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篁交谈，谈话间，天皇随口吟咏了两句诗：
闭阁唯闻朝暮鼓，上楼遥望往来船。
然后很得意地要小野篁加以评论。这位天皇满以为他的文臣会对这两句诗大加赞赏的，没有想到小野篁却说：“如果将第二句中的‘遥’字换成‘空’，就最美了。”天皇听了这句话，大惊失色。原来，嵯峨天皇朗诵的是白居易
《春江》一诗中的两句，白居易的原诗用的就是“空”字，天皇将“空”改成“遥”。他以为袭用白居易诗句是无人知晓的，谁知被小野篁点穿了他的“奥秘”。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不仅深藏于皇宫内府，而且流传于贵族朝臣之中。这位小野篁肯定是熟读了白居易的作品。还有一次，嵯峨天皇在西山离宫召见群臣，命小野篁作诗。小野篁当场赋成两句，十分精采，天皇赞赏不巳，将小野篁升为宰相。其实，小野篁朗诵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诗作，而是从白居易的诗句中推化而来。天皇没能“哄”过大臣，大臣却“哄”过了天皇。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另一位天皇。那是十二世纪的下半叶，“白旋风”在日本列岛已经刮了四百多年，《白氏文集》早已不是宫中“枕秘”，而是
日本天皇必备的修身养性之教科书，宫廷内专门设置了《白氏文集》的侍读官，负责向天皇进讲白居易的诗文作品。当时执政的是高仓天皇。有人向高仓天皇献枫树，天皇非常喜爱枫树，专门派藤原信成守护。有一天，一个仆人剪下了一些枫树枝叶，拿去作柴薪烧了暖酒。藤原信成看见后大惊，马上将这个仆人抓起来，并准备定他的罪。高仓天皇知道了此事，命令将仆人无罪释放。天皇说：“唐诗里面有一句‘林间暖酒烧红叶’，没有想到这个仆人如此风流。”高仓天皇提到的这句唐诗，就是白居易诗《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中的一句。天皇认为仆人烧枫叶暖酒，传白诗之意，是风流之举。如此说来，是大诗人白居易救了这位日本仆人一命。这个故事，在日本文坛上传为佳话，它形象地说明白居易文学熏陶了日本一代君王的宽厚仁德和倜傥胸怀。
日本列岛为何会刮起这股“白旋风”？换言之，当时的日本人民为何如此偏爱白乐天？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谈谈古代日本人 （主要是日本知识分子）对诗歌的审美趣味。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是通过自己的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对美的追求，表现出本民族特有的审美趣味。日本民族由于山川地理的原因，自古就培养了他们对于“自然美”的特别强烈的意识。他们对于自然美的欣赏，常常透露出一种纤巧玲珑的气质，而且弥漫着一股伤感的情调。
日本民族的这种心理状态，造成了他们的文学家在作品中追求“幽玄”之境。我们来看下面的几句诗：
习习春风明月夜，通宵共舞惜残年。（良宽）
冬月拨云相伴随，更怜风雪漫月身。 （明）
诗人们用“春风”、“明月”、“冬云”、“风雪”等自然界的景物，来寄托表达自己缠绵的情思。在这些诗句中，自然界之景，与诗人之情，相互感应，相互交融，浑然一体地构成“幽玄”的美学意境。“情景交融”，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常用的艺术手法。只是日本的文学艺术家在以情会景时，更习惯于将身外的自然景物与心中的感伤联系在一起——月光使人感到寂寞，降雪使人感到淡然，盛开的鲜花使人感到人生的短昏……日本文学中这种“幽玄”的美感，随着佛教的传入，又逐渐地融进了“空无”的观念。日本的文化人，不仅创作“幽玄”、“空无”的诗，而且很欣赏这种风格和旨趣的作品。因此，“幽玄”与“空无”，便成了古代日本民族，在创作与鉴赏两个方面的审美追求或审美理想。
站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我们来考察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在白居易的三千多首诗作中，大约有十分之九是闲适诗和感伤诗，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作者的避世与空无的观念，表现出作者在人世纷繁的现实中努力寻求内心深处的淡泊与宁和。以“感伤”、“闲适”之情来观物写物，使得白居易的诗作常常带有空寂幽玄的色彩：
露罩色似玉，风晃影如波。
坐愁树叶落，中庭明月多。
—— 《前庭凉夜》诗人为了表现宁和超脱的心境，便竭力捕捉自然界中那些幽寂、宁静的景象，来构筑自己诗的意境。白居易诗歌中表现的这些感情色彩，与日本古代文学中的“幽玄”意境是十分接近的，所以很容易在日本古代知识界的鉴赏心理上，引起一种强烈的共鸣。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作比同时期的其他中国作家，更能为日本知识界所接受。十世纪有一位日本人编了一部《千载佳句》，其中收集白居易诗五百零七首，全部是他后期的“闲适”、“感伤”之作。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日本知识界对白居易诗歌艺术的审美判断，说明日本艺术家对白居易诗作宁和幽远之意境的偏爱。
