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弹琴论道与诸葛亮操琴退敌
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是儒家的开派宗师和集大成者，其学说博大精深，为后世所景仰。孔子精通“六艺”，而又将其中的“礼”“乐”并提，可见他把音乐的地位看得很高。有一次他听“韶乐”演奏，欣喜若狂，连连夸奖：“尽美矣，又尽善也”，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为音乐而忘情如此，孔子当然会乐于操琴弄弦的。据《论语》记载，孔子曾从师学琴，演练《文王操》这样难度颇高的名曲，融汇贯通而至精于琴道。
后来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手不释卷，琴不离身。但由于孔子的学说不为当时的统治者采纳，故常常处于困顿甚至危险之中。他有两次遇险，却都能做到君子坦荡荡，甚而从容地弹琴论道，化险为夷。一次是在卫国的匡地，卫国人将他们误当仇人，团团围困。弟子们一片惊惶，孔子却若无其事，一边悠然地弹琴，一边结合眼下的处境，向弟子们讲授“大勇”与“小勇”的道理：不避蛟龙，乃渔夫之勇；不惧猛虎，乃猎人之勇；面对死亡而毫无惧色，乃烈士之勇；处于困厄窘迫之中而能冷静地分析这是时势命运所致，临难不惧，等待转机，这才是圣人之勇。在孔子的悠悠琴声与娓娓讲述中，弟子们镇定下来，终于卫国人消除了误会，赔礼道歉，一路放行。还有一次是去楚国，他们半路上被人派兵围困了七天七夜，缺粮断炊，只好挖野菜充饥。弟子们在沮丧绝望中感到走投无路，而孔子却神态自若，依然弹琴论道。这次他讲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道理，讲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告诫大家要在险境中磨砺意志，坚定信念。弟子们如沐春风，以至忘掉了随时可能遭遇的杀身之祸。终于等到解围，他们又踏上了去楚国的路途。
类似的故事，还有“诸葛亮操琴退敌”，又称“空城计”，事见于《三国演义》“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仲达者，魏之将军司马懿也，时率十五万大军，趁马谡街亭之失，围诸葛孔明于西城县中。司马懿兵临城下，乃见孔明“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司马懿看见诸葛亮那怡然自得的样子，听见孔明弹奏的悠悠琴声，竟自“暗暗生疑”而恐中埋伏，急令撤兵。诸葛孔明竟以一座空城而退敌万众，化险为夷，何故？以其致敌于疑阵之心理战术取胜也，而无可忽视的是“琴”的象征意义及其特殊作用。焚香操琴，能给敌人以“悠然无事”、“有备无患”的错觉；徉“实”掩虚，“弹琴”则是最具特征的“假象”。后人有诗赞曰：“瑶琴三尺胜雄师，诸葛西城退敌时。十五万人回马处，士人指点到今疑。”这“空城计”的故事，也和前面“孔子论道”一样，将围城之险（杀身之祸）与弄琴之“闲”这相悖的二者集于一身，表现了主人公虽临斧镬而处变不惊的勇毅与胆识（当然还表现了诸葛亮超常的智慧和计谋）。孔仲尼和诸葛亮，其“每临大事有静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雍容气度，何其相似乃尔。而他们赖以自我镇定的手中之琴，亦可谓功不可没也！
雍门“琴谏”与魏侯“悬琴”
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被封为薛公，过着锦衣玉食、高枕无忧的生活。其时盛行游说之风，而雍门子周能说善琴。一日，雍门子周携琴谒孟尝君，孟尝君说：“先生弹琴，能使我悲伤吗？”雍门子周说道：“目前你轻车肥马，门庭若市，鲜衣美食，威重望高，正是如日中天之时。小人以一技之鄙，何能使君忘乐而致忧伤耶？只可聊为一试耳。”说罢，一边弹琴一边侃侃而谈：“有一事我恐大王有乐极生悲之虞。而今领头与秦国为敌的是您，联合五国攻打楚国的也是您，当今天下非合纵即连横，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连横获胜则秦国称帝。无论秦楚谁称雄天下，都必将寻你薛国报仇。敌国强薛国弱，犹如磨利斧而砍朝日之草菌，薛国必亡也。有识之士无不为您忧心如焚。若干年之后，您的后代将断绝香烟，宗庙将无人祭祀，亭台楼馆也将变为萋萋荒草啊！……”雍门子周边说边弹奏着哀伤的音乐。这时孟尝君早巳听得泫然泪下，欷不已：“先生的琴声，岂止令我悲伤，简直让我备尝亡国之痛、毁家之哀啊！”此番“琴谏”，竟使孟尝君居安思危，防患未然，采取了许多强国措施。后人有诗叹曰：“尝闻薛公泪，非直雍门琴”（唐·张九龄）；“池台无恙仍今日，已似闻琴对雍门”（清·丘逢甲）。
