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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掌握海陆兵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似乎不这样看，他心里要有数得多：“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
李鸿章的态度，当然不为光绪、翁同龢等相当一批人所接受，舆论不在李鸿章一边。慈禧此时犹豫不决。翁同龢利用皇帝近臣的特殊身份，加紧鼓动皇上抗日，认为主战必胜，从而可以彻底打倒李鸿章，从李鸿章的手里把更大的权力夺过来。年轻的光绪皇帝也正好要显示一个有为之君的形象，进一步摆脱慈禧，确立自己的威信，于是君臣联手，开始了一场欲在树立各自权威的战争。
这可是一场旨在关系国家命运的战争。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战争最起码的常识，不在最前线也不直接指挥军队的文职官员，对自己的家底情况并不清楚，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如何也不了解，却想当然地一味主战，可见是怎样的轻率、盲动。翁同龢的门生、抗战人士张謇也承认，“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在既没有整体的作战方略，也无法协调前线、后勤的军需供应、兵力补充，统筹调配失措的状态下，去抵抗早已虎视耽耽的日本军国主义，那还能有什么好结果？
战争一开始，形势就明显对中国不利，翁同龢坐不住了，他不得不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攸关国家和民族，更攸关他个人前途命运的战争中去，“一团烈火尽在上焦，有燎原之势”，上朝后回家则“归家疾作，入门不知焉，入堂不知焉，倒床气仅属”。
结果是人所共知的。
对此，恭亲王沉痛万分地说：“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踞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这真是一个“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的历史大错误。
恭亲王把问题全看在眼里，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了翁同龢。
这的确是个无与伦比的大错误，怎么估计它的历史影响都不为过。正是这场失败了的战争，极大地阻遏了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挽回。马关条约被迫签订，除了赔款外，还割让了台湾，民族受辱、国家受损。光绪皇帝涕泗交流地在条约上画押，不得不下了“罪己诏”，翁同龢也难辞其咎，拟了一道《自请为甲午战败罢职呈折稿》，请求给予处分。他的心情异常沉痛，折中承认：“臣于敌势军情焉不识，遂使全权之使再出，而和议于是遂成。”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用这句现成的话来描绘甲午以后的翁同龢的命运走向，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
光绪对日作战决策的轻率，使他的个人算盘全部落空。慈禧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对于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皇帝，她更加不信任了，同样的，她对翁同龢也洞察其奸，有了相当的警惕。在此之前，翁同龢由于品行比较端正得体，学问好，字也写得好，深受慈禧信任，被选做两代帝师，这在清代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由此在朝廷中安富尊荣，由财政大臣而入军机处，相当于今天的书记处书记的位置，行为处事顺遂且有主动性。
但自甲午海战失利以后，他便开始走下坡路，其智力和品行不断受到质疑，而他在中外文明交流的冲撞形成的复杂政治漩涡中，总也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处处被动。
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反败为胜，就非得有更大的事件和机会，让他再来一次拼搏。出于仕宦多年的政治敏锐，原本就留意过的西方文明的社会思潮，让他从中领悟到可以进行改变社会和自己状况的政治尝试。有关变法的言论和方法，更多地在翁同龢的脑海中盘旋。这样说，似乎有损他作为改革家的光辉形象，但是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认真地考察一下翁同龢的言论，特别是他的行动，便不难发现翁同龢是一位饱读诗书的旧文人，同时也是一位在官场中厮混有着丰富经验的政客，绝不是一个自觉地追赶世界潮流、对工业文明的成果有着身体力行的明智官僚。
