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要求赏赐。韩信的这个要求其实并不像《史记》里所暗示的那样“过分”或者“幼稚”，如果换了我，我恐怕也得这么去提要求。韩信、萧何、王翦，乃至许许多多朝代里许许多多的臣僚，他们用这种手法往往都是在向天威难测的主子作出一种明确的暗示：我的野心不过如此哎，请您千万放心！而这种暗示因为符合基本人性，符合上述三条原则，所以是比较容易被领导相信的。这甚至向我们昭示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道理：在权力场上，作贪官乃是保全自己的一种有效手段，适度的贪更容易让领导对你放心。
“亲贤臣，远小人”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看上去已经显得有些可笑了。对皇帝而言，能够让自己放心的正是那些有适度办事能力的贪官而不是清官，这也就意味着，在专制体制下，所谓反腐，往往只是权力博弈的手段和副产品（详见《孟子他说》第二册“绵羊世界”一节），机灵鬼们谁也不会拿反腐这个名词当真，因为真正让皇帝顾忌的恰恰是那些光彩照人的清官，所以这些人才是最容易被清理的对象。
我们这里说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清官。首先从技术层面来看，清官不好管理。这就好比你开了一家公司，以业绩提成的方式来激励员工，但有这么几个员工出身豪门，钱多得几辈子花不完，来上班只是为了消磨时间，还有几个是苦行僧出身，视金钱如粪土，所以，他们自然有自己强有力的一套工作观念，你想用提成和处罚来控制他们，可人家拿你那点儿小钱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你就算拿开除来威胁他们，人家也毫不在意。所以，这样的员工是没法管理的，即便他们能力再强，但用起来很不顺手。当初赵构问岳飞国事如何可为的时候，岳飞回答了一句千古名言：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命。——可是对皇帝来讲，如果手下文臣武将全都符合岳飞的这个标准，国事反倒根本不可为了：奖励对他们没有激励作用，惩罚对他们也没有震慑作用，没法使唤呀！而更加要命的是，这句名言虽然听上去光芒四射，被一代代的草民们无限憧憬着，可当草民们真的置身于不爱财的文官或不惜命的武将的治理之下的时候，反倒有可能燃起对贪官的怀念呢。《老残游记》也有一段名言，正好适合拿来和岳飞的名言配对来读：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己矣。
清官们正因为觉得自己不爱财、不惜命，毫无私心，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做起事来便了无顾忌，于是草菅人命者有之，祸国殃民者有之，老百姓们看着他生活之俭、执政之勤，再加上那一脸的正气，也就只有感动的份，哪还看得见有多少滔天大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不妨使劲想一想“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方方面面，或许也可以找另一句名言配对来读——这是杰弗逊说的：信任是专制之母。那么……
从另一方面来看，完全没有欲望的人是不存在的，贪财和怕死是所有正常人的正常情感，个别人不贪财、不怕死倒有可能，但如果拿这个标准来作为文武官员称职与否的考核指标，估计90％以上的人都得落马。但又因为当官是件一本万利的买卖，大量竞争者自然会涌进这个行当。——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越是厚颜无耻之徒越容易毫不脸红地把自己扮成既不贪财、又不怕死的道德楷模，而正派人往往又拉不下脸来和小人比虚伪。于是，在这样一种高尚的游戏规则之下，只能是口号日渐响亮，人渣步步高升。中国传统文化最擅长的就是讲道德，可两千年来，每个时代都在感叹“世风不古”，这真是个莫大的讽刺。而更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在鼓吹传统文化的道德样板，这至少会让一百年前的郭嵩焘死不瞑目的。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即使是坏蛋，为公益服务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这话是英国老哲人休谟说的，很典型地代表了东西方关注点的差异，是呀，这个问题就其本身来说似乎也是荒谬的，更何况它几乎从未被东方文化所认真关注过。
退而求其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孟子劝齐宣王的那些话倒像是个合情合理的办法：贪财不要紧，领导有钱赚，要让大家一起有钱赚；怕死不要紧，领导保平安，要让大家一起保平安。223另一方面，如果以小人之心揣度，一个拿小钱不当回事的人很可能是在流着口水盯着大钱，一个人如果没有常人共有的那些欲望，那他很可能所图甚大。还有，清官是容易赢得民心的，这一点也足以引起皇帝的担心。想想田姓篡齐、王莽篡汉，这不都是由能力强、清誉高的小弟把老大给推翻了么！
