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六卷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作者:沈庆利- 第30部分

　　　
　　我知道你很想知道台湾文坛的事。的确，我也知道不少；可是自从二·二八之后，我已发誓折笔不写东西，也绝口不谈文学。因为我所有的文学朋友都在那事件时惨遭杀害。你当然也知道吕赫若逃入草山，被毒蛇咬死了。留下我没死，但我每天都在做噩梦。张文环在接受张良泽访谈时的谈话，收入陈永兴编《台湾文学的过去与未来》，台湾文艺杂志社1985年3月版，第170页。　
　　　
　　虽然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已无法了解吕赫若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具体言行，但可以确知的一点是：二·二八事件对吕赫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意义。据吕芳雄回忆，二·二八事件后的吕赫若，对于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与愤懑，已是难以控制而“溢于言表”了；他与一些从事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的交往则更加频繁起来。《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35页。也就是说，二·二八事件促使吕赫若认清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真正面目，也浇灭了他对国民党当局的最后一丝幻想。吕赫若的社会活动也迅速由公开转入地下。二·二八犹如当头一棒，重重地敲在了台湾人民的脑门上，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远离政治、苟且偷生，但也有少数人不惜铤而走险，与国民党当局做最后的抗争，甚至决心以热血和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吕赫若就属于这其中的一位。　
　　那么，为什么面对日本殖民当局的高压政策，吕赫若还机智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抗拒策略，注意在抗争之中保全与掩藏自己，而到了光复以后的国民党独裁统治时期，吕赫若的愤怒与不平却像火山底下的岩浆一样爆发了出来，甚至放弃了自己最喜爱的文学与音乐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运动与地下斗争中去呢？其中的原因尽管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但笔者以为，吕赫若从最初对国民党政府的高度期许，到后来的无比失望、乃至愤怒至极的情绪转变，应该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日据时期的吕赫若由于对殖民当局的凶残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对它也就不抱任何希望，相反还时时提防它随时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伤害，那么光复以后的他则因为对国民党政府缺乏起码的了解，并对其抱有很多美好的幻想，所以一旦这虚幻的泡影破灭，吕赫若的义愤与不平就会激烈许多。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激起了包括吕赫若在内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强力反弹，也就不足为怪了。吕赫若性格中倔强的不屈不挠的一面，他那义无返顾的抗争精神，那为着理想而英勇献身的火热激情，在这血与火的社会斗争中突出地展示了出来。正是在白色恐怖最为森严的环境下，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的特殊年代里，吕赫若担任了台湾共产党地下报纸《光明报》的主编。他已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准备进行殊死战斗。　
　　二、光复后吕赫若的小说创作　
　　国民党当局接收台湾以后，很快下令废止日语在台湾的通用功能，封闭了所有的日文报刊；强行规定政府机关、学校、电台、报刊等所有公共媒介与场所一律改用汉语；并以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方式，大力推行“国语”运动。当时国民党当局的这一做法，完全没考虑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五十年、与祖国大陆在语言及文化习惯诸方面已形成疏离的特殊状况，一概将台湾知识分子在殖民当局统治下只懂日语、不通汉语的实际情况视为“殖民遗毒”。应当说，在台湾推广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当时的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国语”），其动机当然不错，但因其推广手法过于粗暴专制，以一种“定于一尊”的语言教育政策而歧视、压制台湾本地的语言，却实在是极不明智的，遭致不少台湾百姓的反感更是难以避免了。以至于有人讽刺说，当时国民党当局推行的国语运动，其专制粗暴程度并不次于日本人皇民化时期在台湾推行的“国语”运动。　
