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以为，中国的语言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就超出了汉字所能控制的范围，成为一种新语言了；换言之，原来的中国语言随着汉字的衰亡而正在或者已经死亡：“中国的社会，从政治的、学术的、直到日常的生活，经过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洗礼，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实际生活的需要，已经发展了新式的语言；一切新的关系、新的东西、新的概念、新的变化，已经这样厉害的影响了口头上的言语，天天创造着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使文言的汉字不能够再束缚她。而汉字已经成了僵尸。”〔19〕所谓“汉字已经成了僵尸”，就是说汉字已失去了它原来所代表、所记录的汉语，成了没有内容的空壳。瞿秋白为此提出了一个重要证据：汉语已经由原来以单音节的“字眼”（word）为主演变为以双音节和多音节的“字眼”为主，打破了形、音、义皆为单个的汉字记录系统；在双音和多音的新汉语里，形、音、义皆为孤立的单个汉字“仅仅只有音节的作用，没有字眼的作用”，“都只是在一定的字眼里面，代表着一定的声音而已”。汉字的功能既然已经拼音化了，何不立即“完完全全废除汉字”？废除汉字，到这时候已经不是废除汉语的先行手段，而是旧的汉语业已死亡的必然结果。
现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变革，表面上只是在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字系统中来了一个局部调整，即固有的文言被同样是中国固有的白话所取代，“国语”的发音标准获得多数认同，普遍尊重方言土语，外来语（欧化语法和外借词）很自然地被容易接受——凡此种种似乎都只是中国语言文字内部的一场变革，但如果我们明白了这场表面上看来只是内部发生的变革在观念和实践方面的启迪与推动的力量之源，就当认识到在外来语言刺激下中国语言文字的改变是实质性的：所改变的不是中国语言文字的表面，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待母语的关系与态度。尽管汉字终于没有废弃，尽管文言还有局部的保留，尽管在这种文言白话杂交共存的语言中终于没有像韩国、日本那样频繁地径用西洋和外国文字，但外国语言的精神通过词汇、语法乃至说话的腔调，毕竟已经渗透到汉语中来了。这种渗透是以表面上看不见的形式发生的，但实际上，字汇、语法、声韵（白话文的腔调或瞿秋白所谓的“文腔”）乃至基本语言观念即那决定人与语言的关系的若干基本的哲学领悟，已经被外来语言和外来文化深刻地“重写”了。
这是汉语言文字现代化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人们对汉字汉语的信念受到了根本颠覆。吴稚晖、钱玄同等人的狂言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执著的语言观念。他们先宣布一部分汉语（文言）为“死语言”，认为它早就是死人的、和现代活人无关、阻碍中国人前进、遮蔽中国人真实生活的应该上天入地寻找一种最黑暗的语言来诅咒的、可憎恶的“幽灵的语言”，发誓与它不共戴天：不是叫我们为了汉字而牺牲自己，就是让汉字为了我们而灭亡。他们在亲手抛弃这个“死语言”的同时，坚苦卓绝地创造了为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白话文”，但马上又百般不满于这种创造，虽然在和文言对抗时，把“白话文”吹得天花乱坠，临到自己与“白话文”面面相对了，又横竖不顺眼，进一步要求“第三次文学/语言的革命”，创造出更新的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字。然而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他们实际上只能在自己也不顺眼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非骡非马的杂交语言（白话文）的世界中运用这种语言，进行自己的创造，因此创造者们都有一种浮士德心理，从来不敢对自己正据以进行一切创造的工具、也是一切创造的目的（一切创造终将积淀于语言）的“现代汉语”赞一声：“你多美啊，请暂留驻！”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意识中，“赞美”、“感激”、“信赖”和“归依”的情感荡然无存，只有一种不断革命的意志。
在这种语言观念笼罩下，章太炎们对自家语言文字的国粹心理始终被新一代知识分子所唾弃，更无论王国维们深爱其美而愿与之偕亡的决绝。新派知识分子有另一种决绝：希望汉字乃至汉语早日灭亡。在语言上，他们只瞩望于将来和别处的某种截然不同的“新语”，而现在的语言都是暂时的、过渡性的，注定要被后起的新语所代替。他们在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时，没有想到自己也成了同样的“现在的屠杀者”。鲁迅也不例外，他只有在受到不可挡者的攻击，感到自己的“现在”受到威胁了，才肯为既非“之乎者也”亦非“Yes”“No”的“语体文”——“现在”的别无选择的语言——奋起辩解〔20〕。