文学鉴赏的心理感受，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产物。这种鉴赏的心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文学作品的流传范围与生存寿命，这在古代，尤其是如此。白居易的作品能在中古时代的日本深得人心，最重要的原因，正在于白诗的意境与趣味契合了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或者说白诗的审美理想满足了日本知识分子的心理需求。“物语”与“传奇”
日语中的“物语”一词，若翻译成中文就是“故事”，日本的古典小说，其标题之中常常带有“物语”二字，如《竹取物语》、《源氏物语》等等。中国的小说，在古代也不叫“小说”，唐以前叫“志怪”，到了唐代称作“传奇”，如《古镜记》、《枕中记》和《游仙窟》等等，都是唐代传奇的代表之作。我们这里所说的“物语”与“传奇”，则分别指日本与中国的古典小说。上两节，我们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古代诗歌，现在我们来谈谈小说。
据研究日本古代文学的专家考证，在日本文学史上，最早可以称得上“小说”的作品，是《浦岛子传》。这部小说出现在奈良朝（公元710—794年）中期，比《万叶集》的出现还要早。《浦岛子传》叙述一个名叫浦岛子（意为岛边人）的渔夫，乘船钓龟，有灵龟化为少女，“眉如初月出娥媚山，靥似落星流天汉。”这位龟女自称是“蓬莱山金阙女”，来到尘世“为结夫妇之仪”。于是，龟女带着浦岛子到了蓬莱仙宫，共入玉房。在仙宫之内，龟女教给浦岛子许多延龄益寿之法，还让他服用长寿的玉酒金丹。然而，龟女的长生之法，仙境中的荣华富贵，都不能消除浦岛子的思乡之情。龟女百般挽留，终无效果，只好送浦岛子回故乡，临走时，龟女赠给他一个玉匣子。浦岛子打开玉匣，乘着紫云飞去，遂不知所终。
这篇小说只有两个人物：龟女和渔夫。龟女钟情于渔夫，矢志不逾；渔夫先是与龟女欢乐，后来又摆脱龟女，返回故里，终于他去。显然，龟女是一位寻求爱情的女性，渔夫则是一位享受了爱情却又抛弃了爱情的薄情郎。象这类痴情女与薄情郎的故事，在《浦岛子传》之后的日本小说中，也能常常见到。
日本的《浦岛子传》与中国唐代的传奇小说，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来将 《浦岛子传》同唐传奇《游仙窟》作一比较，可以看出这两个作品在构思上的雷同之处。《游仙窟》是唐代初期文人创作的小说，它在八世纪初传入日本，当时日本的文人不惜以千金争购。我们前面讲到的《万叶集》，其中第四卷《大伴家持赠坂上大娘歌》的十五首诗，有多首内容采撷自小说《游仙窟》。《游仙窟》的作者是唐人张文成，写一神仙居处，在青壁万寻之下，碧潭千仞之上，一位男子在此与仙女相逢，互相爱慕，宴饮欢笑，极尽快乐。而当这个男子离开之后，仙窟也随之无影无踪、无声无息、不知所在了。
从篇幅上看， 《浦岛子传》比《游仙窟》短；但二者在意境的营造和情节的发展顺序上颇为相似。《浦岛子传》的作者仿照唐人的传奇小说，构筑了一个同样销魂钩魄的神仙世界，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叫做“蓬莱仙宫”，那位渔夫厌倦思归，一旦离开仙境，也就不知道仙境之所在了。这种小说，在日本文学中，也叫“翻案小说”。
何为“翻案小说”？它是日本古代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它以中国文学作品为原型，取其主题、情节、人物和故事，换上日本的名称，重新编织成篇。这种“翻案小说”，在日本的镰仓时代已相当发达，并一直沿袭到江户中期。
《浦岛子传》的作者在“翻案”之时，采用中国式的龟女和蓬莱仙宫作为他笔下的人物与环境，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这部日本小说同中国传奇小说的密切关系。
在日本的小说发展史上，最早的作品是《浦岛子传》，而最辉煌最伟大的作品则是《源氏物语》。《源氏物语》成书于十一世纪初，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长篇散文体小说。全书共五十四卷（“帖”），长达八十万字。这五十四卷中，前四十四卷写大贵族光源氏 （或简称源氏）一生的故事，后十卷写源氏之子薰君的故事。整部小说的故事历时四个朝代计七十余年。作者紫式部 （约978－约1015）是日本古代杰出的女作家。《源氏物语》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将这两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巨著拿来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第一，两部巨著的作者有着大致相似的出身、经历、情趣、思想。紫式部和曹雪芹都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他们的家庭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紫式部的祖父、父亲均为诗人，善作和歌，而且对中国的诗文有较深的造诣。曹雪芹的祖父也是个诗人，写了不少的诗词、戏曲。