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的文人圈子中广泛流传。
金朝文学中还有一个非正统的类型，是一种说唱伎艺，汉文叫做“诸宫
调”，从这个名称就可看出它属于音乐占很大成分的类型。诸宫调由长短不
一的套曲组成，每套曲子都带有一个序目和终曲。曲子之间用不同的宫调区
分，各种宫调并不重复。除此之外还要插入唱、念，以至于从某种形式上说，
它被当作元代杂剧的先驱。我们尚不清楚诸宫调在中国起源的具体时间，但
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在 １１ 世纪已经出现。不同于元代杂剧的曲调，诸宫调中没
有那些戏剧化的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抒情唱词。它们通常是由专业的女演员来
表演的，而且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都市的艺术形式，一种在剧场里进行的娱
乐，除了配有歌曲和打击乐之外，还伴随有一种很丰富的模拟表演。从现存
的诸宫调的残本来看，它还具有讽刺和诙谐的特点。从我们所知的大量诸宫
调曲目来看，很明显的是以历史传奇和色情题材占主材，可惜的是被完整地
保存下来的只有一篇，这就是以一个著名的爱情传说为基础写成的《西厢
② 关于元好问和他的《中州集》，见＇47＇陈学霖：《金代史学三论》，第 67—119 页。
记》，作者被确认为董解元。①至少还有一篇，讲的是公元 １０ 世纪时后汉的
创建者刘知远（８９５—９４８ 年）的故事，被大体保存下来并有了一个译本。②
而所有其他金代的诸宫调，我们却只能通过一些书籍的引用和一些残片来窥
见其貌了。近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对金代诸宫调的研究，这不仅因为它是向
元代戏剧过渡时的“失去的一环”，也因为它们自身具有的文学价值。它们
代表了一种将俚语与文学语言相结合的文学类型，在中国北方的城市中肯定
曾有极其广泛的听众。
还有一种可以追溯到金朝的文艺类型是一种短剧，汉文名称是“院本”。
虽然它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国北方，但它也像诸宫调一样，曾盛行于金代。“院
本”之义，即“在剧场演出的本子”，元代的戏剧也常常采用此名。它是从
多种娱乐形式混合在一起的一种滑稽歌舞的杂剧发展而来的，有时还带有很
大的诙谐模仿的成分。就我们所知的很少的金代院本也可看出，它们中绝大
部分的滑稽可以说已到了猥亵的程度，而且的确让人颇感遗憾的是，在已知
的 ７００ 个剧目中，我们今天只能看到的极少的部分，还都是些不完整的残片。
③元代戏剧中的许多诙谐因素可能就是在金代早期院本之上进行的加工提
炼，这些院本与用文言创作的金朝文学作品中那种更严肃更超然的、格外缺
乏幽默感的情绪，再一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如何，金朝的文言文学并
没有对后世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它的俚俗的文学形式和表演艺术却的确成为
中国文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作为少数民族的女真人对于这一文学发展可以说是无所作为的，只有个
别几个受过教育的女真人全盘接受了汉族文化，并且以文言诗人自居。但他
们的人数微不足道，而且在金朝堪称伟大的文学人物中没有一个人具有女真
血统。看起来，女真人虽然渴望吸收汉族文化，但实际上却是被动的而不是
主动的。没有任何人想到过把女真人口述的诗歌以译成汉语的方式保存下
来，以至于女真人的诗歌就这样永远地散佚了。如今我们只能从在这里或那
里偶然见到女真民间诗歌的一些断片，譬如一个萨满教徒对杀人者所唱的难
懂的咒语。①再如世宗皇帝在 １１８５ 年用民族语言即兴演唱的一首歌颂祖先艰
苦创业的颂歌，可惜在《金史》中这首被译成文言的歌词读起来就像是由一
个汉文译者排列的一堆拙劣的、平淡的字句组合，我们敢肯定，原来的女真
歌词是远远更富于文采，更具有史诗意味的。②
另一方面，虽然有几部被译成女真文的汉文著作，却没有一部用女真文
写的著作被保存下来；我们所知的，仅仅是被翻译成女真文的汉文著作的篇
目。从这些篇目可以看出，除了儒家经典之外，绝大多数的译作是有关汉族
的治国方略和兵法等内容的。也就是说，给受过教育的女真人提供这样的书
籍，使他们能够从中了解汉族学术的基本原理以及伦理道德规范，这是选择
翻译的原则，至于纯文学作品和小说则取摈弃态度。然而不管怎样，比起辽
