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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吕赫若携家人赶上最后一班轮船回到台湾。从1942年到1945年台湾光复前，尽管处于日本皇民化政策的高压之下，吕赫若的文学生命仍然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他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水平也高，最集中地体现了吕赫若独特的审美情趣。仅在1942年，他就创作完成了《财子寿》、《庙庭》、《邻居》和《风水》四篇小说。这四篇作品，除《邻居》外，其他三篇均涉及家庭婚恋题材，其中《财子寿》还在次年获得了“台湾文学赏”。1943年，吕赫若又有《月夜》、《合家平安》、《石榴》和《玉兰花》等作品问世。1944年，吕赫若的创作势头虽然减弱了一些，但仍完成了《清秋》、《山川草木》、《百姓》等小说的创作。并出版了小说集《清秋》，其中收录《清秋》、《邻居》、《石榴》、《财子寿》和《合家平安》等七篇小说。这是当时台湾文学界出版的惟一一部小说集。1945年初，吕赫若被殖民当局派往台中州下谢庆农场参观，并撰写了具有“响应时局”倾向的《风头水尾》。
林至洁将这一时期看作吕赫若创作的成熟期与高峰期，并高度评价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他的描写方法及叙述风格，已不只停留于对腐败现象的片面的描述，他掌握到写实主义的精髓，经过艺术设计，透过典型人物深入复杂错综的人际关系，进而藉由人物心理变化，提出对生命的反省，对社会的批判，展现了吕赫若对事对物的不凡思考。这些小说，不仅是吕赫若个人成熟的代表作，也是台湾文学成熟期的优秀收获。”林至洁：《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9页。这样的评价是很有见地的。吕赫若在这一时期攀上创作高峰，究其原因，固然与他从事小说创作已有些时日，积累了不少实际的写作经验不无关系；另外，吕赫若在这一时期毕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他的生活虽然贫寒，但与前后几个阶段相比，还是要相对安定了许多。因此尽管处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下，尽管他这一时期的社会活动与舞台生涯都比较繁忙，但吕赫若在这一阶段的创作心态倒显得最为平和从容。一方面，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与社会的破败萧条，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不满和忧虑；另一方面，他本人又对这愤懑和忧虑的情感有着清醒的理性认知，因此他能够把这情绪深藏在心底，通过小说创作的形式把它升华或宣泄出来。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来说，这样一种心态恰恰是一个作家保持良好创作势头的最佳状态之一。文学创作固然离不开充沛的情感，然而过于激烈的情感、尤其是过于激烈的情绪反差，却可能给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带来破坏性影响。笔者的这一分析，也同样可以解释吕赫若在1947年以后何以会终止小说创作。
1945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和台湾的光复，吕赫若的小说创作也步入了第四个阶段。由于汉语写作的困难，吕赫若的创作暂时出现了滑坡现象。他这一时期的《故乡的战事一——改姓名》、《故乡的战事二——一个奖》和《月光光——光复以前》等，不仅篇幅短小、结构简单，而且在艺术上显得粗糙，语言也颇生涩。但这些作品不仅突显了台湾光复后吕赫若尝试用中文写作的努力，更集中体现了他对日本殖民当局的谴责和讽刺，展示了作家本人真实的思想状况。而他最后一篇小说《冬夜》，不论思想内涵的丰富含蓄，还是艺术手法的圆熟凝练，都已达到光复前他的日文小说的艺术水准。可惜二·二八事件的血腥与残暴，使得这位极具文学潜力的作家，中断了自己的创作生命。
在不到十三年的文学历程中，吕赫若一共留给我们二十六篇小说，其中日文作品二十二篇，中文作品四篇。但总起来看，笔者认为吕赫若创作历程的阶段性特征并不非常明显，不同时期的小说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异。这恐怕与作者文艺思想的相对稳定不无关系。他对家庭和婚恋题材的敏感，对时代剧变中小人物尤其是作为弱者和社会边缘者的女性命运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笔者认为，文学艺术对于吕赫若的意义，就好比是在黑暗沉闷的牢笼里打开的一扇天窗一样珍贵而不可缺少。通过这扇窗户，吕赫若可以暂时呼吸到新鲜清凉的空气，可以让心灵在广阔的天地里自由翱翔，他那忧闷而躁动的心灵也可以获得暂时的平静与超脱。但生性渴望自由与正义，对社会理想有着热切向往的吕赫若，已不满足于仅仅用这扇小小的窗户眺望远方的自由天空。一旦在他认为条件适宜的时候，或者他再也不能压抑住内心愤怒的烈火，甚至连文学这扇窗户也变得越来越小，眼看着要被堵死的时候，他终于要挣扎着挺身反抗了，他要冲破这人生的牢笼与社会的樊篱，实现真正的解放与自由了。
