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方情结-东方文学与中国- 第6部分

　　唱出了和宣告了太阳的

　　升起。我在心里歌唱，宣告一个伟大的未来的

　　到临——这个伟大的未来已经很

　　迫近我们了。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来迎接这个新的世纪。日寇侵略中国的时候，泰戈尔以垂暮之年，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对日本法西斯发出了严厉的谴责。在《家庭中的泰戈尔》一书中，黛维夫人记载着诗人听过广播以后说道：“我真受不住了。我不能再听中国的悲剧了。”诗人又说：“刚才曼摩罕来了，带给我中国正在受苦的消息。因此我就想，同这个剧烈痛苦的巨大祭火比起来，我们自己的事情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和渺小呀。”这都是诗人在逝世前几年说的话。据说诗人1941年逝世时还恋恋不忘中国的抗战。泰戈尔真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终生不渝的好朋友了。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仍然记着这位好朋友。你们出去逛逛新华书店，或是逛逛个体书摊，一定会看到泰戈尔的书，一定会发现，泰戈尔在中国又热起来了。

　　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在这里，我们以中国大诗人冰心为例，来谈谈泰戈尔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

　　就在泰戈尔访问中国的前后，冰心被称为“中国最善于学泰戈尔”的女作家。而冰心学习泰戈尔，是从接收他的入世思想，解决人生探索中的苦闷开始的。冰心在“五四”浪潮的冲击下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她象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把文艺当作改良社会人生的武器。她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引起人们对旧社会旧家庭的“痛恨”和“努力改良”。然而这种“改良社会”的思想却到处碰壁。随着时光的流逝，高涨的热情逐渐冷却，冰心深深感到追求不到出路的苦闷和矛盾。“我想什么是生命？人生一世，只是生老病死，便不生老病死，又怎样？浑浑噩噩，是无味的了，便流芳百世又怎样？百年之后，谁知道你？千年之后，又谁知道你？人类灭绝了，又谁知道你？”　（《“无限之生”的界线》）冰心在死亡面前，陷入了人生虚无的不可知论。

　　是泰戈尔的学说帮助冰心从人生苦闷的罗网中走出。泰戈尔认为，世界是不断进化的，一切都在向着完全、绝对和真理前进，向着和谐统一发展。社会在本质上充满眷爱与快乐，幸福在全宇宙中舞蹈。假恶丑诚然是客观存在，但它们不过是创造真善美的材料。人生的正路就在于以爱的精神牺牲自己去为人类服务。泰戈尔努力热爱这地球上的人类，热爱这现实的人生。他强调生命就是活动和工作，“只要我们工作，我们就生了”（《春之循环》）。冰心从泰戈尔那里获得了热爱人生的精神。泰戈尔超卓的哲理，慰藉着冰心精神上的寂寞；泰戈尔快美的诗情，救治了冰心对于人生的悲戚。

　　在冰心的思想中，对人类的爱，又包括三个大的方面：母爱、自然爱和童年爱。这也是冰心文学创作的三大主题。这个爱的思想体系，正是择取了泰戈尔学说中的成分，并加以发挥创造而形成的。

　　首先，冰心全面地吸收了泰戈尔“爱创造世界”和“女性的本质是爱”的思想，从而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泰戈尔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爱，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只能用爱来表示。因此，作为人类一部分的妇女的本质，当然只能是“爱”。泰戈尔说：“上帝遣派妇女来爱这个世界的”，“她奉上帝爱的使命来做个人的保护者”，如果妇女对爱失去兴趣，“人类就会死亡的”　（《泰戈尔的妇女论》）。冰心吸收了这些理论，并加以融汇贯通，从而对泰戈尔的“女性爱”思想作了最完整最充分的发展，确立了世界由母爱建造起来，并由母爱推动前进的思想，奠定了自己爱的哲学的基石。冰心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人们，世界上的母亲都是好朋友。每个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所以所有的孩子都是好朋友。世界上万物都有母亲，所以万物之间也就相亲相爱。这样，母爱也就萌生了世间一切其他的爱力。这世界上若是没有了女性，若是失去了母爱，也就失去了一半的真善美。