春秋时魏国有位善鼓琴者名曰师经，是魏文侯的宫廷乐师。魏文侯起舞，师经便在一旁伴奏。一日，魏文侯边舞边唱得得意忘形地说：“今后凡我讲的话别人都不得违背！”师经一听这话觉得不对头，是搞于国不利的错误主张“一言堂”。为了给魏文侯一个提醒，师经便拿琴去撞击他。文侯大怒，当即要处死师经。师经辩曰：“过去尧与舜这两位开明的君主，惟恐天下人不批评自己；而昏君桀、纣，则惟恐天下人敢于批评自己。我刚才是撞桀、纣，不是撞大王您呀！”文侯一听，便知道是自己错了，忙吩咐放掉师经，并下令将琴悬挂在城门上，作为今后不再堵塞言路的鉴戒。魏文侯知错能改，悬琴而戒，虽不及尧舜，却也“善莫大焉”。
琴谏孟尝君与琴撞魏文侯，都出自事君为国的忠心。无论是居安思危还是广开言路，也都是利国利民的善举。于是这两件有趣的“琴事”，也就在历代君王安邦治国的故事中传为美谈。
宓子贱“鸣琴”治单父
孔子有位弟子叫宓子贱，他担任单父县（今山东单县）的地方长官时，并未像他的前任那样成天忙得焦头烂额，而是常常身不出公堂，潇洒自如地抚琴弹曲，结果把县里的事治理得顺顺当当，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县官会弹琴，不多事，是个好官。”
这事见于《吕氏春秋·察贤》，汉代韩婴《韩诗外传》及刘向《说苑》亦有所载，文字也大略相同。
“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乍看似乎有点夸张，甚至有“不务正业”之嫌。其实古人的记述，是为了强调其“无为而治”的一面，故极而言之。平心而论，这位县令当然不可能只是成天在县衙里弹琴。在“鸣琴”的“幕后”，当有许多被隐去的为政之举，诸如知人善任、简政放权、公文从略、冗务从简等等。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其间贯穿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政清事简，事半功倍。不然的话，宓公何以能潇洒弄弦以自娱欤？由是观之，“鸣琴而治”，既是一种为官的豁达风度，又是一种高明的领导艺术，更是一种“以简驭繁”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这正是宓子贱的不同凡俗之处。
如果我们往更深一层去想，宓子贱不愧是孔子的好学生。孔子倡导的“仁治”、“施仁政”、“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等治世之道，宓子贱是深得其真传而身体力行之的。封建社会吏治腐败，地方官员大都非“昏”即“贪”，要么朝令夕改、无事生非，要么酷刑峻法、坑民害民。而宓子贱这样的县令，显然是与“苛政猛于虎”反其道而行之的一位好官，不仅以“鸣琴而治”树立了“仁政”的风范，而且将孔子所倡言的“礼乐”之风付诸实践，在其治下的辖区之内营造了“以礼治邦，以乐化民”的宽松的时尚与氛围。不过，这与封建社会“污吏遍于国中”的“大气候”总是不合拍的，因而，“鸣琴而治”明显地带着儒家“匡时济世”的理想化色彩。后世的文人骚客，索性将县令的府邸衙门冠以“琴堂”之美称，也不啻含有良好的希冀的成分在内。而每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碰撞时，文人们又常以“单父鸣琴”为题抒发感慨，以致此类诗作屡见不鲜。最典型的要数唐代诗人杜甫。当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愤而抒写著名的《三吏》、《三别》之时，也不忘对“鸣琴”雅士歌而咏之：“宓子弹琴邑宰日，终军弃英妙时”（《题终明府水楼》）；“尘满莱芜甑，堂横单父琴”（《赠斐南部》）。其间显然寄托了诗人的无限倾慕之情。
宓子贱的悠悠琴声，不绝如缕，在封建社会黑暗的历史长廊里呼唤着“清明”之治……
相如“琴挑”与文君夜奔
汉代的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8年），成都人氏，乃著名文学家，西汉辞赋的奠基人。时行“千金难买相如赋”之说，《史记》、《汉书》均有其传。司马相如年轻时虽穷得家徒四壁，却以才气和文名饮誉桑梓。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令与之交好，邀请他赴宴，而东道主则是当地首富卓王孙。王孙有女名文君，年方十七而新寡。“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东晋·葛洪《西京杂记》）相如心仪已久，且知道文君通音律、擅琴瑟，便想暗中寄情于琴音之中，以此挑逗文君的寂寞芳心。于是，他在席间弹奏了一曲表露爱慕之情的《凤求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有艳淑女在闺房，何缘交颈为鸳鸯？……”
对于司马相如的文才人品，卓文君亦早有所慕，其时她正躲在窗帷后窥视，美妙的琴音和意味深长的歌吟沟通了她的心曲，她更为司马相如的风流倜傥所倾倒。“凰兮凰兮从我栖，托得终身永为配……”相如的“琴歌”
