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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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文集- 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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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有学报发表,但不会有持久地被人重视的市场。

  另一个较为可取的原因,是今天的年青经济学者对解释世事失却了兴趣。他们但求有文章发表,也要表演一下本领,所以就把一门科学作为一项类似下象棋的玩意,越深越有斤两。高低于是以深浅来衡量,以复杂胜简单。于是大家一

  齐向深处钻,过不多时,浅的因为无人问津而变得大家都不明白。

  愚见以为,懂深不懂浅的学问,走火入魔也。 

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
  作者:张五常

  1999。10。13

  现在这里提出十个建议,全部都是我以前提及过的。知之甚易,行之不难,问题就是北京当局有没有胆那样做。这些建议可不是我发明的。它们都有历史经验的支持,从不出错,实在可行。

  (一)人民银行只专于中央银行的职责,不借贷,不收存款。中国要办真正的中央银行,主要任务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在目前的中国,单是控制钞票发行量就足够。每年人民币钞票发行量的升幅,规限在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他的

  什么也不要管。完全不管利率的浮动,不借钱给其他银行——不要学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那样复杂。若通缩依旧,就增加钞票的发行量;若通胀复苏,就减少。人民币钞票是中国目前的唯一“银根”,中央银行只管银根,什么也不要管。要

  记,每年百分之三以下的通胀,比通缩对经济有利。

  (二)除中央银行外,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这些银行目前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坏账,把坏账一起卖出算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基本上大有可为,就是有坏账问津者应该还不少。要选在国际上有地位的银行买家,但

  千万不要管制银行的牌照数量。只要有分量,就可以买或自设银行。当然,政府要协助追讨坏账,也要搞好按揭、破产等法律。

  (三)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这会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而历史上没见过因为有外币流通而使本土币贬值的。(今天在香港外币大可流通,而在亚洲金融风暴之际,没有谁建议废除外币流通的法例。)

  (四)取消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的汇率自由浮动。所有因为汇管而设的——直接或间接的——其他管制都要一起废除。

  (五)容许外资在中国开办任何金融事业。股票经纪行、会计行、招股、集资、放款、投资顾问之类,可放尽放。

  (六)取消所有关于通讯(如电话)的发牌量的管制。这点重要,因为在先进科技下的通讯,神乎其技,可以大幅度地减低市场的交易费用。今天,香港打长途电话到上海的费用,大约比打到美国高七倍;而打电话到深圳,竟然比打

  到美国高两倍多!这是说不通的。

  (七)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毒品进口不妨严禁;其他的物品就要学香港。但不要学香港那样重加烟、酒、汽车税。

  (八)将所有国营企业民营化。卖出去是一个办法。但若要照顾国营企业的员工,不妨把企业股份化,送给员工,而股份一定要有自由转让权。国家政府可以估计企业的资产净值,每年抽百分之二左右的利率税。其他所得税是另一回

  事。

  (九)税制要简单。个人收入及生意所得税,百分之十至十五就足够。此外,不用抽差饷,但在物业上,可按物业所值的估价每年抽百分之一的物业税。此外,任何其他税项也没有。在简化税制及低化税率的同时,中国要大量削减干

  部,选贤与能,大幅度地提升留下来的干部的薪酬。

  (十)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外汇储备的。要记,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

  己发行的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

  政府要搞什么基建,什么军备,抽简单而低的税,加上卖地及卖国营企业所得,应该足够而有余。我可以肯定,若中国推行上述的简单的低税制,其税务的总收入会比现在的高得多。可以收到手的、真实所得的百分之十,比差不多是

  完全收不到的百分之五十,可取得多了。

  上文提到的十个建议,只是以一个整数下笔。当然还有其他的,如法治的改进等。篇幅所限,不能多说了。

  让我在结尾再说一次。我提出的建议不是我发明的。历史的经验证实可行。重要的是有胆推行,也要一整套推出。记住,凡事要简单处理。经济政策从来都是以简单清楚为上。世界复杂,政策不够简单处理不了。更何况,政策一旦复

  杂化,官商勾结,混水摸鱼,是无可避免的。 

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
  作者:张五常

  (张五常答杨小凯问)

  杨小凯问:

  我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谈到私有产权的时候,他们总会引用Berle和G。Means在《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一书中的观点,即大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股东的私产权越来越不重要,所以大公司变成准公有制,私有财产制度已经式

  微。您对此有何评论?

