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我也认为制度的改变要着重提升学生求学的兴趣,把老师的启发力放在第一位置。大学的研究,要以对人类思想的影响来衡量,与爱国爱民是扯不上关系的。
很不幸,我认为以官立、官委的做法,上述是过于苛求了。曾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布坎南说得好:政府办学,纳税的人是顾客,但顾客却无权过问。以自由市场而知名于世的香港,所谓正规的教育竟然不依市场的规律,不容许顾客的
需求决定教育的方向。
教育是否要由纳税人资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能有客观的结论。但既然纳税资助教育事在必行,那么在情理上,我们总要对纳税人有点交代,要以纳税人的孩子所学的所值为依旧。多年前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提出的凭单制,
其目的是以纳税人的钱搞私营学校,让纳税的顾客以“凭单”来决定他们要为孩子购买的教育是怎样的。
成就早迟论
作者:张五常
在学术、艺术及造诣上,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夸夸其谈,但不要低贬有成就的夸夸其谈。成就不是一个人怎样说,而是这个人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炫耀一下的。你一事无成,怎样说也毫无用处;你可以拿得出来令人拜服,夸夸其谈一
番也无伤大雅。
有成就的人过于夸张自己有点那个,但强作谦虚,就变得肉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大成的人是谦虚的。微不足道而夸夸其谈的多的是。另一方面,有石破天惊的成就的人,愈高傲我就觉得愈可爱。莫札特是一个例子,李白也是一
个例子。
年青时我读到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词论》,一竹竿打一船人,批评北宋所有大词手,可谓胆大包天,高傲之极矣。但易安居士说得有理,文字一流,而她自己的词无懈可击,我就因为她的高傲而爱上了她。
论成就,我倒有些有趣的想法。说成就要用功苦干,老生常谈,说了等于没说。不用功不可能有任何成就,但假若用功就大有所成,那么成就是太容易了。用功是不值一谈的。我要谈的是其他三个重要的成就因素:天分、感情与经
验。且让我以这三个因素来推断成就的早达或迟来,以供读者商榷。
先谈天分吧。有些事项极重于天分,所需经验不多,而感情是无关宏旨的。这些事项的成就来得很早。数学与象棋是两个明显的例子。下象棋,我们有“十八岁不成国手终生无望”之说。伟大的数学家,通常很早就显示出来。奇怪,
数学的天分与下棋的天分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数学与音乐有关系,这点我好几年前谈过了。
转谈感情,那是艺术的重点了。每个人都有感情,但够不够丰富,做作不做作,表达够不够流畅,有没有排山倒海之力,就因人而异,而我认为天生有很大的决定性。
我想不出有哪一项艺术,是单靠感情而有成就的。好艺术要有感情,也要有天分,经验倒是次要的。因为天分与感情的流露是天生的,艺术的成就可以来得很早。莫札特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很多儿童的画作画得非常好。我的“御用画
师”黄黑蛮就是个有名的实例。
有趣的是,感情与智力不同,前者可以老而不减。只要能维持一片纯真,不受世俗的污染,感情就如葡萄美酒,老而愈妙。莫奈、张大千、朱山己瞻等画家,愈老愈画得好。书法因为要有很长时间的练习,有大成的通常要到中年之
后。
我为莫札特这个音乐天才的早逝(活到三十五岁)感到很痛心。他极端多产,而他谢世前一两年的作品登峰造极。要是他能多活三十年,我们今天的生活享受可能大为不同了。
感情的重点,是要自然地流露,不渲不染,没有俗气而又不做作。朋友,你对自己的感情表达怎样看?你自己的儿女是不是很天真?这些问题你要慎重考虑,考虑是否要在艺术上过瘾一下。
视、听艺术,经验是次要的。莫札特只七岁就震动整个欧洲。梵高从画到谢世只有十年,之后世界对视觉艺术的观感也就改变了。有高不可攀的天分,排山倒海的感情,梵高能以他谢世前五年的作品改变了世界。感情对成就的贡献,
我们历来是过于轻视了。
再谈经验吧。经验对学术是重要的。感情对学术——尤其是科学——毫不重要。经验的特色,是需要时日才能积聚起来,也需要有记忆力。一个少有感情的人,可以在学术上大有成就。有些学术,如社会科学,若以感情用事,往往搞
