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影响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学术界就西安事变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1。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自西安事变以来，对于其成因，世人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当时，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国内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其时，当权的蒋介石却坚持对内战争、对外退让的误国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而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具有伟大的感召力。因此，事变的发生，既是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属官兵爱国激情的总爆发，也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2。关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
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受“斯大林电报”
的影响而决定的。学术界大多数人不赞同此种观点。现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定的。有的学者考察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与“斯大林电报”的关系后指出，事变爆发后，中共确曾多次致电共产国际，但直至12 月16 日才收到斯大林起草的共产国际复电，而复电又因电码差错无法译出。在中共要求“检查重发”后，12 月20日复电收到。此时中共中央已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基本方针，并正在付诸实施。
3。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
以往论者大多只强调中共的推动作用。现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单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不符合实际。有人从七个方面探讨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因素：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主体作用；蒋介石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和调解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对事变和平解决也起了促进作用；各地方实力派的牵制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强大的国内舆论推动着事变的和平解决；国际反应对事变和平解决有着间接作用。
4。关于张学良陪蒋回宁的评价。
以往史学界对此基本上是否定的。近年有人提出见解，认为张学良此举是一项爱国的壮举，应当予以基本肯定。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一人的失换来了全民族的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陪蒋回宁是西安事变最好的结局之一。
5。关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由杨虎城和张学良共同发动的，因而主张杨、张齐名。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杨虎城的部队数量和职务都不及张学良，但他与中共的联系比张早得多，本人还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年长于张，成熟老练，在发动和解决事变中，杨起了主导作用。有人把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集中归纳为五点：第一，杨首先提出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第二，西安事变是在陕西各界人民积极支持下发生的，这种群众基础的形成，是与杨虎城长期积极支持和保护当地的抗日爱国运动，一贯坚持进步与民主的立场不可分；第三，八项主张是张、杨义举的政治纲领，而其基本精神源于杨虎城在两广事变间与宋哲元等商定的六项主张；第四，整个西安事变期间，杨虎城始终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张学良和周恩来的意见，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宝贵的让步，维护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保证了三方的一致行动。第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奠定于释蒋前，而其最终完成却是释蒋后。张学良被扣后，杨虎城以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力撑危局，为最终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到底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对此，学术界近年来争鸣热烈，主要有下列几种不同观点：1。中国共产党领导。持此观点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采取三种形式，经过三条渠道实行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其一，对全国人民来说，尤其是对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来说，是实行政治领导；其二，对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是实行直接的具体领导；其三，对国民党顽固派来说，则是通过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使其不敢降日，而保持在抗日营垒里。正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从而使之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表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表现在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上。具体地说，第一，中共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为中国抗战胜利指明了道路，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全部伪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三，中共发起、领导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
2。国民党领导。台湾学者和大陆个别学者持此观点。其理由是：第一，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合法政府，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第二，中共领导的军队当时一系列作战方针、作战计划及作战命令等均须交国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方能实施；第三，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也承认蒋介石为抗战的领导者，国民党属于领导地位。
3。国共两党各自独立实施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领导，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国民党的领导，他们都在组织上保持了对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领导。抗日战争是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下进行的，但确实存在着两个领导中心，两个指挥系统。国共两党是独立领导着自己的力量，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
4。国共两党分阶段领导。持此观点者指出，如果对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与关系及其在整个八年抗战中的军事活动加以考察，便可发现如下事实：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态度是鲜明的，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但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成了抗战领导者。因此，如讲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应该说，在抗战初期，是国民党领导；相持阶段到来以后，是共产党领导。
5。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第一，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纲领，其内容有共同之处；第二，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个战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相持阶段起了主要作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在防御阶段起了主要作用。也有人认为，抗日战争从政治上说是共产党领导；从组织上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
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人主张不要笼统地提谁领导，而应具体分析各方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作用。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由两个战场，即国民政府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所组成。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一直集中于敌后战场方面，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评价也欠客观。近10 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一批专题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论著相继问世。
学术界对战略防御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 年10 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基本是一致的，即认为：这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都打得非常艰苦、激烈，台儿庄一战，取得重大胜利。正是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对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丧师失地的局面，其客观原因是由于敌强我弱，国力相差悬殊；主观上则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以及战争准备不足等原因所造成。
对如何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看法不一，大致有四种：一种意见认为，在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所以它的军队虽然在某些战役中取得了一些小胜，但总的情况是节节溃退。“避战”、“逃战”是这时正面战场的特征。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分两阶段来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基本上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此时，国民党集团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反共高潮；但国民党军队同时又对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并在正面战场抵抗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时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利害参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年，国民党集团的指导思想是依靠外援，坐等胜利。此时，虽在正面战场也有过某些局部战斗，并派部队出国作战，但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大败。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基本上都是起消极作用。第三种意见认为，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党军队仍在积极抗日。持此观点者指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大小战斗近500 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44％，军队伤亡人数达137 万，占整个抗战时期的43％。可以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抗日与反共都是‘积极’的”。第四种意见不同意相持阶段中正面战场地位日益下降、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观点。认为：“无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前，还是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存在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之分。”
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目和财产损失关于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目和财产损失，历来说法不一。1947 年国民党政府提供的中国军民伤亡数为1200 多万人，财产损失（直接损失）为500 多亿美元。后经研究考证，发现这一数字存在着很大的误差。1985 年，大陆学者根据抗战胜利后40 年间发现的资料，曾指出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数为2100 多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共计1000 多亿美元。
从1988 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组织专家对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人数进行了专门研究。经过查证大量原始资料，深入各地进行调查，广泛搜集国内外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运用科学方法计算，最后得出了在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军侵华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3500 多万人的结论。1995 年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发表讲话，正式公布了这一数字：“在东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日战场作为东方的主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国军民伤亡3500 多万人。”同期中国的财产损失，除直接损失和战争消耗1000 亿美元外，间接损失更达5000 亿美元。
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最受重视的课题之一，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和50 周年之际，有不少论者都著文加以论述。意见基本一致，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主要看法如下：1。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具体说：第一，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第二，经过8 年抗战，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被削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被动摇，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力量空前发展，中国共产党达到完全成熟，因而抗日战争又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奠定了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基础；第三，抗战期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民奋起一致抗战，形成了全民族的团结与统一，这不仅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保障，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引起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对中国的重视，中国同世界的交往增多，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因而抗日战争又成为中国由封闭而走向世界的转折点。
2。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出了伟大贡献。第一，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挫败和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北进”和“南进”的战略计划，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和美英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第二，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中国的抗日战场开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消灭日军人数最多。日军在中国战场被歼150 万人，占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70％。第三，中国还直接支援邻近国家抵抗日军侵略的战争，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谱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篇章。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事实和评价关于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作为“修正主义路线”加以批判，并加罪于刘少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开始为“和平民主新阶段”辨正。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不是刘少奇个人的创造，从1945 年8 月至1946 年春，中共中央一系列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都使用了这一提法。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