因此，两位文学巨人都是在书香门第、诗礼之家长大的。他们自小聪明颖慧，紫式部幼年随父亲学习汉学，熟读了中国古代典籍，尤其喜爱白居易的诗歌，她还精通音律、佛典。曹雪芹尚诗文、善谈吐，时人曾比之为魏晋大文学家阮籍和唐代大诗人孟浩然。两人的遭遇都很坎坷，紫式部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从此后顾影自怜，矢志自守。曹雪芹中年丧妻，贫困潦倒，过着“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日子。由于他们两人都出生于豪华贵族世家，因此对封建贵族阶级骄奢淫佚的生活了解得较为透彻，同时也决定了他们二人都有浓厚的封建意识，都用自已的笔为封建社会唱挽歌，为人生命运的无常而感慨嗟叹，从而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和苍桑感。最有意思的是，《源氏物语》和《红楼梦》都是“末完成的杰作”：紫式部写了四十四卷，后十卷据说是她的女儿贤子的续书；而高鹗为曹雪芹续书，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了。当然，两部续书都不如原作写得好。
第二，两部巨著都是东方贵族社会“升降盛衰”的真实记录。《源氏物语》以四个天皇 （桐壶、朱雀、冷泉、今上）为时代背景，前后写了七十多年。《红楼梦》以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执政时期为背景前后写了一百多年。规模庞大，气势宏伟。两位作家都极力地要反映他们所熟悉的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而且他们所使用的方法都是：以爱情为经，以社会为纬。
《源氏物语》通过爱情描写了源氏家族荣华、失意、隆盛、式微的历史，《红楼梦》通过爱情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败史。无论是珠光宝气的贾府还是豪华显贵的源氏，都是当时威名显赫的大贵族，他们以皇室为靠山，凭借着庄园经济，从全国各地搜括来的民脂民膏，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为了获得更大的享受和权力，《源氏物语》写贵族们如何争权于朝（其主线是以左大臣及其女婿源氏为首的皇室势力与以右大臣为首的外戚势力的权力争斗），《红楼梦》则写贵族夫人们如何争权于府（其主线则是贾府内王夫人与邢夫人的明争暗斗）。在尔虞我诈的权力争斗中，男女婚姻成了一种手段，成了恩格斯所说的“一种政治的行为”，一种“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两位作者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和眼光，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贵族社会和家庭的种种罪恶与黑暗，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上流社会内部和外部的生活，表现了宫廷贵族和封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和习尚，从而使作品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
第三，两位作者都写了贵族青年的心态与命运。光源氏和贾宝玉分别是两部巨著的主人公，两位贵公子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娇养在膏梁锦绣之中，都具有“富贵不知乐业”的浪子特点，都不热衷于仕途经济、功名利禄，对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和阶级感到失望和愤懑。两位贵族公子没有男尊女卑，只有怜花惜玉。源氏认为“世间女子个个可爱”，贾宝玉则说“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在男权社会，这种对女子的赞美与爱怜，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意识。然而，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源氏与宝玉有较大的区别。源氏是狂蜂乱蝶式的人物，追求情欲，说什么“洞房花烛虽然好，不及私通趣味浓”，常常软硬兼施地占有并玩弄女性，以至陷入了好色和淫乱的地步。如果说源氏是“荒淫”的话，而宝玉则是“意淫”。宝玉所追求的，并非（或者主要不是）女性的肉体，而是异性之间的情投意和，是思想志趣上的知暖识热，这是一种精神的爱恋。“荒淫”的源氏和“意淫”的宝玉，在经历了坎坷的人生历程和痛苦的情感磨难之后，都变得消沉和失望起来，最后选择了同样的归宿：遁入空门。紫式部和曹雪芹把自己的主人公刻画得如此相似，并非是一种巧合，而是基于两位贵族出身的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相同体验、相同理解。略有不同的是，紫式部对源氏的赞美多于贬斥，曹雪芹对宝玉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