这一点其实在他任户部尚书时，反对李鸿章修筑津通铁路和中美合资开办银行的行为中，就已显出端倪。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李鸿章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的唐胥铁路，后来又延伸至天津；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他再次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呈送到朝廷后，慈禧太后认为可行，要户部每年筹银二百万两实施这一计划。但翁同龢不同意这样做，他无视铁路交通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实现近代化，却把侵略者可能利用铁路，招致引狼入室，有碍国家安全作为理由来阻挠；其次他借口说需要集中财力赈灾，没有那么多的钱来筑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都是站不住的理由。救济与建设是并行不悖的事情，清政府还没有困难到想筑路而筹款无门的地步。即便说他反对修路的理由，是完全出于公心，而不是为了掣肘李鸿章，但他的着眼点也仅仅是农业经济，同时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修筑津通铁路的计划，遭到了翁同龢等人的反对，而被迫搁置，嗣后慈禧让大臣和封疆大吏们发表意见，最后接受张之洞的折中建议，改筑芦汉铁路。
这是在晚清政治中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极力反对这个计划的是被人们看好的翁同龢。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意外。这个事情不仅意味着翁同龢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有意地掣肘李鸿章，暴露出政客的丑陋的一面，而且也充分说明，他对工业文明的认识是多么的短视。
一个着意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人，应该具有远见卓识，更不能泄私愤，公报私仇。在认清天下情势，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他远不如同时代的其他大臣，如刘坤一、刘铭传、张之洞、李鸿章，甚至也不如盛宣怀。联系到他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开缺回籍时，才第一次坐火车，就可以看到翁同龢的这种思想倾向。
在一个封建土壤深厚的社会中，要想实行与小农经济截然相反的举措，哪怕是明显的、不需要更多论证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东西，也都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克服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阻力。在复杂的晚清政坛上，如何达到目的，做好这样的事情，把阻力减少到最小程度，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比任何人都明白关键所在。就在这次铁路风波发生以后的第二年，由李鸿章提供机车，醇亲王在西苑内沿着太液池边修筑了专供慈禧使用的、只有两千三百多米长的西苑铁路。西方物质文明的明显优势，让慈禧大开眼界，正是这类活生生的西方文明的现实教育，使得慈禧在铁路风波中作出最后的裁决，谕令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总理衙门，正式筹筑芦汉铁路，尽管延误了一些时日。
相比而言，如果说翁同龢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有着哪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肤浅的、只在物质层面学习西方文明的思想，他都会站在积极进取的一方，而不会打横炮。
刘声木在《苌楚斋随笔四笔》卷八中，记录了另一则有关翁同龢的故事，名为“张之洞与翁同龢交恶”：“文襄（张之洞谥号文襄）之于文恭（翁同龢谥号文恭），交恶可谓深矣。实则文襄外任，好大喜功，滥借洋债，开各省之先声。文恭时任先农，力为裁制，全属公谊，原不失古大臣风度。文襄引为私憾，极力诋斥，殊失和衷共济之雅量矣。”
立场显而易见，作者是一个站在农业文明角度看问题的旧文人，认为翁同龢全属“公谊”。难道张之洞搞建设却不是“公谊”？在开展洋务运动着力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而朝廷又财力匮乏时，商借外国资金为我所用，不能说是一个坏办法。但翁同龢不仅不给予积极支持配合，反而“力为裁制”，可见有问题的不是张之洞而是翁同龢。即便排除有意掣肘涉及道德品行的因素外，至少可以说明翁同龢对于搞工业建设的认知能力是多么缺乏。
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往往一件事一句话就能检验出一个人的灵魂和人格。
