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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一段插曲。
再说杜月笙等人来到上海后不久，从重庆等“大后方”前来的国民党各路接收大员也都纷纷来到。于是，上海滩上喧器一时，上演了轰轰烈烈的“五子登科”的丑剧。
所谓五子，是指条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
条子就是金条，当时各路“接收大员”都喜欢以没收汉奸财产为名，带上三五名彪形大汉，到汉奸的住所翻箱倒柜，将大金条查抄一空，以饱私囊，走时从不留收条。有些来头大的“接收大员”还利用匕海黑市黄金比重庆价钱低的行情，将在上海当天抢来或购买到的大批黄金用飞机运往重庆北出，攫取巨额利润。明星的金条被抄光以后，一个“第三战区长官司令专员”张叔平想出了一个夺取汉奸隐匿黄金的巧妙办法。张深请大小汉奸们的恐慌心里，以发倒填年月的委任状和证明书的办法，把许多大小汉奸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地下工作者”，但购买一张委任状起码要黄金五两，据说张叔平在某一天内，就发出了这样的委任状四百七十多张。
重庆“接收大员”抢房子的手段更加直截了当。只要听说某处房屋曾经住过敌伪人员或者驻过兵，他们就先下手为强地霸占下来。当然，他们本身并不需要住那么多的房子，只是利用上海房价暴涨之机，把这些抢来的房子以收取金条的方法转顶出去，从而大捞一把。
抢汽车是当时流行的现象。敌伪人员留下来的新型汽车都被捷足先登的“接收大员”抢光，后来者不甘罢休，则强行要求分赃。“接收大员”、宪兵队长姜公美下手快，抢了“汪公馆”（原汪精卫家）内当时堪称上海最好的一辆豪华轿车。湖沪警备总司令李及兰来迟了一步，便要萎公美把轿车交出来，姜拒不买帐，李深恨之。所以，当时“接收大员”的争车纠纷不断发生。
美貌女子也成了“接收大员”的战利品。不但敌伪人员留下来的女秘书属接收之列，甚至连他们的娇妻美妾也被“接收大员”金屋藏娇。一个滞留在上海的“满洲电影明星”李香兰也被锁进了某“接收大员”的小房子。
“接收大员”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故又有“面子”一说。侵吞敌伪物资以饱私囊都有堂而皇之的借口，如陈立夫说是为了“党费独立”，戴笠提出“军统经费自给自足”。至于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运走大批日伪军用仓库的物资，从此下落不明；上海市长钱大钧秘密提走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大批金条诸事，也各有其“充分理由”。
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精彩表演，造成了“失地收复，人心丧尽”，这不但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强烈抗议，连美国特使马歇尔也为此向蒋介石提出了警告。
迫于舆论，1946年5月，蒋介石终于派出了一个清查团，此时距“大接收”已有八九个月。清查团只把一个小小的上海宪兵队长姜公美抓起来判了五年刑。几个月后，淤沪警备司令部又将姜公美从提篮桥监狱提出，押赴来公园刑场枪决。极为可笑的是，当时与姜公美争车的李及兰竟是监斩官。
面对如此乱轰轰的局面，什么职位也没捞到的杜月笙十分冷静。他决心与命运抗争，如同当年的那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一样，重新威振上海滩。
不久机会来了。戴笠的军统和中美合作所成立了上海联合办事处，杜月笙立刻把自己在杜美路70号的那座新洋房借给戴笠使用。其实，当时戴笠在上海要找一座象他那样的一幢房子，张下嘴就行了，但戴笠为了照顾友情，也为了表示不首先占用敌伪房屋，也乐得使用一下。
从此，杜月笙与戴笠的联系更紧了。
戴笠胜利后负责主持逮捕汉奸的工作，大权独揽，气焰很高。凡是被军统逮捕的人，很少有人能去说情，杜月笙却可以去保释人或请求戴笠暂缓逮捕。他用的办法也留有余地，从不当别人面向戴笠说人情，也很少用电话直接和戴笠谈这些事，当他接受了汉奸家属送去的金条之后，总是找戴笠手下的处长王新衡去说。王新衡一向是代表军统和他联系工作的，是他家座上的常客，通过王向戴去转达，戴笠十次有九次肯买他的交情。
这一时期中，汉奸家属们奔走杜月笙门下的络绎不绝，唯恐他不肯收下金条、美钞，搞得他虽说不是接收大员，却甚过接收大员。
当然，杜月笙也很懂得戴笠的脾气，往往是选择些案情不太重和伪职不太显要，但搜刮却是很多的，才去保释几个，一般的他也是不肯答应的。
就在这期间，从四川又活动到上海来的范绍曾来到了杜公馆。