　　由于丧失了用日语发表文学作品的阵地，加上用汉语写作的困难，日据时期的张文环、龙瑛琮、杨逵等，创作生命几近中断。吕赫若的创作也暂时出现了滑坡现象。但是，与其他几位作家不同的是，吕赫若对运用汉语写作一直保持着特殊的热情。1946年2月，台湾光复不到半年时间，吕赫若就用中文发表了小说《故乡的战事一——改姓名》，充分显示出他对于自己使用中文进行小说创作的热情和期许。这篇小说截取一个生活横断面，通过一群孩子率真天然的言行，辛辣地讽刺了日本殖民政府强制推行的皇民化政策的虚伪本质。吕赫若通过叙述者之口，尖锐地谴责殖民当局“把很野蛮的强迫手段拿台湾同胞来改了名字”，使台湾人民“不但失去名字，而且被人侮辱”。殖民统治者以谎言欺骗台湾普通百姓说，只要改了姓名，就可以变得与日本人一样了，但连小孩子们都知道“改姓名”就是“假伪”的代名词，日本统治者连自家的小孩子都欺骗不了，又怎能骗得了有着五千年文化历史的炎黄子孙？　
　　发表《改姓名》之后不足一个月，吕赫若又创作并发表了小说《故乡的战事二——一个奖》。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更是通过一个寓言般的趣闻故事，辛辣地嘲讽了日本殖民当局貌似狰狞可怖、实则内心贫弱无比的本真面目，戳穿了日本殖民当局宣扬的“不怕死”的谎言：农夫唐炎在自家田地里发现了几颗美机投下的没有爆炸的炸弹，这下唐炎可犯了难。因为根据殖民当局的法律，如果私藏敌方的弹药而不上缴者，一律按“帮敌犯”的罪名处以严刑。犹豫再三后，唐炎终于下了决心：“与其没有缴出来引起着被大人打死，不如冒冒险险的缴出去，说不定会爆裂起来。”然而，当唐炎怀抱着炸弹走进派出所时，他出乎意料地看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从派出所长池田大人到办公室旁边的警察都立刻吓得“脸上无色”地抱头鼠窜，一溜烟地钻进了防空洞。整个派出所骚动起来。直到唐炎手上的炸弹消失以后，池田等人才又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威风。唐炎虽然被打得“叫天叫地”，还险些被当作向警察局投掷炸弹的嫌疑犯送了性命，但出身卑贱的唐炎也由此开了一个眼界：贵人的命要比穷人更“值钱”，但他们比穷人更怕死！因此我们看到，平日里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警察大人，在性命攸关的特殊时刻，不知要比出身卑贱的唐炎惊惶、恐惧多少倍！想当初在皇民化时期，日本殖民当局一直以一种为天皇效忠的“武士道”精神愚弄普通百姓，甚至以此动员台湾的年轻人充当法西斯战争的炮灰，但这小小的故事已使“日本人不怕死”的神话不攻自破。　
　　1946年10月17日，吕赫若发表了第三篇中文小说《月光光——光复以前》，把讽刺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皇民化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强迫台湾人民改说日语的“国语运动”：有八口之家的庄玉秋租了一套二楼四间的房子暂时居住，但那原本是台湾人的房东，却向他提出了“足以使他切齿”的条件：“租你却是可以，不过，你要有资格才行。就是要全家眷在日常生活都说日本话，要纯然的日本式的生活样式。”原来房东因为充当了日本殖民当局的小小“邻组长”，要响应日本人的号召建设“模范邻组”，就要求自己的房客也要讲日本话，日常生活也要遵循日本人的风俗习惯了。为了能租到房子，庄玉秋只好答应。他和妻子因为懂得日语倒还勉强，只是害苦了年迈的老母和三个幼小的孩子。因为害怕被房东识破自己不会讲日语的真相，他们只好整日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如此日积月累如何受得了？正如庄的老母亲担忧的那样：“我们是要在此永住的，像现在这样的一也不可说台湾话二也不可说台湾话，我们是台湾人，台湾人若老不可说台湾话，要怎样过日才好呢？”不堪于长期的屈辱和愤懑，庄玉秋终于和孩子们用台湾话唱起了“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南塘……”这富有地道中国文化特色的台湾民歌。这不仅是在向房东示威，也是在向疯狂进行殖民同化的日本当局发出自己的抗议！　
　　时至今日，更有论者进一步指出：“《月光光》并不能只是当做反皇民化运动的小说看待，其实对当时的政局，也具有微言大义的精神。”陈芳明：《左翼台湾——殖民地文学运动史论》，（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34页。应该说，作者通过这篇小说“微言大义”地暗讽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专横地推行“国语运动”，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如果借此发挥说吕赫若识破了“民族主义的假象”，把吕赫若这样一位充满爱国热情、不屈不挠地追求社会正义和理想的左翼作家“改造”成“文学台独”的先驱，不仅显得不伦不类，而且简直是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了。因为它完全回避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吕赫若恰恰是在对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彻底失望之后，以鲜血和生命表达了对红色中国的向往的。吕赫若和其他台湾共产党员一样，其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与刚刚打败国民党军队的新中国实现统一。即使抛开政治观点的纷争，单是从这种文学批评的方法来看，它不过是把一种先入为主的政治理念强行灌输到文学作品之中，恰恰是文人为文之大忌。　
　　这三篇中文小说虽然在艺术上显得有些粗糙，语言也颇为生涩。但是，单从题材的选择来看，吕赫若显然把自己在皇民化时期压抑已久的愤怒都宣泄了出来。而在这宣泄中，他也曾有过短暂的扬眉吐气般的快乐。　
