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这正是一部描绘父亲杀死女儿而为“受害的道德报仇”的市民悲剧。
这部小说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到18世纪末，它已被翻译成俄、英、法、意等10多种语言出版，青年时代的拿破仑曾多次阅读这部小说。中文版由郭沫若翻译，1992年出版后，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小说通过维特对于绿蒂的不幸爱情和维特的社会经历·深刻地反映了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腐朽和道德的虚伪；通过对维特突破一切束缚的叛逆的生活情感的描绘，表明了当时德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渴望从封建桎梏中挣脱出来的要求。它在世界范围内的青年中所引起的广泛共鸣，可能都基于相似的社会条件和所面临的相似的问题。
这部小说处处表现出狂飚突进运动的精神。郭沫若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把维特一歌德的思想概括为主情主义、泛神思想、对自然的赞美、对原始生活的景仰、对小儿的崇拜，其实指的是同一个内容。小说对于大自然的描绘、对于纯朴的农民和天真的儿童的赞美、对个人才智的颂扬、与周围环境发生的矛盾、以及感情充沛而略带感伤的调子，都反映着时代的风尚和卢梭的影响。
这些都是后话。对于歌德来说，小说的完成和出版不啻一次对于精神和情感危机、经济危机的自救行动，把实际生活转化为作品令他心情愉快，以稿费还清自费出版 《葛兹》的债务也令他满意。但公众的反应毕竟有出人意料之处，热衷于索隐者有之，作道学的诅咒者有之，对维特的厌世观发生共鸣弃世者有之。文坛某位知名作家甚至写出《少年维特之喜悦》改悲剧结局为大团圆，成为歌德与朋友们的笑柄。歌德其实最关注朋友们的意见，因为从精神上说，他们都是维特的朋友，维特式的生活方式和苦闷，大量留存于他们的文稿、信札、日记之中，一方面是想冲破一切障碍和束缚的英雄气概（如歌德《普罗米修斯颂歌》所表现的），一方面是循规蹈矩的市民道德，他们深深感到自己的牺牲，他们——维特们——当代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普罗米修斯”（伦茨语）确实被钉上德国苦难的十字架。自由的生活何在？斯宾诺莎关于人格自由的自我实现的普通生存原则不正是他们的信念？最高尚的人所渴望的难道注定是镜中花水中月？在这一时期，歌德对来自敌对阵营的批评进行了回击，写下了诸如《布雷依长老》《破落村庄的年市节》《小丑的婚礼》等笑剧和讽刺作品，否定了旧的道德理想。而悲剧《克拉维果》则反映了歌德内心两种倾向的斗争，间接透露了他爱情生活中的纠纷和痛苦。
歌德早就离开韦茨拉尔回到故乡，他是一个律师，更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儿子的出人头地使父亲的殷切期望有了依托，虽然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毕竟大愿未了，他认真地为儿子准备案件卷宗。这几年里，歌德接办了 28案件，多是替商人辩护。妹妹已经嫁给了朋友施洛塞尔，他以绘画来驱除内心的孤寂。1774年7月，他与虔信派朋友、人相学家拉特瓦尔及巴泽多从埃姆斯河前往半河和莱茵河游览。年底去了达母斯塔得，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贵妇人、“神林社”成员、施托尔堡伯爵的妹妹奥古斯特，从此建立了牢固的通信联系，把她当知己，一切都不对她隐瞒。歌德既然以干出不凡业绩自期，内心遭受的磨又使他往往在女人身上追求一种情感的力量。
1775年，歌德又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庞大的创作计划无法完成，只能写出一些小玩意儿，而像《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穆罕默德》等作品只是写了一些片断。甚至他所写的信中常有遗漏的字母，用错的标点符号，他的身心似乎已经给自己弄得精疲力尽了。在写就的《初稿浮士德》中，歌德式的二重性分裂第 1次体现为浮士德和靡非斯陀两位恶魔人物的形式，而且，尽管歌德的精神矛盾在他25年后才真表现出来，但那种在无为与渴望行动之间的仿徨动摇已然成为危机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他疯狂地爱上了叫莉莉·舍涅曼的姑娘，这一切对于他的精神发展似乎将具有某种意义。
这次爱情的主题既非弗里德里克的牺牲，也不是小安妮特的热情。更不是绿蒂的节制，而是美——一种轻浮而又令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的美，它在歌德心中唤起的欢乐和痛苦、自由和束缚、理想和现实等矛盾是那样不可分割地扭结着。这位约20岁的金发姑娘、身材苗条，既有钱又漂亮，似乎具有他在女人身上追求的所有东西——美丽、忠贞、个人精神的魅力，从而使我们26岁的诗人走向另一种生活，走向当地富有的资产阶级社会圈子，走向一种双重身份的精神战争，走进个人关系和社交生活相错综的的《莉莉的花园》。