即便在上上下下贪成一片、民怨沸腾的时候，皇帝照样会喜欢贪官，而且，也会更加忌讳清官。因为越是这种情况，清官越容易赢得民心；而老百姓憎恨贪官，却常常期望九天之上的皇帝会出面制裁。和皇帝争民心无疑是最冒险的行为，回忆一下前文所讲：功劳永远要归于领导。
——这才是专制体制下真实的权力运作，儒家知识分子口口声声的“亲贤臣，远小人”的劝导虽然在两千年来回音不绝，让我们几乎信以为真，但是，它始终只代表了一些善良人们的善良愿望和一些聪明皇帝的表面文章。
我们说儒家两千年传统如何如何，在这个问题上，“说”的传统归儒家，“做”的传统却是要归法家的。
儒法不两立，他们常常会为了“立”自己而先“破”对方。董仲舒在对策里继续说道：周朝开国大搞德治，于是乎天下太平，而秦国却搞法家那一套，社会风俗迅速败坏，“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看，董仲舒后来搞的“《春秋》原心定罪”正是直接反动秦法的。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怀疑：“古代学者们经常虚构历史，既然儒家可以把尧舜禹美化到无以复加，是不是也同样地把秦国贬低得一无是处呢？秦国，乃至秦朝，当真这么差劲吗？”
当然不可能真差劲到这种程度，不然毛主席怎么会盛赞秦始皇呢。他还写过这样一首诗送给郭沫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高名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诗里有两句话尤其值得注意，一个是“祖龙魂死业犹在”，一个是“百代多行秦政治”，似乎是说秦始皇虽然死了，但他的核心政治精神却永远活在后代皇帝的心中。——如果往下继续讨论的话，就会进入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比如钱穆就认为中国专制传统绝非一成不变的。所以，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是把这句话的涵义苛刻地局限在“核心政治精神”上好了。
那么，董仲舒所谓的秦国在法家精神的指导下社会风俗急骤恶化到底有没有可靠的佐证呢？感谢考古发现，睡虎地出土的竹简向我们展示了秦国的一些法律条文，里边居然详细写出了对儿子和父母之间偷窃财物的处理办法；还有：作妻子的如果举报了干了坏事的丈夫，自己的财产可以免于充公；如果是丈夫举报妻子，妻子的财产可以用来奖励丈夫。看来即便是父子夫妇这样的至亲关系，也都各有各的财产，睡觉的时候还要睁着一只眼留心对方！
儒家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是最为痛心疾首的，贾谊《新书》里有一篇“时变”，描写秦国法家当道下的社会风俗，说：商鞅这坏小子违背伦理，治国方针全部就两个字：一个是“耕”，一个是“战”，老百姓全都成了国家大机器里的一个个螺丝钉，只知道种地和打仗，多收了粮食能拿提成，多斩了人头也能拿提成，全部生活就只有这些了。也就是两年的光景，秦国的风俗变得惨不忍睹。秦国人生了儿子，如果家境富裕，儿子长大之后就要分家独立；如果家境贫寒，儿子长大之后就得入赘到老婆家去。如果父子之间借把锄头啥的，换了咱们，还提什么借呀，直接拿过来用就是了，用坏了也无妨；可在人家秦国，儿子要是借给亲爹一把锄头，马上就会面露得色，好像施了多大的恩德似的！还有哦，儿媳妇给婴儿喂奶，能毫无芥蒂和公公坐在一块儿；婆婆和儿媳妇很少能有和睦相处的，摔摔打打已经成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24
——现在常有人说陕西一带民风淳朴，看来这得感谢新社会，两千多年前的秦地风俗想想也让人脊背发凉。不过呢，贾谊这话也不知道写实性到底多强，他前边才说了儿子长大之后就离开父母，后边紧接着却说儿媳妇和公婆相处的事，好像有点儿矛盾哎。
儒家千载说商鞅，几乎只有一个骂字，但《史记·商鞅列传》却持截然相反的说法：商鞅的改革搞到十年的时候，秦国人民都很满意，社会上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225——那么，到底谁说得对呢？
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但苏轼在《东坡志林》里有一篇《司马迁二大罪》，说司马迁有两大罪状，就是论商鞅和桑弘羊之功，而这两位仁兄都是自汉代以来的学者们一致耻于讨论的，至于说商鞅的改革成果，诸如“路不拾遗，山无盗贼”云云，分明是战国游士的邪说诡辩，却被司马迁道听途说之后载之史册。226
——苏轼此论，似乎有他借古讽今的一面，矛头应该是指向王安石变法的。但从语气上看，苏轼倒也不像是在编造历史来迎合己意。那么，到底商鞅的改革成果是怎样呢，到底事情的真相如何呢，反正我是没法判断的，惟一能说的是，无论正方还是反方，字里行间都在强调着“风俗”的重要性。
