚多，正好遮掩过去。陈良宇和黄毅玲利用婚假，到苏州无锡游玩了一圈。虽然路途当中，因为黄毅玲怀孕，百般作娇，陈良宇非常温柔体贴，时时刻刻陪着一副笑脸。
旅行结婚回来，自然不免在陈家摆了两桌酒菜，请黄毅玲的家人以及几位同学好友，一起吃了一顿喜宴。但是喜宴当中，气氛并不很好。因为刚刚团聚的陈家，又要面临着天各一方的厄运。李谋真和黄毅玲的母亲坐立不安，如热锅上之蚂蚁。
一九七一年底，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不知是谁出的主意，要把偌大的一个上海铁道医学院，搬迁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去。如此一来，上海铁道医学院的教职员工无不胆战心惊，生怕出现在院方公布的迁往宁夏的名单中。好在延长中路三零一号的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乃是上海铁道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留在医院里，以免被发配宁夏17。但是毕竟名单没有公布，所以李谋真等人如同惊弓之鸟。
但是陈良宇和黄毅玲，完全陶醉在新婚燕尔的甜蜜生活当中。一九七二年，黄毅玲在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也就是上海铁路中心医院产下一子。儿子个大体胖，哭声十分嘹亮。陈良宇为之起名叫陈伟励18。这名字听上去，倒像是陈良宇的这个儿子，是在伟大领袖鼓励下生产的。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个非常合乎时尚的名字。
陈家得了长孙，陈更华十分开心，他的老父母更加开心。陈家四世同堂，陈家老太爷和老奶奶始终认为是祖宗保佑。少不得在陈伟励出世之后，再次偷偷摸摸，大肆祭祖上香。由黄毅玲抱着襁褓中的陈伟励，给陈家祖宗磕头认祖。
同一年十月，又是一喜临门，久已闲赋在家的陈更华，忽然接到通知，让他到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上班。并补发给他一大笔工资。
陈更华本是自由惯了的自由职业者，就像是上海滩有名的翻译家傅雷一样，既过着人上之人的日子，又自由自在，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但是共产党显然是容不下这种游离于其专政统治之外的人的。陈更华到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当了几年总工程师，虽然失去了原来的自由，但是地位尊贵，可以发号施令，倒是弥补了一些失落之感。万万没有想到结果给弄成了美国特务，在牛棚里饱受两年批斗检查之苦。所以从牛棚中出来之后，陈更华拒绝再去常州，回到上海，变成了一个社会闲杂人员。这段日子，陈更华虽然恢复了自由，但是却失去了当年维修X光机和充当船级社买办的进项。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也不给他发工资，所以他也十分郁闷。尤其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以一个牛皮信封装着的档案控制人民，陈更华的档案被扣在苏州，因此即使有想用陈更华的单位，也无可奈何。因此陈更华郁闷当中，也无可奈何，遂专心研究炒菜技艺，练就一手上海本帮菜肴的精湛厨艺。
一九七一年，陈更华在南京路上，邂逅遇到了老朋友张黎。这位原上海铁路公安系统的老八路，也刚刚从牛棚出来。陈更华一把拉住张黎，进了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喝了一顿牢骚酒。这个时候，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北方穷人的孩子，南征北战帮助共产党打天下的老八路，和一个大户地主家出身，留过洋当过买办的高级知识分子，地位完全平等，牢骚完全相同，因此酒席上两个人十分投缘。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个人各自倾诉冤屈，也大肆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但是相比而言，张黎被打倒之后，马上又将进入政权机构，照样是老革命和老干部，而陈更华却万念俱灰，自以为这辈子再无扬眉吐气之日，甚至连工作都再无着落。
不料一九七二年，卫生部配合解放军总后勤部，要在上海设立一个医疗器械研究所。名义上是研究所，其实却是军方和卫生部联手设立的一个情报机构。这个医疗器械研究所成立之后，全国所有的医疗器械情报，都归口到这里。那个时候所谓的情报，也无非是找些国外的医学科技杂志，从中翻译和分析国际上医疗器械的发展情况。这种情况，至少是中共军方非常关注的。
要搜集情报和翻译外文资料，就需要既熟悉医疗器械行业，外文又好的人才。陈更华恰好是最符合条件的人选。于是一纸通知，陈更华进了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
第七章 从工人到科长
【下只角的小市民】