得一塌糊涂。有感情的学术高手,可以把感情与分析清楚地分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
天分平平,主要靠经验而达大成的学者绝无仅有,但有可观成就的却不难找。这是因为在学术上有数之不尽的基本研究用不什么创意,也不需要有精彩的分析。小心而忠实地做,把一些资料整理得好,让有天分的加以阐释发扬,就是
贡献。
学术上,经验的确很重要,但因为经验需要时日,二十岁之前能成学术高手的很少见。以科学而论,自然科学所需的经验时间比社会科学的为短,因为后者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而世界何其复杂也。牛津、爱恩斯坦等自然科学大
师,其大成始于二十多岁。在社会科学上,这现象很少见。
我们可从社会科学中看到经验时间对成就早、迟的决定性。经济学的大师,早有大成的首推费沙(I。Fisher)与森穆逊(P。Samuelson)。他俩二十多岁就成了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数学推理。森氏从来没有真正地作过验证工作,而
费沙在验证上的大贡献,是在四十岁之后。A。Lerner三十岁后才学经济。佛利民立竿见影,是四十四岁。高斯最重要的文章,五十岁发表。
我绝对不低贬其他社会科学,但认为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成就比不上经济学,主要是因为前二者所需的经验时间太长,以致开始体会时,学者已年近黄昏。股市的上落,楼价的起跌,公司的结构安排,起居饮食的情况,如此种种,怎会
不比政治的运作或社会的阶层容易多知一点。
我活了六十四年,经过中日之战,国共之争,三反五反,百花齐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经济改革,香港回归,种种,也曾在外国生活了二十五年,不可谓不知世事矣!但我对政治一无所知。
一些事项的成就重天分,一些重感情,一些重经验。一些重天分与感情,一些重天分与经验。我想不到有哪一项是重感情与经验的合并,而不论天分的。
奇怪,我只能想到有一项造诣,重天分、感情与经验这三者的合并。你猜是什么?文学创作。
诚哥之言差矣!
作者:张五常
2000年7月6日
六月二十六日《明报》的大标题写道:“朱镕基向港商提人民币浮动”。跟的小标题是:“李嘉诚:影响港元如火山爆发”。诚哥可不是胡说八道。不少经济学者也是那样看,而两年多前的亚洲金融风暴,茄喱啡的国家币值下泻,也
搞得我们一头烟,人民币值下泻,我们岂不是玩完了?诚哥以“地震”、“火山爆发”来描述,不为甚也。
诚哥不言自明的观点,是中国大陆若解除外汇管制,让人民币自由浮动,人民币值是会下泻的,而且可能暴跌。数之不尽的人——包括学者或什么分析员——都是那样看。可不是吗?今天在有汇管的情况下,人民币的黑市汇率低于官
价汇率。有管制的协助尚且如此,一旦取消汇管,让汇率浮动,人民币不知会跌到哪里去。
非也。十多年前台湾解除外汇管制,两三年后台币对港币上升了一倍。要是曾荫权今天宣布下月香港将推行外汇管制,你道外资会离港还是来港呢?当然会离港,就是香港人的内资也会跑得一干二净。港元的压力是减少还是增加了?
问题太浅,答案是不用写出来的。
曾老弟荫权知得清楚。要是中国没有外汇管制,迪士尼乐园是不会弃上海而取香港的。要是中国大陆解除汇管,让人民币自由浮动,外资涌进在所必然,这对人民币有升值之效。另一方面,去年在北京我以《不要小看中国人》为题的
讲话,被转载不下十次,其内容是说中国老百姓今天的竞争力甚强,只要不被政府的诸多管制约束,在国际上的竞争断不会败下阵来!这对人民币的汇值也有好处。
话得说回来,假如中国只让汇率浮动而不解除其它有关的汇管措施,人民币下泻的可能性甚大。但这算不上是真的让汇率自由浮动。又假如中国解除汇管,但不说明是永久性的,或说是试行一段日子,那就凶多吉少,大难将至也。如
果中国真的彻底地解除汇管,人民币在初期下泻是可能的。这是因为市场上有不少人盲目附从,见黑市如此就认为白市更甚,胡里胡涂地在汇市上买错马。
是的,综观今天中国大陆的物价、楼价、工资、人的质量等等,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解除所有管制后,中国人的竞争潜力不显现出来。外资的涌进事在必然,不用再说了。
诚哥要明白,中国若不解除外汇管制,经济发展怎样也不会有大作为。更何况在汇管下,其它诸多管制应运而生,贪污、黑钱等姑且不谈,做生意手续繁复,偷偷摸摸,就是一个在市场上身经百战的中国人也不容易搞清楚,老外岂不
会感到天旋地转了?