啊，为什么你把我无法抗拒地
拉进那豪华场面？
我这个好青年，在这荒凉寂寞的夜晚
难道不幸福美满？
我悄然躲进我的小屋，栖身在月色之中，周围的月光阴森恐怖，而我则睡意朦胧；
我于是梦见了纯粹欢乐的
充实的黄金时光，你可爱的形象，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胸膛。
难道我还是
你能使之留在烛光明亮的赌桌旁的人？
难道我还是
你能使之同我往往很讨厌的家伙对坐的人？
春天的鲜花吸引着我，但不是在田地；
天使啊，你在哪里，哪里就有爱情与善意，你在哪里，大自然也就在哪里。
这首名为 《给贝林登》的诗反映了他与莉莉爱情关系中的基本矛盾：对她个人的爱和对她周围上流社会的浮华环境的厌恶和不信任。他曾给奥古斯特写人倾吐自己分裂的苦恼：他无法调和出入豪华上流场所、狂热追逐交际花的公子哥儿和劳动着、挣扎着、向广大的世界敞开胸怀、追求崇高理想的诗人这两反差巨大的自我。每当他置身于以莉莉为中心的社交活动，这种痛苦就更加强烈：发型漂亮的法兰克福议员子弟用嫉妒的眼光注视着客人们庸俗的打情骂俏，正是他的爱情生活的一幅生动写照。歌德深知与自己精神价值格格不入的环境终将毁掉他的爱情和美的理想，曾萌生了与她一起逃到美洲的念头。他与莉莉终于订婚了。为了澄清纷繁的心紊，不久他与施托尔堡兄弟一起同游瑞士，呼吸新鲜空气，结识新朋友，制定新计划，凭吊古迹，甚至到了意大利边境，但脖子上挂着的莉莉赠送的心形项链使他还是走回了家。爱情与束缚、自由与孤独，歌德的两个自我扭做一团。刚回到家乡，莉莉的魅力就完全征服了他。他给奥古斯特再次写信：“9月18日……难道我这颗饱尝欢乐和痛苦的心终于获得了一个所能希翼的使人心醉神迷的幸福，而不再战栗，不再徘徊于天堂与地狱之间？今天吃完午饭我看到了莉莉……已经相对默然，没有一句话可谈。唉，多么想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要是她真的和我视同陌路，我可就失去了一切的希望……激浪！狂风！我被抛过来，抛过去，只有紧紧抓住舵轮·好使自己不至于搁浅。可还是搁浅了，我没有力量离开我的姑娘——今天我的心里重又充满了她……我觉得，庇荫已经从我心上消失、消失。”（《致施托尔堡女伯爵奥古斯特，1775年9月19日》）美毕竟是脆弱的，环境终于断送了歌德平生最华彩的爱情乐章。
一天黄昏，歌德在家里与一个自称克涅别尔的魏玛宫庭的使者相识，此时年轻的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刚好途经这里愿与他结识。于是歌德到旅馆参见这位18岁的君主，相互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歌德感到生活将给他新的机会和勇气使他战胜恋爱的痛苦。他写了一部描写一男二女的三角恋爱的剧本《施泰拉》以排遣苦闷，又动手写作12年后才最后完成的剧本《哀格蒙特》。1775年11月，歌德应魏玛公爵之邀前往人生的又一站。他何时再回法兰克福品味这滚滚狂飚、一抔红尘呢？
魏玛“练政”
1775年11月7日早晨，歌德首次来到魏玛城。这时的魏玛公国是德国许多封建小邦之一，人口不过10万，首都居民仅6000人，赫尔德称之为“介于村庄和宫城之间的地方”。这1年是魏玛公爵亲政的第1年，1758年他的父亲爱伦斯特君士坦丁公爵去世后，曾由母亲安娜·阿玛利亚摄政17年，气象已然不凡。他初掌国政，雄心勃勃地准备干出一番事业，尤其对于文学艺术极力奖掖，小小的魏玛后来竟成为德国文化的中心。初来乍到的歌德自然对此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他与青年公爵情投意合，因此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影响他，通过他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革计划，使自己的才能变为社会现实。这也曾是维特们的理想。1775年11月，歌德给朋友写信，表达了初到魏玛的喜悦之情：
我的生活锋如雪橇向前飞快地滑行，悠然起伏，铃声悦耳。天知道为什么我还注定要经受这种磨炼。它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而万事也将称心如意。（《致约翰娜·法尔默》）
1776年1月22日，他又给这个朋友去信：
如今我已完全陷入所有宫廷和政治纠纷之中，几乎不能自拔。我的处境够有利的了，魏玛和埃森纳赫公国一直是一个舞台，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人是怎样一跃而成为世界大人物的。但是，我并不急于求成，自由与满足将成为新制度的主要条件，尽管我比以往更能就地洞察当今君主统治的污秽不堪的一面。 （《致约翰娜·法尔默》）