在朝廷政治权力的争夺中，下赌注力主与日本开战，翁同龢多少是打着为朝廷社稷的旗号，私下里与李鸿章等人展开不同政见和权力的较量。在慈禧和皇上两个矛盾之间，他小心翼翼地走着钢丝。一方面，他本人及其父兄深受太后恩宠，不断被提携，继而让他辅读皇帝，在内庭行走，这层关系翁同龢不会不懂；但究其内心，他无疑是倾向自己的学生的。皇上年轻，来日方长，从封建正统的礼教上认定，皇上是天下至高无上的君主，而太后垂帘听政是夺情之举。自己是皇上的老师，在旦夕相处的岁月里，除了师生情谊还多一层相互慰藉的慈爱之情。他能造膝独对，甚至还能争辩几句，对皇上产生影响。在西方各国公使要求改革觐见皇帝的礼仪，九五之尊的光绪皇帝都以为可以“曲从”时，翁同龢偏偏表示不同的意见，每每在这些问题上顶撞天子，做出忤逆的举止，可见翁同龢的心高气傲扩张到了什么程度，表明了他事事处处不遗余力维护封建礼仪，自觉恪守旧礼教和旧道德的内心世界。但在杀伐决断的慈禧那里，他绝不敢放肆，除了感受太后的威严，唯唯诺诺，尊旨照办外，不可能有任何言行和举措影响太后。
他决不会做出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样的乱臣贼子的行径，但不能说他没有以皇帝老师的资格取得对朝廷政务的话语霸权，一个潜在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心理情结。
康有为尊崇翁同龢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翁同龢对维新变法有兴趣，把康有为等人作为决策集团外的一种引为巩固自己朝内朝外地位的政治力量，但他既没有自己的哲学和变法理论，也拿不出有关变法的纲领和相应的一整套的实施办法，这是什么样的导师呢？
康有为一向好作大言，撒谎、吹牛而且不脸红。他拉上当朝的一品大员，又是皇帝的老师，显然是拉大旗做虎皮，谬托知己，暴露出非常庸俗的一面，其后他甚至杜撰出翁同龢亲自登门拜访他的假话，让后人费了不少功夫才澄清。
变法其实是翁同龢的被动选择，他没有变法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才能，他援手于康有为，如同当年拔擢张謇和文廷式一样，不可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制度创新的高度去对待变法。说句很刻薄的话，这其实是他在甲午海战失利后的又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政治博弈。他可以用儒家的经典著作和典章仪礼来培养造就一个合格的封建小皇帝，但不可能用放眼世界的目光去引导年轻的统治者，让光绪从农业文明的土壤中走出来，变成适应新时代的接班人。
他是光绪明定国是诏的起草人，但不能据此说他就是变法的决策者。“国是诏”只是变法的一个信号，是一个十分温和的从教育入手的公告，而不是一个具体实施变法的纲领和一整套方案的不可或缺的开篇部分。如果说，在他被开缺之前，也就是在明定国是之前和之后，对于朝廷改变有关国家命运的决策是非常审慎和认真的，那他就应该有相关的时间表和起码的步骤程序。遗憾的是没有，只见皇上匆匆忙忙地在一百天的时间里，
接连不断地下达一百多条变法圣旨，而不问可行不可行，如何落实和实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作为皇上的老师，我们完全可以问问，他是如何帮助运筹帷幄的呢？
一个军机处的实际领班、一品大员、皇上的老师，如此轻松地成为“维新导师”，岂不是过于滑稽了？
他实在是个旧文化意义上的传统知识分子而已，还是一个对工业文明不怎么热心的官僚。是历史成全了翁同龢，让一个本是传统意义上的旧知识分子，在他力图改变自己处境的时候，不经意间选择上了维新变法的码头，而为后人所认识、称道。
对于这一点，从他革职编管后直到1904年去世时止，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可以看出来他至死心里都在想什么、希望得到什么。他关心的是皇上的处境和安危，是如何洗刷与维新派的关系，而没有从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执着于改革的信念，矢志不渝地忠实于自己的政治选择，对维新失败发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叹息和焦虑。在这方面，他不如康有为、梁启超远矣，更无法与孙中山相比。
是不是有点苛刻了翁同龢？
戊戌五月，翁同龢自北京回到家乡常熟，不久就乘船至江西他的侄子翁曾桂处，八月回家开始做久居的打算。他在《安宅记》中有如此记录：“戊戌八月归自江西，久赁屋于塔前为栖身之所。国事方殷，忧怀如捣，遑敢作身家计，然亲戚往来，见闻杂睞，不可弗记也，故书此册，庶几焚香告天之意。是月二十五日，松禅老人记。”
得知光绪被囚、太后复出听政，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大事不好，“忧怀如捣”变成了方寸已乱：“臣在江湖，心依魏阙，益战栗罔知所措也。”
维新运动被慈禧腰斩以后，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一场全面的复辟在全国展开。九月的一天，风雨如晦的夜晚，翁同龢夜不能寐，吟诵了一首七律：“春申浦畔子胥祠，正是山寒木落时。四裔竟将魍魅御，寸心惟有鬼神知。老韩合传谁能辨，刘李同官莫漫疑。此去闭门空谷里，会须读易复言诗。”
在这之前，惨案发生在北京的时候，时值阴霾满天、风雨交加。严复恰在北京，目睹了这一切，他无比悲痛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