我曾经说过,中国若不开放金融,上海的办公楼宇起码会有十年空空如也。但若不解除外汇管制,开放金融市场是不可能的事。当然,若中国开放金融,几年之间上海会比香港优胜,而又因为香港的经济在结构上出现了问题,以致服
务价格太高,金融行业的北上在某程度上无可避兔。
中国开放金融,此消彼长是不容易避免的。但我们不应该希望中国大陆不懂得怎样做而使香港从中得益。我们的唯一出路,是大事更改我们的经济结构,增加自己的竞争力,再希望中国能富有起来,在竞争中有钱给我们赚。
在《明报》的报导中,除了诚哥的话,其它的都近于胡说八道。其中错得最厉害的是某“消息人士”的话:“中国计划放宽人民币的浮动汇率,主要是取决于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云云。香港在战后焦土一片,难民大量涌进,若当年
香港推行外汇管制,大家不一齐饿死才怪!“消息人士”要把问题倒转来看:不要看经济发展来决定解除汇管,而是要看解除汇管对经济发展的好处。什么时机未到之言,永远都是那些在汇管下的得益分子的托辞而矣?
至于香港的联系汇率,无论中国大陆的变化怎样,要守是可以守得住的。既联之,则安之。我不赞成解除这个制度,是因为效果可大可小,赌不过。问题的所在不是汇率的联系(金本位的历史经验可以为证),而是在这联系制度下,
香港的实质利率应该与美国的看齐;然而,今天与美国看齐的,是金钱利率。要是实质利率与美国的看齐,今天香港的金钱利率(市场可见的利率),应该是年息三厘左右。这是任老弟的工作了。
出售土地一举三得
作者:张五常
我记不清楚是美国的《时代周刊》还是《新闻周刊》,几年前曾用大字在封面上作如下的标题:America For Sale(美国出售)。是的,任何富可敌国的外籍人士都可以将整个美国的土地(除了政府拥有的那些土地外)占为己有!这
个“大富豪”可能不被批准进入美国,但他却有绝对的权利,不用一兵一卒,使他所购得的全部私有土地的范围内的美国人,在美国无立足之地!世间的妙事,莫过于此。
那个《美国出售》的封面故事,报道富有的日本人和“暴发”的中东产油国人士,在美国买了不少地产。美国的政府与公民,很少有异议。事实上,列根幕下的一些谋士,对美国近几年来史无前例的庞大外贸赤字担心,是因为弥补这
赤字的进口外资,很多不是用以购买土地,而是购买债券。买债券的外资可以速去,引致波动(例如近几年的美圆汇率下降)。但假若外资是用来购买土地或物业——比较固定的资产——他们倒可以安心。
美国将“国土”出售惟恐不及;中国却适得其反,把土地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就是自己的国民也不能占有土地为己有。这现象不是很值得分析一下吗?美国的发达与中国的贫穷,各走极端,是否和土地的出售与不出售有关系呢?
中国政府目前的财政困难,若把土地出售给愿意付出市价的人来解决,会不会是神来之笔?这些问题想来是既有趣而又重要的。
土地的“神圣”谬误
关于中国人对土地某些谬误的观念,我老早就想加以修正了;但我一直以为其他问题比较重要,便迟迟没有下笔。近来我较为深入地体会到国内财政上的困难——以及他们用以解决这困难的各种办法所引起的其他困难——认为卖地是
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所以我不能不试将中国传统中的土地概念先来一个现代化。
孔子是理想有余而实际不足。在实际上,他的“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国”、“天下为王”、或甚至“天下为独裁者”,是可以混在一起而分不开来的。道理很简单:土地的使用权不是“私有”就是“非私有”,而在后者的各种使
用形式中,要说是“为公”、或是“为国为民”,是执政者可以自由选择的措辞,哪样动听就选哪样。
一个私人,或一个私营机构,认为一块土地的使用权是私产,有权不允许外人创入,有权租给或售给他人使用,有权独享(若是机构的股权持有者则有权分享)从土地所得的收入,是很明显的事。若土地“非私有”,权利的界定不能
在土地的特质上划分,产权就不明确,执政的人若说土地的权利属谁,则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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