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必然地不可能（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在中国进行改革的过
程中，唯一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把一个靠社会等级来排序的社会变成一个靠产权的拥有来排序的社会，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有很多美国人都在谈论经济改革应如何迅速地进行，但当他们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抓
注这个问题的本质。
令我担心的是第三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序的，也不是完全根据产权来排序的，而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这是我的担心。在这种体制下，你会发现产品被分成很多的不同种类，不同种类的产品
对应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例如这个官员是管手袋的，另一个官员是管表的，而且许多管制已经制度化了，甚至外汇管制也被分成很多级。一旦有了管制，贪污腐败就有了方便大门。在贪污进行一段时间以后，贪污的权力就会慢慢非常好
地被定义下来（也就是你贪污这一领域，我贪污那一领域）。在有的地方甚至到了什么地步呢？比如说我刚好有权控制手袋的进口的话，这里面就有很多贪污的余地了，我甚至可以把这种权力转卖给另一个人。还可以到什么地步呢？有的
人甚至可以写临死的遗言说这个权力将来是归我儿子的。在巴拿马这个国家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他们把贪污的权力分配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官员A负责星期一、二、三的管制，这三天的贪污都由他自己收了，官员B 是管星期四、五、六
的，定义得非常好。贪污权力定义得最好、最严密的国家是印度。在印度，很多由政府所拥有的国营企业里面，多数产品的价格都低于市场价格，所以很多官员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差价中获得利益。你们当然对这种情况一定也深有体会，我
也知道在首钢、杭州丝绸等企业里面都有过很多类似的问题。
其实我并不反对贪污腐化，我反对的是滋生腐败的管制。如果政府建立了这种管制，刚好我也是那里的一个官员，那么我也会贪污的，我甚至坚信我会贪污得比其他大多数人更有效、更厉害。所以，真正消除贪污的办法是取消政府的
管制。比如，要完全清除掉走私中的腐败问题，他不能不知道经济走私市场是怎样运作的，要知道，走私市场竟有非常标准的价格，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交易，你甚至可以买保险以保你的走私货物的安全。因此，你要想消除这个领域的贪
污，就只能取消进口的控制。印度的问题并不只在于它的贪污腐败，它的主要问题是腐败的权力已经被很好地定义为一种制度了。
大家都知道，印度探讨经济发展的问题已经50多年了。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的5年计划中，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同时，他们有民主，他们好象随时都在选举，但是他们有一个已经完全界定好了的贪污体制。在从一个靠社会等级配置资源
的体制转化为一个靠私有产权来分配资源的体制的过程中，你将不得不触及到类似印度的这种体制．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种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界定得非常好的体
制）。这也是为什么我完全反对任何渐进路线主张的原因。我认为那些建议走渐进路线的经济学者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你们记得，1985年中国开始对产品进行分类，1986年这种所谓的分类，如工业品、外汇等，做得更细致了，而且不同的产品对应不同的管制。那时中国已明显走向印度之路。1988年4月，在北戴河会议中，邓小平等领导人打算把所有
的价格管制全部取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切断走向印度之路。
但问题是，那些国营企业的或相关的官员在价格管制中得到了很多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大到足以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英国、美国去留学。如果把价格管制取消的话，那么他们这些人的孩子在英国、美国怎么生活呢？我知道这是事实，因
为在1988年8月底或9月初的时候，我陪同弗里德曼教授在南京，当天吃晚饭的时候刚好有一位从伦敦来的教授在座，当时我们都纳闷这个伦敦教授来这里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在帮助一些官员的孩子去伦敦学习，他作为中间人，负责安排