第二节 早期人生体验与家族叙事
在中国文化里，“家”可谓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国家”这一词语，最直接鲜明地体现了古人“家国同构”的文化观念：“国”是放大了的家，家则是“国”的象征性缩微。在传统社会里，家与家族实际上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中心。这就毫不奇怪：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中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如《红楼梦》、《金瓶梅》等，都以家庭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相对于西方作家，中国作家们更善于以“家”为窗口，通过家与家族的衰颓变迁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沧桑变化，进而抒发对整个国家与民族兴亡变迁的感叹。与古人不同的是，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现代作家们，往往从现代文明的立场出发，以理性的冷峻目光深邃地揭露着封建旧式家庭的罪恶，预示了它们必然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而封建家庭的衰亡和年轻一代逃离出封建大家庭的牢笼，则预示着新的希望和生机。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到曹禺的《雷雨》、《原野》等，以及台湾作家王文兴颇为激进的小说《家变》，都体现着这一创作轨迹。
同样，只要对吕赫若的小说作品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家”在他的作品中居于最中心的位置，也始终是他关注的最集中的焦点。关于这一点，不少台湾学者早已有了充分论述：“吕赫若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从‘家庭’着手。一切的小说都与家脱不了关系……”林瑞明：《吕赫若的〈台湾家族史〉与写实风格》，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66页。这虽然是针对吕赫若的《牛车》等小说而言的，但又何尝不可以推广为对吕赫若全部作品的评价呢？可以说，对家族内部关系与女性命运的关注，始终是吕赫若小说最主要的两大叙事母题。吕赫若留给我们的所有小说，几乎都没有游离于这两个主题之外。关于吕赫若小说中的女性主题，本书将专列一章加以讨论；笔者在这里集中论述一下与吕赫若早期的家庭体验密切相关的两个叙事主题——“家与家族的衰颓”、“冷峻的审父倾向”是如何具体体现在作品中的。
一、吕赫若的早期人生体验
依据西方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一个人幼年时期的经历，会对他以后的人格形成与个性心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尤其对一位作家来说，他幼小时期的人生经验与情感记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规定”了他成年以后看取并表现人生的基本定势与范围。因此，少年生活对任何一位作家的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是极端重要的。但是，由于资料有限，目前我们对吕赫若的少年生活所能了解的，的确是太少了。《吕赫若小说全集》（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书后附有林至洁撰写的《吕赫若创作年表》，应该说是迄今为止关于吕赫若生平与创作活动的最为翔实的资料之一，但该年表在1914年（吕赫若一岁）至1934年（吕赫若从台中师范学校毕业）之间，却是一片空白。这是很遗憾的，不过可以欣慰的是吕赫若生前的一些朋友及他的子女大都还健在，他们的回忆和诉说尽管不很全面，但毕竟为我们了解吕赫若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提供了一些参照，特别是吕赫若的儿子吕芳雄先生的回忆，为我们准确地把握吕赫若的个性特征，探讨他的创作与其人生经历之间的隐秘关系，提供了一系列珍贵而重要的佐证。