　　其次，冰心接受了泰戈尔关于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相互依存的理论，建立起自然爱的思想，以此作为她改造社会人生的一个手段。泰戈尔对自然格外倾心。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象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一样，非但没有任何冲突，反而和谐一致。人只有投入自然母亲的怀抱，才能找到“无尽无际的幸福之海的岸的道路”。他象一个守财奴觊觎金钱一样，眷恋着孟加拉的绿树与鲜花、河流与平原、清晨与黄昏、多星的天空与明月。泰戈尔沉浸在自然的慰爱之中，并且极力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天然的美与和谐。冰心从开始接触泰戈尔的作品，就对他描绘大自然美感的诗文表示倾慕。她汲取了泰戈尔热爱自然美、描写自然美是为着现实人生的思想。在冰心的笔下，自然呼唤着诗人说：“将你的笔尖儿浸在我的海里罢！人尖的心怀太枯燥了。”是的，人类社会确实缺乏爱和美的情感，以至成了罪恶的渊薮。青年生活的社会环境太污浊了，这无法培养美好的情操。怎样解决这个类锐的矛盾呢？冰心提出必须向泰戈尔学习：“印度哲人泰戈尔小的时候，坐在窗下，望着天光云影，能有两三个小时的工夫神游物外”，“有了这样神幻优美的‘自然直感’，我们还怕寂寞么？”在冰心看来，大自然的美和爱，不仅可以慰藉感染了社会病的青年的心，更能陶冶人的性情，培养和创造出新的人格。

　　再次，泰戈尔所建造的理想的儿童天国，也深深地打动了冰心的心，使得冰心也想以此来否定社会现实的黑暗，来当作自己理想的追求。泰戈尔描写母爱时，有着儿童天真无邪的心灵；泰戈尔描写儿童时，又有着母亲般深沉的爱和热切的希望。他那本著名的《新月集》，凭借着新月一般晶莹秀美的诗歌，对儿童的纯朴天真作了极为温柔幽婉的歌唱。翻译《新月集》的郑振锋先生说，这本诗集象安徒生的童话一样，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

　　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的有魔术的翼膀，可以把自己从

　　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在这个理想的儿童天国里，没有成人世界的怀疑贪婪、喧哗争斗、生之烦恼、死之痛苦。这里有的只是人的自由与万物的和谐。大家一定读过《新月集》中“最后的买卖”这首诗，你们看诗人不愿将自己雇佣绪皇帝的权力、商人的金钱、美人的微笑，却甘愿将自己“出卖”给一个坐在海滩上玩贝壳的小孩子。他为这桩买卖而高兴，因为“在这个小孩的游戏中做成的买卖，使人成了一个自由的人”。可见泰戈尔对这个儿童天国倾注了多么深切的爱！印度大诗人梦幻般的儿童天国，象一个猜不透的谜永远吸引着冰心。她用伤感的情怀追忆着逝去的童年，以迫切的心情呼唤着童心的回归。在冰心的作品中，童年常常代表着美好的情操、善良的品德。高尚的灵魂。冰心笔下的孩子如同泰戈尔的一样，也充当着爱的天使，肩负着传播光明福音的任务。

　　偈颂与唐诗

　　从文化和文学的特定角度来看，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佛教对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的巨大影响。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给中国输入了另一种与国有传统不同的、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而且佛教文化　（特别是佛典）又是具有高度文学性的，于是佛教必然影响到中国的文学创作。本章第一节介绍《西游记》与印度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谈到了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散文、诗歌、小说、戏曲、民间文学等各种体载的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作全面的介绍。在这里，我们以诗歌为例，具体分析佛教是怎样影响中国文学的。

　　佛教经典里面，有一些是用韵文来宣扬佛理。这些韵文用汉语翻译过来，叫做“偈颂”。偈颂的写作，要求很严格，音节格律都有一定的规定，就象中国的律诗一样。佛教徒写作偈颂要句斟字酌，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中国本来就有悠久发达的诗的传统，因此，翻译佛典时偈颂的传译，必然要借作中国诗的形式。但这毕竟是一种翻译文体，受到原作的限制，与中国本乡本土的诗歌又有很大的区别。另一方面，自东晋以后，中国的佛教徒（僧侣）中出现了大批能诗文的人，他们的创作也要直接受到佛典的影响，其中包括写作大量的偈颂体诗。到了中唐之后，更是出现了“诗僧”（既是诗人又是僧侣）这样一种特殊人物。于是，佛典“偈颂”的传译和中国“诗僧”的创作，就向中国诗歌输入了不少新的表现方法，从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诗风的通俗化。前面说过，偈颂翻译用了中国诗歌的形式，主要是五言，也有四言、七言和六言。这与汉代以后五言诗在诗坛上的流行恰好相应。而五言的“偈颂”又是一种通俗拙朴的文字。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偈颂”是宗教宣传品，必须面向大众；僧侣传播经典时又主要靠口头宣讲，要讲得明白易懂。所以偈颂就成了一种接近口语的通俗诗。就看下面这个例子：