一切。我曾经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一次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夹，叫他们以后再也不要用这些权力了。
其实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早期一些束缚中国的困难已经不存在了，早期的那些利益集团已经没有了，那些进行价格管制的人也没有了。之所以没有了，是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撑这个价格管制系统。大家也都知道，国营企业
亏掉了那么多钱，以至那里的特殊利益集团已没多少可贪污的了，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使政府想把这些亏损国营企业送给别人，也没有人想要。
在民主制度下，你知道你的任期只有几年时间，则从你被选上的第一天起你就会开始贪污腐化，希望在任期之内把该捞的都捞回去。印度、印尼、南韩都是这种情况，有了权力马上就开始贪污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最上层的没
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如果你子细检查一下如进口控制或出口控制什么的，你是无法想象里面复杂程度的。而在上海，对金融市场的那些细枝末节的控制完全扼杀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现在什么送红包啦给好处
啦，已经成了我们日常语言中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中国目前没有大的问题，但有很多小的问题的原因，其实处理这些小问题唯一需要的就是勇气，赶快把这些管制都取消，则这些小问题都解决了。
弗里德曼曾经讲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下至上的；而在计划经济情况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从上至下的。”所以要想发展市场经济，唯一的需要做的是把这些障碍都推到一边去，让市场自
由发展，它自然就会成熟。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障碍清理掉，而不是控制他。从上面控制市场，而市场本身是从下往上发展的，两种力量在中间相碰，问题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的原因，如果你去上海参观一
下，就可以发现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些问题写成一本很大的书。
1993年我陪弗里德曼又一次来到中国，去了成都，与当时的四川省省长曾有过探讨。弗里德曼非常善辩，我认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辩论家之一，可是省长先生驳倒了他。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弗里德曼先生在辩论中失败。弗里德曼说如
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嘛。省长先生反驳说，亲爱的教授，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缠在一起（笑声），您先砍哪一根？当然弗里德曼
没有办法回答他的问题。当时我是翻译，我有答案，但我不想让教授难堪，所以我没有说出来。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谢谢。（掌声、笑声）
人民币需要贬值吗？
作者：张五常
1999。9。9
今天人民币的灰市或黑市汇率，低于官价大约百分之八。这样，久不久舆论就会说人民币快要贬值了——其官价快要贬值了。一唱起来，兴风作浪，人民币在灰黑的市场上总要下跌几个百分点。你听说人民币快要贬值，会大手购入来
过瘾一下吗？
但假若中国取消所有外汇管制，取消官价，让汇率自由浮动，你说人民币的币值会上升还是会下降？你当然赌会下降。你敢跟我赌一手吗？
我不敢说解除所有汇管人民币一定会升值，但要赌贬值我就不敢下注。二十多年前台湾解除大部分汇管后，台币升得很强劲。理由简单不过，在有汇管的情况下，外资望门却步，而内资会设法往外溜。这二者对币值有损无益。
试想想吧。有汇管，外资把钱搬到中国去，要再搬出来可不容易。因此，投资到中国的意图就减少了。少了外资进口，就等于少了货品出口，对人民币大有贬意。但这只是汇管对人民币增加压力的一部分——可能是比较少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在汇管下，外资到中国做生意，会遇上数之不尽的麻烦。要开个人民币银行户口，手续之复杂令人难以置信。要兑换人民币，老外当然不敢轻举妄动。以官价兑换容易，但要以官价换回外币则有限制，也需要文件证明。