儒家是非常重视“风俗”的，他们认为风俗具有极高的政治意义——想想杜甫诗句里的“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商鞅的法家之道看起来让人心寒，好像这是和“风俗淳”南辕北辙的。孔子讲过一个故事，说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不但不检举，反而包庇，这就是“直”啊，社会风气就应该这样才对。227可在商鞅政策下的秦国，具有代表性的画面却是“儿子要是借给亲爹一把锄头，马上就会面露得色，好像施了多大的恩德似的。”（假父耰鉏杖彗耳，虑有德色矣。）——一个是“证羊”，一个是“借鉏（chu…2）”，对比鲜明，陈寅恪曾经用这两个典故作了一首七绝：“证羊见惯借鉏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228时贤应笑步舒痴。”诗中第三句“董文”之“董”恰是董仲舒，而最后一句的“步舒”则是我们前文讲到过的董仲舒的高足吕步舒——这三个字也正是陈寅恪这首诗的题目。
恐怕一般老百姓都会同意，作为风俗来说，“证羊”总比“借鉏”要好，而儒家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让统治者也能有这种认同感。果然，贾谊还在另外一篇《俗激》当中议论过移风易俗对于国家政治的重要性：
夫邪俗日长，民相然席于无廉丑，行义非循也，岂为人子背其父，为人臣因忠于君哉？岂为人弟欺其兄，为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虽有权柄事业，将何寄之？管子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无识人也，则可；使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不可为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乎否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刭大父矣，贼大母矣，踝妪矣，刺兄矣。盗者虑探柱下之金，掇寝户之帘，攓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拾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诸侯，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已。其余猖蹶而趋之者，乃豕羊驱而往，是类管子谓四维不张者与，窃为陛下惜之。
以臣之意，吏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时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弗为不立，不植则僵，不循则坏。秦灭，四维不张，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僇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冀幸，而众下疑惑矣。岂如今定经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无维楫，中流而遇风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备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贾谊忧心忡忡：哎呀呀，世风日下啊，笑贫不笑娼，礼义何在啊！我们一定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国家要乱的呀！在家是逆子，在朝必定是奸臣。管仲当年提过“四维”的概念，我觉得很好，值得提倡。所谓“四维”就是“四个纲领”，即：礼、义、廉、耻。我建议组织各级政府深入学习“四个纲领”，对“礼义廉耻”我们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还要组织群众学习讨论，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礼义，什么是廉耻！看看现在，啊，看看现在，太令人痛心了，大家都在追逐私利，根本忘记这世上还有道德了。刑事案件里有杀害祖父母的，有伤害养父母的，有刺伤兄长的，小偷们也比以前更有胆色了，敢偷帝王陵墓了——那天抓着一个，这小子居然还敢嘴硬，扛着把洛阳铲硬说自己是考古工作者！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你考古也没人说什么，可你挖的那坟，那是古墓吗？呸，先皇才死了半个月不到啊！唉，还有光天化日在闹市抢劫官吏的，这些老百姓也不知都是从哪儿听说的，以为是个当官的至少都趁几百万！还有更离谱的，有人诈称朝廷之令，从国家粮仓诈骗走了十万石粮食，粮仓主管都给气哭了，说：“我这个官仓鼠两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