朝和后来的元朝，金朝的翻译活动肯定要更具规模。事实证明，金朝皇帝尤
① ＇510＇见《董西厢诸宫调：一个中国传说》。
② ＇95＇M。答里吉洛娃…维林杰洛娃、詹姆斯？I。克伦普英译：《刘知远诸宫调：藏龙卧虎的民谣》。汉文原
文的抄本是在中国西北的宁夏的黑水城遗址发现的。
③ ＇81＇詹姆斯？I。克伦普：《院本：元杂剧的祖源》。
① ＇646＇《金史》，卷 65，第 1540 页。
② ＇646＇《金史》，卷 39，第 891—892 页。
其是金世宗，还是很热心于让自己的族人通晓汉文化中的精华的。
这里还应补充的是金朝的书籍印刷。虽然女真人自己的印刷品均已失
传，但金朝时所印的汉文著作还留下了几部样本。从中可以看到金朝无论在
其雕版还是印刷的技术水平上，都保持了北宋时期曾经达到的高水准。的确，
金朝的一些版本完全能够与南宋时期所印的最好的版本相媲美。①
对于金代的绘画艺术和书法，虽然至今尚无定论，但我们实在是不敢恭
维。②中国、日本以及西方的艺术史家们总是被以南宋风格为代表的绘画艺术
所吸引，它无疑是极其出色和风格多样的。但是这种魅力本身就说明了 １２
世纪到 １３ 世纪初的中国北方，没有可与南宋相媲美的绘画艺术。在写成于
１４ 世纪的一部关于绘画的论著列举出 ４７ 名金朝的画家，但他们中却没有一
个能够在公认的中国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更何况这部著作看起来是在文
字记载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对于绘画作品进行实际观赏的基础上完成的。③据说
章宗的父亲和海陵王都有画作。被列入书中的还有宗室完颜■（１１７２—１２３２
年），④他也是一名杰出的诗人，与元好问等文人都是好友。被列入书中的还
有几名女真人和两个契丹人，其中之一的耶律履（１１３１—１１９１ 年），是耶律
楚材的父亲。但是我们不难想象，绝大多数的画家还是汉人。
章宗皇帝十分醉心于艺术，他对 １１２７ 年从覆亡的宋室接手的收藏品兴致
勃勃。现存的许多唐和北宋的绘画上都可见到章宗的印玺，如在今天保存于
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著名卷轴《女史箴》上就是如此。章宗还命一个在当时的
艺术上和文学上都颇有造诣的著名画家兼诗人王庭筠（１１５１—１２０２ 年）为自
己的收藏作指导。⑤章宗本人对书法有积极的爱好，他曾一心想与既是艺术家
又是艺术保护人的宋徽宗在这两方面展开竞争，他甚至仿效徽宗的手迹，这
一点我们可以从现存的他写的书籍末尾的题笺上看出来。在对金代绘画尚无
定论的今天，我们不妨这样说，金朝模仿的是北宋那些大师的风格，说到底
也就是画院画家的风格，这些画家的作品曾流传到北方，并且被金朝宫廷收
藏。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贵族画家，也就是受过教育的非职业的艺术家
所崇尚的，是将文学修养融入自己的绘画之中，这种风气在金朝似乎就像在
南宋一样已成为一种时髦。
这一类绘画——在纸或绢的卷轴上的画——从哪方面讲都只是一种精英
的艺术。没有哪个有身价的贵族画家肯于屈尊去用壁画装饰一个寺庙的墙
壁，那是职业画匠做的事。画匠的作品也有些一直保存至今，但是正因为这
是他们的职业，所以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大多没有留下姓名。有时候，甚至想
搞清创作这些壁画和其他装饰性艺术品——诸如雕刻等等的准确日期也是不
可能的。
雕刻艺术的情况也一样。与日本的境遇不同的是，中国的雕刻主要是由
那些默默无闻的艺术家创作的。考虑到当时中国北方修建的大量佛寺和道
观，其中必不可缺的装饰和必需供奉的塑像，使这一时期的雕刻作品，为数
颇为可观。在此之前的辽朝曾经赞助佛教，并使佛教艺术繁荣起来，金朝建
① 吴广庆（译音）：《四个外来王朝下的中国印刷术》，第 453—459 页。
② 对金代绘画和书法的简述，见＇44＇苏珊？布什：《金朝（1122—1234 年）的文人文化》。
③ ＇631＇夏文彦：《图绘宝鉴》，卷 4，第 93—96、129 页。
④ 苏珊？布什将完颜■读成了完颜■，见其书第 112 页注 5。
⑤ 关于章宗这位收藏家和书法家，见＇44＇布什书，第 103—104 页；及＇506＇外山军治书，第 660—675 页。
立后这一势头仍在继续发展。金朝雕刻有个令人感兴趣的特征，就是经常运
用大理石等石料，而在南宋却完全见不到相似的石雕。在风格上，宋朝的传
统在中国北方一直被保持着。这里可以看出两个基本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对
