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非洲大草原上的一种动物：鬣狗。这种狗虽然也属食肉犬科动物，但长相却没有狼等其他犬科动物那么高贵和典雅。鬣狗的吃像极其贪婪，鬣狗的上下颚咬力极大，可以把动物的骨头嚼碎了吞下！ 记得在电视中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我就感到头皮有些发麻。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造出这种如此丑陋、嗜血的生命来！现在我明白了，我们人中间也有鬣狗，不过他们现在都穿上了白大褂而已。你想想看着这些穿着白大褂的鬣狗，我采访的时候头皮能不发麻吗？！
编导手记（1）
不过，柴静的采访仍然显得从容自信，她对公安局安局长的提问曾经让后者大吃一惊。安局长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媒体的不满，认为现在的一些媒体充当了“编外法庭”的角色。柴静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提问是记者的工作方式，质疑是公民的权利。执法机关的权力不是真理的边境，真理是经得起质疑的。两人的对话节奏紧张、语言密集。柴静的一句提问：“那您看您对当时发生现场的很多情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怎么就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不存在刑讯逼供的判断呢？”短短四十六个字，她口齿伶俐地说了不到五秒钟，以致于在后期合成的时候，唱词拍了三遍都没能跟得上。
宋禹，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儿，比同龄的孩子明显胖许多，他自闭、有人际关系障碍、神经性贪食。他和父亲多年来没有任何身体接触，也几乎不交流。在一次心理健康俱乐部组织的家庭个案治疗中，宋禹对父亲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恨你”，然后跑到墙角用手拼命地砸墙，失声痛哭，几乎引发哮喘病。而他父亲在此之前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有问题。
生一个人来爱
——《心灵的成长》编导手记
范 铭
曾经跟朋友戏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童年过得太没有阴影了，几乎是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地一口气长到二十多岁，以至于现在心理健康得毫无悬念。于是，我总是在别人叙述他们因为童年的不幸经历导致现在人格轻微分裂或性格部分缺失时由衷地羡慕不已，总觉得自己在这个流行“亚健康”的时代里，因为不够病态而显得不够深刻。
但做完这个节目后，我打心眼儿里感谢我的父母，并且也打心眼儿里庆幸自己的童年——快乐得如此纯粹而肤浅。
我们片中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叫郭涓涓，一个叫宋禹，是两个有较严重心理问题的孩子。
郭涓涓，二十二岁，从小父母离异，跟母亲生活，她跟母亲的敌对和冷战持续了十多年，近年来频繁地有自杀和自残行为，最严重时一周闹一次自杀。她跟母亲几乎不说话，她生活的全部重心是她男友，而且必须二十四小时在一起，但凡男友要单独出门，或者想离开片刻都会引来一场自杀风暴。最极端的时候，郭涓涓用刀片割腕，她男友拿起菜刀要自杀，而她母亲为了阻止他们俩，用啤酒瓶子砸自己的头，瞬间血流满面。
宋禹，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儿，比同龄的孩子明显胖许多，他自闭、有人际关系障碍、神经性贪食。他和父亲多年来没有任何身体接触，也几乎不交流。在一次心理健康俱乐部组织的家庭个案治疗中，宋禹对父亲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恨你”，然后跑到墙角用手拼命地砸墙，失声痛哭，几乎引发哮喘病。而他父亲在此之前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有问题。
两个孩子都是受过伤害的，也是极度敏感而脆弱的，跟他们接触，整个摄制组都煞费苦心，如履薄冰。我给宋禹的父亲写了信，说服他打破内心障碍，向儿子道歉。我和柴静在采访前，不带机器地和宋禹接触了三四次，陪他吃饭、聊天，直到他全面信任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他的情绪又反复了多次，采访分两天才顺利完成。节目播出后，我陪宋禹看了一场电影，逛了一下午。路上有陌生人挥手向他致意，对他说：“宋禹，你好点了吗？加油啊”，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得知他与父亲的关系逐渐融洽起来，我们才长舒一口气。
而郭涓涓，基本算是我和柴静的同龄人，为了让她对自己的极端行为释然，我让涓涓看了我手上的烟疤，一副“我也有过青春期”的悲壮神情。我们跟她接触了四五次，一直没有勉强她接受采访，直到有一天夜晚，在接受完心理治疗后，她主动试探性地对我们说：“我想试试看。”那一刻，我在心里说“感谢上帝”。
在采访中，我们试图寻找这两个孩子内心的创伤之源，也与他们的父母一同梳理了孩子成长的经过。友谊医院的心理医生柏晓利一语道破天机：孩子是在替家长吃药。