就是外资可自由用官价买卖人民币，一旦政府宣布贬值岂不是中了计？
诸如此类的例子多的是，而这些加起来对外资进口的意图是有很大的不良影响的。取消所有汇管，外资进口对人民币的需求会有大幅度的增加，而这增加可能足以弥补今天官价及黑市汇率的差额而有余。台湾当年的经验是“有余”很
多的。
见到人民币的灰、黑市汇率低于官价，就认为若取消汇管会导致人民币贬值，是浅见。经济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局部看。我们不能单看人民币的黑市低于官价，就认为解除汇管后，人民币的自由汇率会向黑市那方面走。
转到另一个题材上去吧。如果中国大事开放金融，你说人民币会贬值还是会升值？我的注码是赌会升值的。
你可能想，开放金融后，美国的大股票经纪行到中国去做生意，向中国的投资者推销美国股票，岂不是会推低人民币？
但想清楚一点，这些举世知名的经纪行，若到中国去开业，有三个使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其一，这行业对商业楼宇的需求甚大，加上其他投资，对人民币的需求增加不少。其二，老外经纪会迫使中国改良现有的股票制度及可靠性，引
进外地的可取之处。如此一来，外资到中国设厂，大可上市而在外地推销也。其三，中国本身的股票，经老外经纪在外地推销，当如有神助。
解除汇管是开放金融最重要的第一步。金融开放后，外资银行到那里大展拳脚，对人民币的支持就更有力了。目前，中国算不上是真的有商业银行。有实力的投资者可在外地借钱，或以自己的盈余到中国下注。但假若金融开放后外资
银行以外间的资金借给较小的在中国的投资者，以本地的资产抵押，小商人岂不蜂拥而至？
又再转到另一个话题去吧。假若中国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实行自由贸易，你说人民币值会升还是降？经济学高级课本的答案是：很难说！这是有关需求及供应弹性的复杂问题，其数学方程式大约六寸长。但假若中国对美国说：大家
一起取消所有贸易关税吧！美国怎样回应呢？（世贸之争，是老外认为中国不够开放，而朱老板竟然说中国让步让得太多。）假若美国同意，就中了计。自由贸易，数以亿计的以刻苦耐劳而知名于世的廉价劳动人口，怎可能斗不过老外？
是的，多年以来，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中国人的竞争能力非同小可，只要给他们一个自由竞争的机会，大杀三方应该没有问题。香港的困境是我们的工资、房价、物价等比中国大陆的高出四倍以上，而本领却高不出那么多。
是的，从竞争的角度看，我认为中国大陆的本领比香港高得多了。在这大转变的时代中，举世之大，竞争能胜券在握的国家不及一掌之数。高科技的发展，美国无与伦比，此其一也。高档产品价廉物美，日本名列前茅，此其二也。中
档及大众化产品的前途，非中国莫属，此其三也。
既然自己有一技之长，就无需作茧自缚，见自己的币值被黑市炒下去就畏首畏尾。解除汇管，开放金融，大事推行自由贸易，才可以表演一下自己的真功夫！
假若中国能做到上述的“解除”、“开放”、“自由”，我愿意十博一赌人民币会升值。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唯一可使人民币贬值的，是通胀卷土重来。然而，从近代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治通胀的本领很有两手。
北京当局既不应该，也不需要，考虑把人民币贬值的。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制造能发挥自己竞争潜力的局限条件。
如临大敌
作者：张五常
近来我坐立不安，如临大敌。你道为什么？为考虑《经济解释》应否复出。那是一九八九年我用上庞然大计，鸿图伟略，在《香港经济日报》动笔的书，准备用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来一个“沙场秋点兵”，申述自己对经济学的理解，好
叫街上的读者能体会到那所谓“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其实很有趣味，足以令人废寝忘餐的。
殊不知写了十三期，就因故停下来了。当时是答应了读者不久后会继续的。然而，一停下来，就提不起劲再动笔了。其中的苦处本不足为外人道，但略说一下因为自己写作的习惯而引起的困难，也是好的。
在写作上我有两个改不了的习惯。其一是写得比较好的一定要一气呵成。这不是说从早到晚天天不停地写，而是思维不能中断。以中文而论，三万字是我经验上一气呵成的上限。我约略估计过，《经济解释》大约会有三十万字。这是
我经验的上限的十倍。想到这一点，恐惧之情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来。
作学生时写的《佃农理论》，是一气呵成的，最近北京翻译出版，中文大约十三万字。那是我最长的一气呵成之作。当年我三十岁，可以一连多晚不睡，而记忆力之强是知者无不信服的。
我第二个写作习惯，是不起大纲，写到哪里就哪里，写得怎样就怎样，是“随遇而安”的写法了。苏东坡说：“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我当然没有苏学士的本领，而就是他自己，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