（应读作“情歌”）如此炽热大胆，多情而又爱才的文君岂能不为所动？她直听得耳热心跳，一时竟不能自己。于是，在文君侍者的帮助之下，这一对一见钟情的才子佳人，毅然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寡妇守节”等封建礼教的束缚，星夜相约而私奔成都，演出了一幕“比翼双飞凤凰栖”的爱情喜剧。
“私订终身”既讫，“鸾凤和鸣”已然，这段浪漫故事的“续篇”，便是现实地面对卓王孙的盛怒和司马相如的穷窘。先是为解燃眉而“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接着是时来运转而相如“御前作赋，名动京华”；尔后是“衣锦还乡，王孙认婿”；终了则是“夫荣妻贵，死而哀荣”……此为后话也，世人皆知而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卓文君被后世誉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妇女解放第一人”；而其婚恋之事则被作为“反叛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典范，传颂至今。溯其事之始末，于“千金难买相如赋”之外，又平添“千秋难忘相如琴”之雅趣；尤以“琴挑”一节，最为动人，思之令人莞尔。而《凤求凰》一曲，不仅存之乐典，且广为移植衍化而风靡梨园，久演不衰。未料相如文君儿女相悦之“情事”，与坊间乐场抚笙弄簧之“琴事”，竟如此和弦合拍，两相辉映，遂以众口相传而成佳话——此不亦发人深思而堪称千古风流者乎？
嵇中散琴绝《广陵散》
公元262年，一个阴气森森的冬日上午，在魏国都城洛阳，由相国司马昭下令，“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以“乱政”之罪被押往东市刑场问斩。嵇康时年四十，“身高七尺八寸，丰神俊逸”，以“工诗文、精乐理”、学识渊博而名于世。因曾官拜“中散大夫”（一种参政议政而无实权的官职），故时人称他“嵇中散”。据史家评述，这位才气横溢的文学家、音乐家，实乃“无罪无辜”而死于“谗口嚣嚣”，故尔“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就在临刑前夕，便有三千太学生上书请愿，恳求释放他而“请以为师”。可惜司马氏未予准赦。
嵇中散不愧为当朝名士，不仅在“竹林七贤”中以“尚奇任侠，落拓不羁，饮酒清谈，弹琴狂歌”而名闻遐迩，而且时至此刻，虽临“大辟”之刑而依然“神气不变”，面无惧色。到了刑场，他盘腿而坐，仰见日影尚东，离“午时三刻”还有一些时分，竟出人意料地向行刑官“索琴而弹之”。于是，一支哀婉凄绝的旷世奇曲《广陵散》，时而低沉缓慢，时而高亢激越，竟然使刑场内外一时鸦雀无声。数千人肃然而听，惋然而叹，为其悲壮凄切的琴韵所震撼，所感动。
嵇中散何以能如此孚众？斯时，位高权重的“大将军”司马昭新近为相，紧锣密鼓地急欲篡曹魏政权而代之，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也。嵇康乃曹魏宗室之婿，本来就为司马氏所忌恨；加之他又傲慢轻狂，不肯与“大将军”为伍，故必受排挤打击。司马昭的宠臣钟会来访，他竟自埋头打铁（嵇康有此“嗜好”），不仅不予理睬，而且在钟会悻悻离去时加以羞辱：“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恃其权势，亦恼怒而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怨。更有甚者，嵇的好友山涛（巨源）被司马昭擢升新职，欲举荐嵇代任其原职，嵇不仅不以“知遇”为谢，还写了那一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对山涛冷嘲热讽，以“不堪流俗”等轻蔑之辞，亮出了决不与司马氏政权合作的鲜明立场。文中语多讥刺，犹以“每非汤武而薄周礼”等句，直刺司马氏以“礼教”为掩饰篡位夺权之勃勃野心。钟会乘机谗谤，激怒司马，把嵇康比作春秋时以“乱政”罪名被诛杀的鲁国大夫少正卯，以致下狱问斩——于是有今日刑场“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事……
此时嵇中散一曲既终，怆然而对行刑者道：“此曲乃得之异人，故秘而未传……《广陵散》于今绝矣！”一声巨响，琴弦乃断，嵇中散亦引颈就戮。一代才子，冤死于暴政，为世人留下《嵇康集》十卷，也留下了《琴赋》、《声无哀乐论》等音乐著作，留下了“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千古名句。《广陵散》遂作为“技艺绝传”或“才人绝世”之典故，流传至今……
《琴谕》和《良桐为琴》的启示
明朝学者宋濂《杂著》中有一则《琴谕》，大意是：有身居大山者齐氏，未见过琴为何物。有位行家告诉他琴的形状，而他只记住了“前宽后狭，上圆下方”、“丝弦铿然有声”等表面形象，就在某大城市“识”得一“琴”，并拜师苦学三年，自以为已得其技艺之妙。后来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