我们办公室策划主管吴征同志说，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父母是不及格的，也许数字没有这么高，但是通过郭涓涓和宋禹家庭的故事，大多数人都会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家庭的部分写照。
整个拍摄的过程，所有人都在平心静气地回顾过去，反省自我。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也受益匪浅。采访中，录音师李宏卫还专门出去给自己的儿子打了电话，希望加强沟通。
而让我自己深有感触的是，这两个孩子的心理问题的产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要化解心结，也绝非转瞬之间。
在采访郭涓涓时，我们按照预先设计，让她跟我们一起观看对她母亲的采访，当郭涓涓的母亲在屏幕里泪流满面地忏悔着童年对女儿的伤害时，郭涓涓并没有像我最初预计的那样立刻眼泪哗哗的，她只是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停地用手扶眼镜，直到最后眼泪才夺眶而出，能看出来，她一直在克制着对母亲感情的外露。在我们采访前四个月的时间里，她对于母亲的努力示好，一直表现得极其冷淡。
同事李雪微说过巨酷的一句话：“生一个人来恨你”，当时她用这句话来形容一种仇恨的力量，我为此唏嘘不已。在这里借用这句话的反义，“生一个人来爱”，是的，生命不易，既然生他（她）来到这个世上，就彼此相爱吧。
编导手记（2）
摊到记者头上，其“责任”的含义也就更好理解了，因为温总理的信中早说得很清楚：“责任就是新闻工作者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
承担社会责任
敬一丹
《焦点访谈》已经走过了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多个日日夜夜，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期望和支持。
《焦点访谈》的记者和编辑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三十五岁，有的人从二十几岁就来到了这儿，现在已经为这个节目工作了十年；有的先是当观众，后来就加盟当了记者，他们是被同一种力量感召，从四面八方集合在同一旗帜下的。就这样，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一群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年轻的栏目。十年来，《焦点访谈》为电视观众提供了三千多期节目，它不仅搭建了一个舆论监督的平台，不仅在中国的特定时期，形成了特有的《焦点访谈》现象，而且培养了一批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好记者。但是，在我们大家先后加盟这个舆论监督阵地之前，可能对这一位置的认识是很不一样的。就拿我来说，1994年年底，我是带着近乎神圣的、向往的感觉投身《焦点访谈》的。“享受职业光荣”是我们《焦点访谈》记者共同的体验，当我们的记者在一个个新闻现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这句话就是“我是《焦点访谈》的记者！”
在《焦点访谈》，我们能体会到一种被信任的感觉。
记者刘涛和吕少波是两个小伙子，有一次，他们外出去河北采访，回北京的途中遇到了车祸。当时，车起了火，刘涛受了伤，急需去医院，可是当时过往的车辆都飞驰而过，没有车停下来。这个时候，附近的农民闻讯赶来了，当他们得知这位记者是《焦点访谈》的记者的时候，就手拉手站在路上，拦住了车，并且和司机交涉，把我们的记者送到了医院。
刘涛不曾为自己的伤痛流泪，但是却为这些手拉手的农民流了泪。素不相识，只凭着《焦点访谈》这四个字，就成了相知，这是多深的情意！这样的情景让我们看到，农民对《焦点访谈》那种特有的感情，对《焦点访谈》那种特有的信任。当然，这种信任还来自党和政府，三位共和国总理到一个电视栏目来视察题词就体现出这种信任。正如李长春同志所说：“《焦点访谈》成为党和政府推动工作的好帮手，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成为我们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成为基层困难群众的主心骨，是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精品栏目。”
应该说越是被信任，就越不敢懈怠，《焦点访谈》年年获奖，整个团队也赢得了光荣，能有机会在舆论监督的前沿工作，这是我们的幸运。《焦点访谈》的公众来信从一个个角落向我们涌来，这些信盛满了百姓托付，倾诉着不平和委屈，表达着愤怒和困惑，也寄托着热切的期望。在那些信的落款上往往写着：托付你的人。每个到《焦点访谈》工作的人，第一课就是看观众来信，这不但是为了寻找节目线索，更是为了了解国情和民情。有一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就是在看观众来信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国情，学习当记者的。但是电视台不是信访办，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们能做的和观众期待的，还有很大的距离。《焦点访谈》每天有两千多条线索，它带给我们沉重、无奈，带给我们负疚，我们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既然选择了《焦点访谈》，就得承受它，这是责任。职业道德的点点滴滴，就渗透在这其中。