  张五常答:

  这些作者对产权一知半解,对公司的经济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理论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我们要知道,权的拥有与权的使用是两回事──私有的资产即使作为公用,也仍然是私产。一个私产的拥有者跟其他人的资产组合而成

  的公司,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结果,为的是减低交易费用以便增加私人的收入。不管公司如何庞大,由谁操纵,此理不变。而公司的股权拥有者可以将股份出售,作为制裁操纵者的行为的最佳保障。我曾经指出,公有或国营机构与私营的大

  企业有相似之处。Coase也曾经告诉我,列宁也曾经这样说过。但国营与私营毕竟是貌“似”神离!前者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权利也不可以自由转让。国营机构的交易费用因而不减反加,这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国营机构的生产成

  就都乏善可陈。 

衡量学术的困难
  作者:张五常

  2000。3。9

  香港政府用了那么多钱资助教育,他们要设立一些委员会来监察教育、衡量学术的成败,是不难理解的。近几年来,衡量大学教师的研究是大话题。很不幸,以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所有被采用的衡量准则,都有反效果。

  数文章发表的多少,评定文章发表的学报高下,甚至计算文章在国际上被引用的次数,都无聊,是作不得准的。就我所知的国际上最优秀的经济系而言,没有一家采用这些准则。

  困难明显不过。一家餐馆的菜式怎样,每个顾客都可以立刻发表意见,而这些意见不管对或错,顾客吃后不再光顾就说明了一切,而这个市场准则大致上是对的。当然,除了味道,一家餐馆的成败还要论价格及成本的控制,服务的水

  平及管理等。这些大学也要顾及,但学术研究的(思维)味道要怎样来品评,由谁品评,以什么准则来品评,就是私立大学也不容易取决,公立的就更困难了。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该大学的经济系当时是世界之冠,升级单论研究成就,不论教书教得怎样。我问:“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

  多少。”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来没有想过。”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么样?”答曰:“没有谁管你的名衔。”“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

  曰:“可以的。”我逼又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

  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

  也是一九六八年,我的第一篇文章《私有产权与佃农制度》发表于芝大的《政治经济学报》,排在第一位置。该学报举世尊为一哥,我有点飘飘然。过了两天,在系内遇到当时的系主任A。Harberger。他高兴万分地说:“我刚才读完

  了你的《佃农》文章,觉得有趣味。”

  我说:“有趣味?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他答道:“我说‘有趣味’是我对任何文章的最高评价了!”

  Harberger摆明是餐馆顾客。我是《佃农》的厨师,他说味道好,我还要他再说些什么呢?三十年后——一九九八年——洛杉矶加大举办一连十年、每年一个的Harberger演讲,邀请我为第一个讲者。我同意后,邀请的主事人说,选我

  开锣是Harberger的主意。我大喜之下,想到三十年前的往事,说:“请转告Harberger,他的品味好!”(He has good taste!)

  学术成就的大或小,通常要很多年后才知道。要先在今天来品评,较为可靠的是味道(Harberger所说的趣味——interest)。但由谁作味道的品评呢?谁是学术上的蔡澜、肥佬黎、周安桥?

