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文集- 第5部分

　　公司的合约在本质上与市场的合约不同。

　　高斯读该文后，回信说那是他十多年来能学到一点东西的文章。他认为“委托价格”（例如以时间计薪酬，不是生产贡献之价而是把生产委托于时间之价）是重要的创新，但不同意“不知公司为何物”之说。这一点，我是坚持己见

　　的。

　　《公司的合约本质》是我到港大任职后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十多年来在国际上被转载了六、七次，而被引用的次数与日俱增。

　　（之十）

　　北京的商务印书馆搞了三年翻译（难译，几次转换人手之故也），要出版《佃农理论》的中译本，邀请我写个新的序言，我是不能推却的。另一方面，英文原著要重印，也要写个新序。一石二鸟，我决定用中文下笔。我见香港的学子

　　似乎不知道学术研究是怎样的一回事，也就一石三鸟，先在《壹周刊》发表。本来打算写一两期的，但思往事，一动笔就写了十期！

　　去年九月初在温哥华的一次聚会中，我遇到恩师艾智仁和他的女儿。他女儿是我昔日在加大的同学，是好朋友，数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异地相逢，其喜悦之情书所难尽。她抢说：“爸爸告诉我这些年来你在学术上有建树。”我笑

　　问：“他认为我是个天才吧？”这样问，以为她会答：“当然啦！”殊不知她响应道：“不是的。爸爸说你有持久拼搏之能，永远比其它学生多走一步。”不是天才，但肯拼搏，是“傻佬”的定义了。但我还是感到高兴的。

　　说句衷心话：凡是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的人，免不了有点傻，有点傻里傻气的。可不是吗？要是学术研究是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有谁会因为要明白玉器市场而坐在广东道的地上卖玉？又有谁会因为明白了玉器市场，就

　　欣然自得，懒得去写什么文章发表？

　　同样，关于香港的租管研究，在发表了《价格管制理论》之后，我被迫应酬再写了一篇关于租管与楼宇重建的问题的。但应该是最精彩的一篇，关于天台木屋的奇观，我已定下一个绝妙题目——The　Squatters　Above　and　The　

　　Tenants　Below——在其它文章内作了预告，但到今天还没有动笔。一位经济学者朋友（G。Hilton），二十多年前屡次以美酒为诱，促我动笔。他说该文若不写下来，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损失。但我是为了要多知一点香港寮仔部管制僭建的

　　运作，分身不下，就放弃了。

　　真羡慕戴维德。他只有一个什么学士，平生只写过几页纸的文章，但他不仅是芝大的大教授，而且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在学术上举足轻重的。他的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不仅是我，说到纯经济学术的影响

　　力，我这一辈子无出其右。我想，像戴维德那样的人，在香港的大学是不可能找到一份工作的。

　　记得一九七六年，我写了一篇很有争议性的关于座位票价的文章。内容说高等座位的票价偏低，是因为售票的老板要使高等座位先满，好叫买廉价位的人不会在开场后偷偷地转到高价的座位去。过了个多月，我收到一封信，封面没有

　　寄信人的名字和地址。打开来一看，没有信，只有一张不及两丁方英寸的、从某杂志剪下来的几句文字，内容说某君买了廉价票，偷偷地坐到贵价票那边去。

　　我定神一想，就知道是戴维德寄来的，因为只有他这个人会那样做。两年之后，我遇到他，说：“感谢你寄来的无名又无信的信。”他漠不关心地响应：“你那篇关于票价的文章，理论没有错，但我寄给你的推翻了该理论。”

　　学术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回事。我们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要对世事多知一点，也为了要明白而想解释一下。避免费时失事，我们要以一套系统从事。我们于是求学，学理论、学方法。我们要学得很通透，要将深的简化，然后把整

　　套理论的重心拿得准，紧握不放。满师后就要下山，山下是真实的世界。我们要对世界知得很多，因为我们知道最蠢的学者，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

　　我说过好几次了。三十多年来，我用得的经济理论只有简单的两招。其一是个人争取在局限下最大的利益，其二是需求曲线向右下垂。在这两招中，只有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若子虚乌有地作出来，其命中率是近于零的。解释行

　　为或世事的重点，是考查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决定哪种有关，哪种无关，选出有关的要简化，要有系统地处理。稍为明白一点真实的局限，往往是三几年的功夫。代价虽大，但一旦弄清楚了，理论就差不多百发百中。