不仅汉字和与之相联的汉语，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是一个必须被否定、行将过时的文字和语言，而且，即使全民族花大力气制造推行用来取代汉字和汉语文化的“中国新文字”以及与之相联的“大众的科学的拉丁化的中国文化”〔21〕，也注定要被超越。实际上，即使在最激进的汉字改革者看来，拉丁化中国新文字和汉字在作为交流工具的本质上仍是相同的，即都是暂时的，不具有永恒意义。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汉字难学，导致中国一直不能消除大批文盲，五四以来新文化一直不能真正地启蒙大众，而拉丁化新文字则不仅一般民众易学易认，外国人也容易借此了解中国，只有在这一点上，它才显得优于汉字。胡愈之《有毒文谈》提醒人们注意，新文字只是对汉字声音的“翻译”，只是在难易程度上完成了转换，如果承认汉语汉字的“毒素”，势必会牵连到新文字，也就是说，汉字和新文字之间并没有有毒无毒之分。当时人们看重汉字拉丁化的只是易于学习这一点：“拉丁化的新文字，无论它有许多优点和缺点，目前我们采取的只在它的大众化，只在它消灭文盲上，认为它有绝对的有效意义。”既然文字价值的高低仅仅取决于百分之八十的文盲学习和使用的难易程度，那么汉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相比，虽然应该让位，但在拉丁化新文字尚未全面运用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掌握了汉字倒是新文字需要艰苦学习的情况下，允许汉字继续存在甚至容忍汉字和新文字并存，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并不企图目前即刻用新文字代汉字，也不停止进一步对于汉字的改造。我们拥护文字革命，也不妄想一举完成。汉字虽然已经不合时宜，必须采用拼音文字，但汉字有悠久的历史，不是轻易可以废弃而必须使其逐渐演变，才能完成文字改革。目前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利用新文字来教育文盲，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可以用新文字学习政治与科学，也还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学习汉字。”当时在延安的外国人的观察也是这样：“实际上，对于拉丁化将驱逐象形字（汉字）的恐惧是不足道的。拉丁化将造成广大的有智识的新人民，但有时间和金钱去受较高教育的人们，仍能学习旧文字（汉字），正好像我们在西洋仍然产生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者一样。实际上，给人民大众一种求学的工具，将大大地增加旧文学、旧文化的智识，因为给了他们读写的基本能力，这是进化为无论何种较高教育的初步。在同样的意义上，拉丁化将因为刺激教育的进展速度和增加内地各省各县的交通的缘故，增进了国语的传播，而决不会阻止它的。这无论怎样看总是一种积极的贡献。”〔22〕当一种人造的新文字尚未普及之前，人们确实很难论证它和一种理想中的新文化的关系，所以只好限于肯定它作为工具的优越性，而工具的优越性总是相对的，所以至少在提倡者所处的时代，新文字绝对恒久的价值也不存在。
对固有的语言失望了，对心目中可以取而代之的新文字新语言，也不能肯定它的恒久价值，这就加剧了一切都是暂时、一切都在过渡中的关于语言的整体想象。对语言（母语和可以想象到的新语言）一概抱这种并非休戚与共、只是暂时寄寓其中因而随时准备脱身离去的彷徨两可之心，实在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语言观念。
此言不是理想的言，此地不是理想的家，中国人应该追求符合人类最终理想的更好的语言的家。这种态度，对于依附语言进行创造的一切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站在故乡的土地上一心想着飞往远方，揪住舌头而要唱出优美的歌。
以语言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分子珍爱本族和本国语言，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他们是民族国家当中最熟悉也最依靠语言的群体。世界各国知识分子推崇本族本国语言的言论举不胜举。屠格涅夫流寓法国，当一无所凭时，曾这样赞美“俄罗斯语言”：
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惟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要是没有你，那么谁能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然而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屠格涅夫从他深爱着的俄罗斯语言中找到了自己和民族的光荣，他无限信赖的俄罗斯语言在他最穷困的时候坚定了他动摇的信心与渺茫的希望。伟大的语言拯救了渺小的他，渺小的他只有赞美伟大的语言，而不能凌驾于语言之上来呵责它，唾弃它，改造它。在屠格涅夫看来，爱一个国家的语言，乃是爱国心的自然流露，也是高级形态的爱国；如果对国家的语言没有热爱之心，也就谈不上爱国。