一九七二年十月，陈更华进入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进入该所最关键的部门，标准化情报研究室当工程师。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因为是情报机构，所以地处上海中心位置，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的对面，江宁路七十七号，和南京路仅一步之遥。医疗器械研究所开始的时候人数不多，只占了七十七号大楼的六楼19。陈更华从石门路到江宁路上班，也十分方便。
陈更华时来运转不说，进了标准化情报研究室一看，他的资格最老，接触医疗器械专业最早，英文也最地道。其他同事当中，至多不过是五十年代的留苏人员，和他四十年代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历，不可同日而语。研究室的同事也十分尊重他，人人都称为“陈工”，而无一人直呼其名者。如此一来，陈更华慢慢地又有点好了创疤完了疼，把辫子翘了起来。陈更华说话声音也高了，烟斗也重新叼起来了，洋腔洋调也敢拿出来了。所谓“总是手持一烟斗，说话前深吸一口，盘恒再三。不过等到嘴一张便是一句SHIT，然后是正文。结束时又是一句SHIT。就像标点符号般的精确。”就是说的是他到了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标准化情报室之后的情况。
那时候，陈良宇也有一二次到江宁路。见过陈良宇的人，都觉得父子俩颇有不肖之处。其父陈更华胖大威风，洋派十足，而且非常健谈，口若悬河。让人觉得直爽，没有城府；但是陈良宇那个时候却是又高又瘦，神情严肃，也不喜欢和人攀谈，看上去城府很深的样子。
当时陈良宇，虽然给人以一种城府很深的感觉，其实过的却完全是上海所谓“下只角”小市民的生活。正如许多上海男人一样，成家之后，就自觉地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早上早起买菜，下班以后又匆匆忙忙地洗菜做饭；星期天则大动干戈地洗衣服，打扫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典型的上海“模范丈夫”。
闸北区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租界，因此向来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的聚居之所。虽然人烟稠密，热闹拥挤，但是城区规划混乱，房屋低矮破旧，有许多穷人自己搭建的棚户房。因此闸北区向来有上海的“下只角”之称谓，好比是纽约黑人聚集的哈林区。
上海人秉性讲面子，所以住在闸北区的人稍一发迹，立即迁出闸北区。至于达官贵人，上海滩的闻人和有钱人，则更是不屑于住在闸北区。所以和黄浦、静安和虹口这些群星璀璨的地方相比，闸北区名人奇缺，仅仅只有一个画家吴昌硕在闸北区的山西北路住过十几年。闸北区现在编区志，将中国第一号大官商盛宣怀罗致在闸北名人录中。其实盛宣怀晚年在塘沽路所建的盛宅，只是他所设立的愚斋义庄的慈善场地，本人从未去居住过。
所以上海闸北区虽然拥有上海的主要火车站，却一向是被上海人看不起的下等人的集居之所。而陈良宇因为命运的播弄，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闸北区最靠北的彭浦新村，可以说是“下只角”的“下只角”，过着小市民的生活。
【民兵指挥部里的南郭先生】
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八年，陈良宇在上海彭浦机器厂始终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人。既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出头露脸，也没有犯错误，总之是默默无闻。进厂后七八年，隔壁车间的工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的共产党国营工厂，非常注重宣传和控制人心，因此每个工厂都设立自己的广播室。但是陈良宇的名字，几乎从未出现在工厂的广播中。
陈良宇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政治上原地踏步，思想上只想过小市民的小日子，工作上只求过关，不求上进。这对于一个解放军重点院校五年制大学毕业，又经过在部队两年锻炼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在整个中国，也是相当少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社会动荡，运动连绵起伏，知识青年被发配到边疆农村。所以大多数精明的上海人都采取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静观待变。那段时间，毛泽东莫明其妙地大捧工人阶级，声称工人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