　　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者要替政府作什么建议，要以自己所学的来作什么改进社会之举。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微不足道。被政客利用是可能的；经济学者喜欢因此而把自己抬高了。数之不尽的人说，还健在的经济学

　　者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佛利民。佛老却之不恭，但私下里说心中话，他知道他的所谓影响是大势所趋，时势造英雄。

　　我感到遗憾的，是今天经济学的发展，大都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好些自以为与真实世界有关的，其实是一些数字游戏。这些我明白。民以食为天，各国政府大量资助学术，似模似样的学术文章，在什么知名学报上发表了几篇就可赢得

　　一个铁饭碗。老实说，要是四十年前的经济学像今天的那样，我早已另谋高就。

　　说得太多了。好些朋友要我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传记。但“自传”是伟人才有资格下笔，“傻佬”免问。然而，因为《佃农理论》的回顾，我无意识地写了“自传”的一个片段，大约是可“传”的十分之一吧。这片段是我平生最愉快的

　　时刻，动起笔来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　

北京行
　　作者：张五常

　　1999。10。28

　　因为进入了半退休状态，多点时间做校外的事，今年开始我就答应了好些大学去讲话——国内所说的作报告。前些时去了武汉的华中理工学院及武汉大学作过两次讲话，一个座谈。这两次讲话的录音被整理后发表在《经济学消息报》

　　上，获得颇大的反响。后来我找到这两份发表的原文，很满意，也使我意识到今天大陆的学子，其理解能力明显地在我们港大的学子之上。　

　　到北京作讲话，只有四天时间。我见婉却了那么多年，就可接尽接，结果在四天之内作了三次座谈，五次演讲。我作演讲是从来不用作准备的，但讲前要很松弛，脑中要一片空白，才可以讲得好象是准备了的。所以在北京每天我早睡

　　晏起。话虽如此，四天之内讲八次话——其中一天讲三次——自己从来没有试过。全力以赴，讲来不过不失也算是不错了。　

　　北京的讲话，比不上武汉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过于频密，而是北京交通挤塞，动不动就是一个小时不安宁的车程，使我的脑子不能静下来。　

　　十月十日晚抵北京，十一日早上起来先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要到永玉的万荷堂欣赏一下；第二是要赶到故宫去参观五十周年所展出的中国古书画精品。　

　　永玉自己精心制作的万荷堂，有口皆碑，他曾经邀请我到那里小住好几次了。果然名不虚传。是很大的地方，大概有六、七座仿古的建筑物——凡建筑、家具、陈列，就是植物的品种皆古。我虽然对中国古代的文化有点研究，但比起

　　永玉就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怎样说，我就怎样听。可惜只能在那里勾留了两个小时。总有一天我会去小住，细心地研究一下。　

　　赶到故宫，竟然找来找去也找不到精品展出的地方！真的莫名其妙。这样重要的展出，却没有告示指引，而问了几个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一个知道。秋高气爽，我们三个人在故宫内东奔西跑，身水身汗，终于还是找到了。果然是精

　　品，王珣的《伯远帖》，李白的《上阳台》，历历在目，而展场中只有三几个人，使我觉得是进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　

　　在展览场内只能欣赏半个小时，就要赶到新华基金作座谈。谈的当然是关于近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座的都是该基金的年青职员，知识水平很高，但他们跟后来我遇到的其它青年一样，答错了我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问：假如今天中国废除外汇及有关的管制，人民币会升值还是贬值呢？他们都答会贬值。答错了。但当我继续问：假如今天香港政府宣布下个月会实施外汇管制，香港的外资会增加还是会跑掉？他们都说会跑掉。答对了。我再问：

　　那么为什么你们说废除汇管人民币会贬值呢？他们无言以对。　

　　十二日正式“开波”，上午先到人民大学进午餐，跟的讲题是《不要把中国人小看了》。不是学术性的，内容是说中国人不仅刻苦耐劳，工资低廉，而近几年来中国的青年学得很快，连知识及天分的价格也相宜之极，参加国际上的生

　　产贸易竞争，是不需要任何政府的保护的。事实上，保护缚手缚脚，与老外竞争起来诸多不便，凶多吉少也。虽然那些所谓“保护”是维护特权利益，但无可避免的印象是小看了自己中国人。　