歌德的这些话反映了他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他为君主所信任，获得了建功立业，改造社会的机会，能够参与专制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他与宫庭又存在种种矛盾，需要时时抛弃个人自由而作出妥协，这样又可能使他根本就无所作为。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种理想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这也是所谓歌德的“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人格矛盾的现实心理基础。这种矛盾使得他既最迫切需要战友，又最容易引起战友的误解。幸好公爵对歌德的信任是强有力的，送给他郊外别墅；给他父母写信；不顾教会僧侣的反对，邀请赫尔德担任魏玛教区的主教。不久朋友伦茨和克林格尔也到了魏玛。
歌德很快以温文尔雅的举止和天才的魅力驱除了宫廷的敌意。在公爵母亲安娜·阿玛利亚眼里，歌德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她在富蒂尔特有一个文艺沙龙，其领袖人物正是歌德在《神、英雄、维兰特》中批评过的维兰特，当时歌德不满维兰特贬低莎士比亚和古腊艺术，故作了讽刺诗予以讥嘲，也曾使之不快。但歌德“只为公仇，不涉私怨”的态度最终得到了他的谅解。如今相互见面，维兰特对歌德称赞备至，甚至在自己主办的《水星》杂志上发表《献给歌德的颂歌》。凭着维兰特的热情介绍和歌德的巧妙周旋，公爵家庭周围的人很快接纳了他。1776年6月，他以公爵私人顾问的身份作为枢密院参事正式参预国政。但在别人眼里，他不是随公爵出游，就是出席宫廷舞会，似乎跟一个弄臣差不多。
歌德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刚来这儿没几天，不是就有人对他恶语中伤吗？但现在似乎远方的战友也对他疑虑重重，认为他——“狂飚突进”的旗的陷入了封建主义营垒。1776年6月12日克林格尔不得不写信给朋友替歌德解释：“过去和现在，我在这儿每天都发现，关于歌德的事确实是没什么可议论的，事实上，……他忙于政务，并利用这个国家做事情——人们应该怎样来称呼他呢？在此，我想一并告知你，一切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特别是那些传闻纯属子虚，你切不可轻信，姑妄听之而已。歌德深受人们的爱戴，是国家的救主，而公爵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我们从瑞士和其他地方听来的所有消息没有一句实话……” （《克林格尔致E·施来尔马赫》）事实上，歌德“治国安邦”（致默尔克信语）的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提他千方百计推荐战友出任要职，他自己介入国事的程度也日渐加深。
1776年6月，歌德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779年，任军备和筑路大巨；1780年，任枢密顾问；1782年任会计长官，并被提升为贵族。在这段时间里，歌德俨然一名勤勉而干练的行政大员。他整顿奄奄一息的伊尔梅瑙矿山，使之恢复生产；管理交通，修筑道路，取得不凡成绩；任军备大臣时，肩负招募和装备新兵的重任。他还负责监督纺织品的生产，调查国内地质矿藏情况，组织木材贸易，改进消防制度。到他任会计长官，事实上已成为掌管整个宫廷财政和国家预算的财政大臣。歌德的足迹遍及整个国土，亲眼看到自己的思想化为现实，并通过这些繁忙的活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活动风格：由解决具体问题而至于社会制度完美性的思考，而至于决定完美制度的思想观念问题。这倦，他从对于这弹丸之国的繁重职责通向了国家管理这门艺术的桥梁。他学会了这门艺术。
歌德永远学不会的是，不以诗的观点而应以现实的眼光来看待政治。比如歌德发现，他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用于改善行政管理是有效的，但更进一步的计划像皇室领地的分封、减免农民赋税等则成了不折不扣的乌托邦，而且越是推进阻力也越大。他渐渐怀疑对国家机构变革的可能性，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既不愿意无希望地为公国的统治者服务，也无力与其他人（尤其农民和平民）结成联盟推进改革。他常常深居简出，性格越来越孤僻和谨慎，越来越倾向于怀疑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内心生活。
其中一个症象是，歌德有意无意地在疏远自己的朋友们。狂飚突进运动的主将之一克洛普施托克就歌德与公爵的关系上的不当写信来开导，歌德不客气地回信反唇相讥，二人的关系从此破裂；和莱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