  说实话,虽然香港的学术远不如“自以为是”的水平,但有品味,懂得品评的学者是有的。不是每一个学系都有,但高人总不至少于凤毛麟角。问题是,在目前的好几家公立大学的竞争中,要在本地选出众所认同的“味道”品评者就

  不可能。

  是的,学术成就的衡量,最可靠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学术是不能永久地哗众取宠的。不得已而求其次,味道的品尝不可或缺。今天香港所选用的准则,每一项都有反效果。

  数文章多少吗?就是岁近黄昏,强而为之,我今天还可以每年在国际学报上发表三十篇。这是因为我懂得被学报接受的文章规格,或公式,知道怎样胡说在短期内可以瞒天过海,也明白同一论点,可以改头换面地写十多篇文章。(有

  人问史德拉,为什么他的文章数量不够某些学者多,他答道:“我每篇文章只写一次!”)

  论学报地位的高低吗?那你就要把“公式”改变一下。要增加被引用的次数吗?我又可以教你另外一套法门。这些无聊的玩意,说出来会误导青年,不说为妙——虽然最近道听途说,一些香港的年青学者正在研究这些法门。

  优质的学术如葡萄美酒,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在酿葡萄酒这个行业中,有些专家能品尝新酒而相当准确地推断十年之后的酒味。要品评香港的学术,我们需要这种专家。要不然,我们就不妨等二十年。一篇文章发表后的三几年,

  因为哗众取宠,或错得惊人,被引用的次数可能不少。但若二、三十年后还常被引用,就是葡萄美酒了。

  在目前香港的情况下,我认为最可取的评审学术方法,是要每一系的每一位教师,选出自己五年内最称意的一至两篇文章(未经发表的文稿亦可),集中起来,到外地找三位有分量的学者作品评。五年办一次,费用不高——比现在的

  “麻烦”费用少得多。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因此而避免那些正在兴起的,为争取现用的准则的分数所导致的巨大浪费。

  我们要让年青的学者在重要的题材上打主意,日思夜想,想了几年才下笔。我自己的习惯,是几个题材在同时期转换想,过了些时日,其中一个突然间觉得可以下笔,甚至忍不住要下笔。一下笔,通常只是三数天的工夫。这样写出来

  的文章是不容易被忘记的。 

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
  作者:张五常

  1999。10。13

  经济学的发展在走下坡!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说。当时持这观点的有布坎南(J。Buchanan)、高斯(R。Aase)、雅伦(W。R。Allen)等人;不肯定的有巴赛尔(Y。Barzel)、艾智仁(A。A。Alchian);认为后生可畏的有赫舒拉发

  (J。Hirshleifer)。今天,这些人都一致同意“走下坡”这个说法。

  但为什么经济学会走下坡呢?这个问题就不容易有一致的答案了。高斯认为今天的后起之秀多用数学,以致没有内容。佛利民也认为数学是用得太过分。艾智仁及巴赛尔认为博弈理论过于普及,而这理论其实有没有可取之处还不知

  道。贝加(G。Becker)、H。Demsetz等人则认为博弈理论是走错了路,是不应该鼓励的。

  上述对经济学发展起码有所保留或摇头叹息的人中,最年轻的是我,而我是六十三岁了。那是说,老一辈的与年轻一辈的,对经济学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个现象可能是经济学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最近在西雅图与巴赛尔相聚,谈到经济学的发展,我对他说经济学走下坡,可能不是因为数学用得太多,而是后一辈的似乎不懂价格理论。他想了一阵,同意了。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一个从事经济研究的人,什么其他理论都可

  以不懂,但不能不懂价格理论。另一方面,只要你能对价格理论(是指Price Theory,不是指Microeconomics)掌握得通透,其他的任何理论都可以变化出来。

  今天经济学研究院的必需读物,与四十年前的完全两样。古典经济学的论着,我作学生时必读的有史密斯、李嘉图及米尔的三本巨着。今天的学生,读过此三书的机会是零。古典经济学完全没有数学,而错漏的地方颇多。但这些论着

  是为真实世界而下笔,对经济问题的处理有一套不可忽略的办法,是价格理论的出发点。漠视了这些前贤之见,处理经济问题就会脱离现实了。

  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我作学生时必读的有Marshall、Wicksteed、Fisher、Knight、Robinson等人的作品,而今天的研究生,读过的机会是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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