　　下午五时转到北京大学，晚餐后的讲题是《高斯定律的谬误》。这个及后来的三个讲题都是学术性的，是自己数十年来从学术生涯中所得的一点收获，天天想，想了数十年，当然是驾轻就熟了。　

　　十三日早上先到天则研究所座谈。这是个很有分量的研究所。他们要搞一个“中华新制度经济学会”，出一些刊物，请我作名誉会长。我对名誉没有兴趣，推却了，但我很欣赏他们的意图，所以答应了会尽可能多给他们的刊物写文

　　章。　

　　是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六十年代我和高斯等几个人搞出来的、今天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大门学问在中国很风行，而天则的人材有的是，这学会是会办得很好的。　

　　中午到北京师大进午餐，跟的讲题是《快要失传的价格理论》，内容我曾在《壹周刊》发表过。晚上到清华大学，晚餐后的讲题是《经济解释》，那是涉及科学的方法了。　

　　最后一天，十四日，早上与几位国务院的朋友座谈，说的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到机场的途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午餐，跟的讲题是《交易费用与经济效益》，是自己发明的一些观点。　

　　这次北京之行，有四点要写下来的。第一，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学生真的很了不起。我想，要是四十年前这些学生有我的际遇，在美国得到大师指导，我怎样也比他们不过。第二，五间大学请我吃的午餐或晚餐，其食品水平远超香港

　　的所有大学。其三，首两次演说我用英语，到了第三次，翻译的青年学者翻了十多分钟后，突然说：“我要请张教授用普通话讲，他讲得不对我从旁协助。”我没有他的办法，于是逼试用普通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普通话演说，余下来

　　的其他两个演说都是用普通话，虽然说得一塌糊涂，但对我来说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了。　

　　最后一点是在五间名校的讲话，座无虚设，而站的人多的是。这种破纪录的英雄式的接待，主要是因为我十五年前出版的《卖桔者言》。据说这本旧作在国内曾经有手抄本。八八年在四川再版时被抽起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文章，三万二

　　千本一下子卖光，影印本广泛流传。　

　　香港的学者，是要多用中文写些有教育性的文章吧。　

博士论文是怎样写成
　　作者：张五常

　　1999。8。19

　　一位在香港理工大学作研究生的同学，读到我最近在《壹周刊》发表的关于学术研究的文章，说他和一些同学很想知道关于写论文的事，陈辞恳切，希望我能在《壹周刊》作回应。既为人师表，这样的要求我是不能推却的。

　　先答该同学的一个问题：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有什么分别？严格来说，没有分别。一篇好的硕士论文，胜于一篇平凡的博士论文；一篇博士劣作，硕士不如也。因此，一位大学研究生，若有进取心，是不应该考虑写硕士论文的。在美

　　国，经济学硕士是不用写论文的。大致上，该硕士是个安慰奖。你攻读博士读了两三年，校方认为你拿博士没有希望，但又不好意思要你空手而去，就给你一个硕士。

　　在美国的名大学，如芝加哥大学，一位学生申请读硕士，是不会被考虑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申请者没有进取心，孺子不可教也。同学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校内的老师说博士与硕士论文的分别，是有或没有创见。错！英谚云：太阳

　　之下没新事。另一方面，只要不是抄袭，是自己想出来的，要完全没有创见就不容易。

　　举一个例。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推翻了经济学二百年的观点，应该是有创见了吧。但我的老师艾智仁对我说：“你的佃农理论是传统的经济理论，半点创见也没有；但传统的佃农理论，却是因为不明白经济理论而

　　搞错了。”这样，你说是我创新，还是历来分析佃农的学者创新？同学要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的所谓创新观点都是废物，一文不值的。刻意去创新是犯了学术上的大忌。找到了一个自己认为需要解释的现象或问题，翻阅一些有关的论着，

　　就放胆地自己去想，想时要完全不顾有没有新意到最后，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在经济学行内我被认为很有新意，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很少阅读他人的论着。

　　六十年代初期，我大约下过三年苦功读书，昼夜不分地在图书馆内生活，但其后就与书隔离了。严格来说，我没有读书（或读他人的论着）起码三十年。我喜欢天马行空地自己去想就是与同事研讨我也是不喜欢的。对我来说，独自

　　思考是一种乐趣，因此，在学术上我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