另一位俄国作家果戈理在其小说《死魂灵》中，用更生动的笔调表达了他对母语的爱惜以及对疏远、鄙弃母语的所谓上流社会的厌恶。在当时俄国的“上流社会”，人们几乎“听不到合适的俄国话，他们用德国话、法国话、英国话和你应酬，多到令人情愿退避，连说话的样子也拼命的学来头，存本色：说法国话要用鼻音，或者发吼，说英国话呢，像一只鸟儿还不算到家，再得装出一副真像鸟儿的脸相，而且还要嗤笑那不会学着模样的人。他们所惟一避忌的，是一切俄国话。”从果戈理对上流社会绅士闺秀们矫揉造作的说话方式的滑稽模仿中，可以清楚地感到他是如何憎恶那些贵族阶级轻视母语的行为。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写于1882年，由作家巴金译出，刊于1935年8月16日由鲁迅创办的《译文》杂志第二卷六期，《死魂灵》则由晚年鲁迅疾力译出。不知道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个无限钦佩的俄国作家关于母语的殊途同归的态度作何感想。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绝不亚于屠格涅夫与果戈理，但热爱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像屠格涅夫和果戈理那样热爱本国的语言，倒是像果戈理笔下的上流社会腐朽堕落的绅士闺秀们那样竭力避忌母语。他们并不因为爱国，就认为这国家的语言也值得热爱；他们认为爱国和爱语言是两回事，可以爱国，却绝不可以爱这国家的语言。在他们看来，国是可爱的，而可爱的国家的语言则是可憎的，甚至正因为他们爱国，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语言的可憎，因为这个可憎恨的语言阻碍了他们所热爱的祖国的发展，甚至威胁到他们所热爱的祖国的生存。
闻一多在郭沫若《女神》中就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奇怪的价值冲突。闻一多指出，郭沫若“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它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它。爱祖国是情绪的事，爱文化是理智的事。一般所提倡的爱国专有情绪的爱就够了，所以没有理智的爱并不足以诟病一个爱国之士。”也许情绪与理智的分别并不确切，但那两种爱的冲突与分离，确实造成郭沫若诗歌一种奇特现象：像郭沫若这样一个并不缺乏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修养的诗人，在抒发其爱国之情的作品中恰恰缺乏一种渗透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精神的“地方色彩”，相反他非常喜欢用一种和所爱的国家疏离的令人感到陌生的杂凑的语言来抒写爱国的感情。这除了“诗中夹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甚至依靠西洋文字来凑足“音节关系”这一刺目的现象之外，典故的运用也以西洋为主，“《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以至于好像“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或者让人误会其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女神》如此，风气所偃，其他的新诗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23〕。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俄国以及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之间在对待母语态度上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现代作家正是带着基本否定母语的态度而老大不情愿地姑且运用母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他们的文学创作受这种对待母语的基本态度制约之深，也就不难想见。
母语封闭的城堡陷落了，独尊的地位遭到褫夺。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它始于晚清，却不知道将终于何时，止于何处。
注释：
〔1〕〔2〕陈望道：《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3〕罗常培《耶稣会教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对此有详细论述，该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一部分。
〔4〕钱文载《国语周刊》第32～34期，转引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448页。另参见陈健夫著：《近代中华基督教发展史》，海天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6〕郑延国：《读札记》，《书屋》2000年第7期，第15～16页。
〔7〕王氏翻译《辨学》不审何年，据自撰《三十自序》知，始读该书在1903年春，早于1905年作《论近年之学术界》与《论新学语之输入》。
〔8〕洪堡特论汉语言文字，可参见《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之《论汉语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