一个人早期的人生体验，当然离不开他的家庭，正如我们经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一样。探讨吕赫若早期的家庭经验，就不能不涉及到一个敏感的话题：吕赫若与他父亲的关系究竟如何？或者说，吕赫若心目中的父亲形象应该是怎样的？尽管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很难完整而准确地把握吕坤霖的性格与人品，也没有发现吕赫若本人对父亲的公开看法。但有一点笔者认为应该比较确切：吕坤霖并不是一个十分令人尊敬的父亲形象，而吕赫若与他父亲的关系也至少不是非常和谐的。对于自己的祖父，吕芳雄曾回忆道：“年轻时便过着丰衣足食舒适生活的祖父，已不再像曾祖父那样勤劳的工作，靠着曾祖父所遗留下来庞大的田地收益，过着富足安康的生活，对勤劳的工作也就兴致缺缺。除了收取田租外，也就无所事事。”《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6页。应该说作为晚辈，吕芳雄在表达对自己祖父的看法时，是比较含蓄隐晦的，但也至少向我们传达了吕坤霖“整日无所事事”这样的基本信息。而吕芳雄的下一段话，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对祖父的基本评价：“祖父出生勤俭勤劳致富的家庭，从小就过着无爱无虑原文如此，似应为“无忧无虑”。的生活，不从事工作，依赖分配到曾祖父遗留下来的财产，渡原文如此，似应为“度”。过一生。钱不够用时，便卖田地来应付，到了晚年仅剩下田地三甲多，又背负了许多债务。”《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14页。可见，吕家的迅速败落，作为吕家第二代“掌门人”的吕坤霖是负有主要责任的。正是他的不思进取，只是躺在父辈留下的基业上坐享其成，甚至肆意挥霍家产，才使得自己在晚年期间，吕家只剩下了“三甲多”的田地，而且还把一笔庞大的债务留给了子孙。——那么，个性极强又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吕赫若面对这样一个父亲，会有着怎样复杂的矛盾与激愤的情感，该是可想而知的。这种复杂矛盾的情感，通过自己的小说创作加以宣泄又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他在一系列小说中反复抒写的那个家族败落的故事，恐怕就绝非凭空虚构而成，相反，对吕赫若来说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和真切的人生体验的。笔者进一步的“大胆”设想则是：吕赫若那些家族题材的小说中，总是出现一个作为讽刺和批判对象的中年男子形象，正是这位作为家长的中年男子形象的刚愎自用、专横跋扈、好逸恶劳、不思进取、肆意挥霍等，才使得整个家族迅速走向衰落。而这样一个父辈形象，是或多或少地折射着吕赫若自己父亲的影子的。
关于吕坤霖，我们所知道的还有这样几个方面，它们在吕赫若的小说中大都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折射：首先，虽然他在很多时候花钱如流水，如为了兄弟分家而耗费巨资修建豪宅，但在另外一些方面，特别是在儿子的教育方面却显得比较吝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吕赫若十五岁时，同时考取了台中师范学校与台中一中，志向高远的吕赫若当然愿意就读台中一中，然后再圆自己的大学梦。但是，父亲为了节省钱财，硬是强迫他到师范学校读书。这对少年吕赫若来说，应该是人生一次不大不小的打击。在吕赫若的小说《合家平安》、《逃跑的男人》等，都有生性吝啬、性格独断的父亲强行中断儿子中学学业的情节，与吕赫若本人所经历的这一事件恐怕不能说毫无关系；其次，根据吕芳雄的回忆，吕坤霖人到中年以后，又娶了一位比自己小十五岁的贫家少女为妾。如果说吕赫若的母亲一直健在，那么这件事对吕赫若的影响不会很大。但在吕赫若十七岁的时候，他那年仅四十一岁的母亲不幸因病去世。父亲原来的妾也就真正成了他的继母。痛失母亲的吕赫若还要处理与专横自私的父亲及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继母的恩怨关系，这对少年吕赫若来说，绝非一件轻松之事。而这样一种人生经历，在他那篇题为《逃跑的男人》的小说中，有着较为明确的折射与表现；而且非常凑巧的是，《逃跑的男人》中的庆云也是十七岁丧母。那么，庆云那种对自己父亲乃至整个家庭的愤激情感甚至远离家庭而“逃走”的冲动，是否与吕赫若本人也十分相似呢？第三，吕坤霖本人是较为迷信的。吕芳雄回忆说，当年在盖“建成堂”时，吕坤霖根据古老风水的原理亲自选定了房屋的位置，“对地理位置略知一二的祖父，在房屋落成之时，颇引以自豪”《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6页。。他还听信风水师们的谗言，对其父（即吕赫若的祖父）留下来的建义堂多次改造。他本人更是深深地沉溺于佛教信仰之中，整日在暮鼓晨钟、梵音袅袅里度过时日。这种对地理风水的特别看重，无疑也为吕赫若在小说中屡屡表现乡野百姓对风水的虔诚信仰，提供了重要素材。考察吕赫若那些家族题材的作品，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其中的一个共同特点：整个家族的发家乃至鼎盛时期，一般起源于祖父一代。如《财子寿》里的周九舍、《逃跑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