让“民工荒”来得更猛烈吧
屠志娟
在这个钢筋水泥的世界里，衣着寒酸、乡音浓厚的打工仔除了靠卖体力获得为数不多的现钱外，得到更多的却是城里人的白眼。哪里有小偷小摸的事发生了、重大节日到来需要社会更加稳定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他们；可就是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些在家里也是有爹疼有娘爱的农村孩子们在城市里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更不会有人担心，一旦有一天这个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里少了其中的几个会怎么样。
直到有一天，我们听说总理大人亲自给民工们讨工钱了，再往下来，又听说越来越多的民工摞了挑子，大把大把的企业招不到人来刷胶、粘鞋底子……我们才知道，事情严重了。
于是，一夜之间，“民工荒”成了众多媒体最青睐的关键词，各路专家也开始批判过去的种种不公并着手研究对策……
大家都忙，《时空连线》自然也不能闲着，领导说了，这么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关心哪成？一句话，我和董汉卿即刻赶赴民工“荒”得最厉害的珠三角。
长话短说，今天不讲拍摄过程，只讲一个小故事，这也是我这辈子头一次这么主动地和这么多的民工套近乎。
我们最终选择的一个拍摄地点是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的一个劳务大市场。周末的时候这里有现场招聘，而我要从前来求职的民工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例子做我们片中的主角。
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天……
“你好，是来找工作的吗？”我的提问引起了对方的警觉，并开始上下打量我。
“啊，是这样的，我是一个记者，能和你聊几句吗？”我的微笑似乎让对方有所放松，“今天来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啊？”……
编导手记（3）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开场白。为了找到一个经历、形象、表达都符合条件的例子，同时又不给对方带来太大困扰，我一个人，没带摄像、也没带有台标的话筒，厚着脸皮开始和招聘会上每一个稍微看上眼的人对话。只是我没想到，这一聊竟然就聊了几十个人，直到——
“你好，我是个记者，能和你聊聊吗？”
“噢，你刚才已经和我聊过了。”
“啊，真对不起，不好意思。”
哎，真丢人！不过，这次与民工的“亲密接触”还真是让我感触颇多。
虽然每一次开口前我的脸上都会堆满善意的微笑，也没带什么拍摄设备，可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人会窘迫地不知如何是好——转身、使劲低头、脸红，这和那些经常会三五成群、挽着裤腿在收工的路上高谈阔论、高兴了还会向城市里的漂亮姑娘吹口哨的经典民工形象实在是相差太远。这一刻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不是曾经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尊严呢？而他们的举动在大多数城里人看来却是粗俗的，只是粗俗。我们认为他们伤害了我们的尊严，却很少有人会想起当我们用鄙视和厌恶的眼神去看他们时，又是否考虑过他们的尊严。在这个招聘会场里，我的尊重换来的是他们的坦诚，你会看到他们善良、朴实、甚至是腼腆的那一面。虽然有的人刚开口就知道他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可我还是愿意和他们多聊一会儿，听听他们的故事。然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却是让人心酸，甚至是不愿听到的一面：微薄的却又经常被拖欠的工资、无休止的加班、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挤住在一间宿舍、“吃的连狗都不如”，虽然这种表达有些极端，可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愤怒。
“在过去的十二年中，珠三角地区的月平均工资只增长了六十八元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报告让人汗颜，当我们在感慨“钱越来越不耐花，怎么一百块钱破开后很快就没了”时，这六十八块钱对于民工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看到招聘广告上关于“吃苦耐劳”的招工要求，听到一些老板为如今的民工们“不能吃苦”了而大发牢骚，不由心发奇想，如果也像电影《甲方乙方》中那样，让这些大小老板和民工们换个位，不用长，几天就行，也许到那时，这些发牢骚的人就会从骨子里明白“吃苦耐劳”的真正含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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