唐朝艺术那种质朴和拟古风格的竭力模仿，这种模仿之成功竟达到这样的程
度，以至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商人常常将金、元乃至明朝时的中国雕刻艺术
品充作唐代的作品。另一种则更趋向于生动、无拘无束和流畅，有位艺术史
家将其誉为“富于想象的巴洛克式艺术”。①１９４９ 年以后，一些金朝祖先墓
葬中的石雕以及建筑被陆续发掘、发现并且在中国考古学的杂志上发表，因
此，由艺术史家以学术性的方式来撰写的、能够准确划分日期或年代的更有
代表性的雕刻艺术品全集的条件，可以说已经具备了。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今天北京有些颇为壮观的建筑，是在金朝时修建的。
就我们所知，带有美丽景色的花园和湖泊的皇宫遗址建于 １１７９ 年，原是金朝
的夏宫，每当一年中最炎热的几个月，世宗和章宗总是在这里度过。忽必烈
统治时期将金朝这个避暑胜地改建成元朝皇帝冬季居住的宫殿，而且从此便
成为紫禁城的一部分。②总之，金朝并不存在艺术发展的历史。不过，如果我
们将金朝时中国的艺术作如下描述的话，也许并不为过：它是保守的、传统
的，但也因此而使唐和北宋初期的艺术风貌得以长久地保持了下来。
① ＇466＇奥斯瓦尔德？希瑞：《宋、辽、金朝的中国雕塑》。这一研究，主要靠的是日本考古学家和艺术史
家发表的资料。
② 对北京金宫殿的历史叙述，见＇242＇乔治？N。凯茨：《紫禁城创建时代新说》。
宗教生活
早在立国之前的渤海国时期，女真人与佛教就已有过接触了。１０ 世纪时
女真的酋长阿古乃就是一个佛教徒，他是被金世祖称为“始祖”的函普之兄。
女真人进占辽朝故地后，便与从辽宫廷得到大笔赞助的繁荣的佛教不期而
遇。这深刻地影响到女真皇族对佛教的态度以及金朝政府的政策。在皇族中，
几乎没有哪个皇后和妃子不好佛事，世宗的母亲在晚年甚至出家当了尼姑。
世宗本人年轻时也一度受到佛教的吸引，只是后来又多少有些疏远，但他却
仍然对佛寺和僧侣予以资助。章宗也是如此。
金朝皇帝对于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官方佛教的尊崇程度，可以用他们的捐
赐来衡量。无论世俗的和佛教的文献都经常记载寺庙和僧侣所受的捐赠，这
些赠品的数量往往颇为可观。海陵王曾一次赐予诸寺僧侣绢 ５００ 匹，其他纺
织品 ５０ 匹，银 ５００ 两，但这如果与世宗的捐赠相比，就算少的了。世宗在
１１８５ 年曾一次赐给寺庙田 ２０００ 亩，粟树 ７０００ 株，钱 ２ 万贯。除了赐钱以外，
寺庙也常常得到农田，致使一些宗教社团成了大土地所有者。同样，寺庙还
拥有为数大量的奴隶（前面已提到他们要加倍付税）。
世俗百姓获取宗教功德的另一个方式是供养僧侣，这也被金朝宫廷所实
行。将度牒赐给僧侣也属捐赠的一种，因为想要得到僧职的人数是有限制的。
有时候，皇帝可以凭其特权在一个典礼上一下子赐予几千名僧侣度牒。朝廷
的这些赞助方式，也被其他女真贵族和有钱的汉人纷纷效法。
但是另一方面，皇室对佛教（还有道教）的赞助也是与严格的国家控制
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点上金朝效法的不仅仅是辽朝，更是以往大多数汉族朝
代的做法。辽朝早在 ９９１ 年就下令禁止私度僧尼，金朝在 １１３０ 年重申了这一
禁令。像宋朝一样，金朝的立法中也包括了关于为僧尼授予僧职的详尽的规
定。①初学者必须通过考试才能得到度牒。考试内容是从佛经中选出的五部，
以能阅读百字为限，这些佛经都选自大乘佛教的经典，包括一直很普及的莲
华经。每次放度的人数仅限于 ８０ 名，１１９０ 年以后，考试又被规定为每隔三
年才举行一次。
就这样，金朝存在着一个与官僚机构相类似的由国家控制的僧侣阶层。
在其每个行政管理单位官方选择一个道行高的僧侣来做僧官，他任期仅为三
年。凡在他所管辖的地段，如僧尼犯有较轻的过失，这些僧官有审理的全权，
但如罪在杖责以上，就必须送交僧录都纲司审理了。国家控制的另一个内容
是不得到官方许可，任何人不准私建庙宇。国家之所以要施行这些限制和控
制，都是基于这个事实，即僧侣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当面临
危机国库急需钱财的时候，国家也握有将度牒广为抛售之权。据载，这种情
况首次出现于 １１６０ 年海陵王准备大举伐宋之时。当时一张度牒的卖价在 １００
到 ３００ 贯钱之间，这是相当可观的一项收入。
在金朝占主要地位的是汉地佛教，在这点上它继承了北宋的传统。在金
朝的佛教僧侣中似乎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