　　《冬夜》是吕赫若创作的第四篇中文小说，也是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作品。小说中女主人公彩凤悲苦的人生经历，几乎折射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动荡与不幸，而她本人则成了社会动荡无辜而不幸的牺牲品。日本殖民当局发动的侵略战争，夺去了她丈夫的年轻生命，也使得她的生活失去了起码的保障。而台湾光复以后从祖国大陆混到台湾来的郭钦明，在欺骗和玩弄了彩凤的感情之后，又将其残忍地抛弃。她只好依靠出卖自己的肉体来维持起码的生存；但是；动荡而黑暗的社会仍然没有放过这个可怜的弱女子；在一次嫖客与警察的火拼中，她仓皇地奔跑在黑得令人窒息的黑夜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彩凤怎样努力和拼搏，等待着她的总是比前一个苦难更大的苦难。不论是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统治，还是国民党当局的贪污腐化，最终都把苦难和不幸转嫁到了彩凤这类弱女子的身上。——不论在哪一个时代里，作为社会的边缘者与弱者的女性们，不仅承载着自己悲苦不幸的命运，还被迫接受了转嫁到她们头上的社会灾难，于是她们总是成为历次社会动荡与社会灾难的最大牺牲者。“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千古文人的一声长叹，那长长的叹息划过数千年。即使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我们是否已经完全走出了那一声叹息？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怎能不相信：彩凤那多灾多难的命运，那在苦难中柔弱而悲苦的身影，又何尝不是整个台湾人民苦难与不幸的某种缩影？　
　　不论从选材还是从具体的行文来看，这篇作品都避免了先前几篇中文小说过于粗糙简略的缺陷，无论是那深邃冷峻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还是气氛的烘托、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都充分体现了吕赫若那独特的艺术个性；作者又回到了他最熟悉最擅长的表现女性悲苦命运和细腻心理的创作领域，可以说基本上回复到了早年日文小说的艺术水准。这篇小说表明，吕赫若已经走出因为语言障碍造成的创作低谷，他在积极酝酿着创作上的新高峰。如果没有紧接而来的二·二八等一系列恶性事件，如果没有对国民党由原来的充满期待一下子彻底失望，从而萌生出极度的不满与抗议，并在这种心态下愤然停笔；如果吕赫若能静下心来继续从事小说创作，那么他在文学上将取得怎样的成就，是很难预料的。　
第二节　悲壮的人生谢幕　　
　　蓝博洲先生在《揭开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生死之谜》一文中，曾反复指出，他不同意那种认为二·二八事件以后吕赫若的思想才转向“左倾”的说法。因为早在从事文学活动之前的师范生时代，吕赫若就已经是“具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左倾’青年了”，“只是，当时台湾已没有可以让他那一代青年实践的社会条件了”蓝博洲：《揭开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生死之谜》，《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8月版，第128页。。这样的观点是符合吕赫若的思想轨迹的。笔者甚至认为，吕赫若决绝地走向反抗当时国民党独裁当局的不归路，不仅与海峡两岸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也是其叛逆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过台湾光复以后，吕赫若至少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实现左翼理想的社会条件已经到来了。台湾光复以后的吕赫若的确与日据时期大为不同，但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他个人生活的改观上，而并非政治立场的骤变。吕赫若与包括台湾共产党员在内的广大台湾民众一道，对国民党政府曾抱有高度的期许，只不过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才使他的思想急剧“左转”的。当然，1945年以后的吕赫若始终处在文化信息灵通、视野开阔的台北新闻界和文化圈内，他所接触的又大多是左翼知识分子，这应该是其思想意识中左翼倾向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性因素。　
　　一、地下工作与叛逆性格的极致发展　
　　事实上，从祖父那里继承的叛逆基因，已影响着吕赫若不可能安分守己地度过一生。而根据吕芳雄的回忆，吕赫若那锋芒毕露的叛逆性格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有丝毫改变，相反，却在朝着“变本加厉”的方向迅速发展。一个最突出的例证就是：不论是在台中师范学校读书时，还是后来赴日学习声乐期间，尽管吕赫若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但操行评语却总是较差。他到师范学校读书的第一年，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就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