　　何物重于地？何物高于空？

　　何物疾于风？何物多于草？

　　戒德重于地，慢高于虚空。

　　忆念疾于风，思想多于草。

　　这种问答、比喻、排比的表现方法以及简单通俗的语言，都接近民歌，与文人创作大不相同。再举一首《佛说野鸡经》。这首偈颂写一野猫见树上野鸡长得很漂亮，心里想害它的命，口里却说得很动听，野猫唱道：

　　意寂相异殊，食鱼若好服。

　　从树来下地，当为汝作妻。

　　野鸡回答说：

　　仁者有四脚，我身有四足。

　　计鸟与野猫，不宜为夫妻。

　　一问一答，很类似山歌对唱，幽默而有风趣。由于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自然不能用典故，而且也不苛求什么平仄、韵律，只要句子的长短一致就行了。这种诗歌形式比较自由，是一种富于新意的韵文体。

　　这种新的韵文体，首先被中国本土的佛教徒在创作中所借鉴。比如初唐的王梵志，中唐的寒山、拾得以及中晚唐诗僧们的大量创作，都是有意识地以偈为诗，取偈颂的通俗来改造诗的表达方式。拾得说：

　　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

　　诗偈总一般，读时须仔细。

　　可见唐代诗僧利用偈颂的通俗是非常自觉的，是有意地提倡一种新的诗风，并以此感到自豪。这些类似偈颂的诗作，在艺术上借鉴了偈颂通俗自由的表达方式，又结合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形式加以发展，特别是在民间语言的运用上更丰富、更大胆，在艺术表现的通达自如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大家知道，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了很多通俗易懂的诗。传说他写出新诗后，让人拿到井台边读给那些目不识丁的老妪听。老妪听懂了，白居易非常高兴，认为他的创作成功了。白居易诗歌的通俗化，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佛教的影响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白居易本来就信奉佛教，早年还写过象

　　《十渐偈》那样的偈颂体作品。晚年写的许多表现闲适情志的诗，力求浅显自然，也类似偈颂。

　　第二，诗歌注重说理。佛典的偈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宣扬佛理，它们与作为艺术作品的诗歌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但佛典中有一部分偈颂，或描摹叙述，或抒写情志，表达出作者对人生、社会、宇宙的看法，又确实是有一点诗意，可以把它们当作哲理诗来读。同时，中国本土的诗僧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也特别注意在诗歌中表现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与认识，于是就在诗中大量说理。这一切，促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说理化倾向。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还有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以及后来的汉魏古诗，虽然时有议论和感慨，但很少有纯粹的说理。而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诗僧们的作品，有时候通篇都是说理，说佛教之理。当然，他们的说理并不枯燥并不乏味，而是充满生活的情趣、智慧和幽默。他们并不是干巴巴地讲大道理，而是运用各种修辞手法，诸如比喻、象征、暗示、拟人等等。请看这首《牧童》：

　　牛得自由骑，春风细雨飞。

　　青山青草里，一笛一蓑衣。

　　日出唱歌去，月明抚掌归。

　　何人得似尔，无是亦无非。

　　佛教徒主张出世，主张与世无争，主张在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中去体悟佛学的玄妙幽深——这本来是很生涩的道理，却寄托在“雨中牧童”这一具体生动的形象之中，使得读者在春风、细雨、青山、碧草的意象里，在牧童悠扬的笛声与歌声中，悟出了佛理，悟出了玄机。

　　中国古代，尤其是六朝以来，那些本不是佛教徒的诗人，或者是与僧侣交朋友，或者是经常出入于佛教圣地，或者是读了一些佛教的经典，总之，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他们写的诗，也常常含一些佛理，流露出几丝佛意。比如这首著名的《题破山寺后禅院》（作者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惟闻钟磬音。

　　破山寺在江苏常熟虞山北麓，是佛教圣地。禅院就是僧院，是僧侣们住的地方。这首诗写寺院的幽深静寂，用“曲径通幽”暗喻佛理的深奥莫测，用“潭影空人心”描摹佛徒的性淡情冷、空寂无欲。

　　第三，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佛典在阐述佛理时，常常极其夸张，极尽铺排这些表现手法，也被用于偈颂之中。有些佛典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比如

　　《佛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