“月笙兄，我听说，中央现在正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就能发横财。”
“你真的想发横财。”
“你是知道的，这物价飞涨，我那点钱，差不多要花光了。”
“行，你请刘攻芳吃饭，我出面说人情。”
“哪个刘攻芳，是不是敌伪物资管理局局长？”
“不是他是谁？”
“行，这生意我和顾嘉棠、张君生三个人合伙做。”
第二天晚上，范绍曾在上海的家中设宴请刘攻芳吃饭，杜月笙做陪。
酒足饭饱后，刘攻芳正在剔牙，范绍部说：“刘局长，我这段时间手紧，能木能顶座仓库，弄两个钱花花？”
刘攻芳还没有回答，一旁喝水的杜月笙立即插话：“这些东西都抓在他手上，那还有什么话好说？”
刘攻苦笑了笑，说：“的确不是什么大事，你要真想要，就顶一座吧。”
当时，买这仓库不需付现款，只是由范绍曾开的福华银行出了一张期票便妥，完全等于白送。
仓库中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数量品种之多都出乎范绍曾等人的意外。这些仓库从接收后，连清点都没清点过，间仓库管理人员，不但答不出数量，连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
那一次，范绍曾一个人就足足赚了黄金三千多两。
虽说杜月笙与戴笠联系得极其紧密，但他还是受到了来自各对立面的打击。
旧中国教父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二章
由于抗战胜利租界取消，杜月笙在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媒介作用已不复存在，这样，他因失去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庇护，而在国民党那里身价大跌。
继1945年9月初，杜月笙本回到上海就遭到其原先的门生、身兼多项要职的上海头号接收大员吴给谢的攻击后，到9月底，吴绍海又四处放风，在其控制的报纸上放出清除政治垃圾的风声，给杜月笙以难看。10月，吴又断然拒绝由杜月笙和 CC派双重推荐的陆京士任社会局副局长， 同时又指定周英才、陈培德、周学湘、孙以艾、熊华超为工人运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与杜月笙、陆京士争夺对黄色工会的控制权。
同月，宣铁吾来沪就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也公开对报界宣称，“上海是贪官和流氓集中的地方，警察局将集中全力，予以整顿打击。凡青洪帮中人物，本人一律不见，一律不用，”给了杜月笙又一个下马威。
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杜月笙决心反击一下，他把突破口选在了吴绍澍的身上。
这吴给越到底是什么人，还得从前面说起。
1945年8月23日，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吴绍澍到上海赴任，当他们车队驶过市中心时，马路两旁人头济济，人们纷纷向他招手致意，还有一些人“碑哩啪啦”地燃放鞭炮欢还按。吴绍澍神采飞扬，高兴得向窗外频频招手。
吴绍澍曾向杜月笙投过门生贴子，他地道道是杜月笙的徒弟。
抗日战争时期，吴绍澍除在杜月笙为首的上海统一委员会任职外，是上海三青团的首脑，并兼任国民党上海市主委火监察院江苏监察使。日本人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上海出版的中文版《邵闩新闻》的头版头条，日本军方曾刊登通缉令，重金悬赏捉拿吴绍澍，报纸上还印着他清晰的正面头部照片。国民党重庆当局对吴绍澍的成绩颇有赞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945年5月，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吴绍澍即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上海政治特派员和军事特派员，加上原来的国民党上海党部主委、三青团支团部干事长的两个官衔，吴绍澍一共身居五职，可谓红得发紫。
吴绍澍到了上海，决心打出“建设正义的新上海”的旗帜，他要效法蒋经国在江西的作为干一番事业。所以，他首先拿青帮总头子杜月笙开刀，除上述那些行为之外，他还向杜月笙要回了门生贴子，用火烧了。
然而，正当吴绍澍踌躇满志，准备大显神通的时候，一场大祸降临到他身上。
那晚，吴绍澍应邀赴宴。宴会上，作为贵宾的吴绍澍受到了热烈的款待。宴散后，他打道回府，坐汽车回安福路他的寓所鹤园。
汽车驶到鹤园门口，“嘀嘀”响了两声喇叭，鹤园的门马上被打开了。汽车亮着车灯，车轮慢慢地向里面转去。
就在这时，安福路上驶过来一辆汽车，它在吴绍澍汽车后刹车，车窗里同时伸出五支手枪，对准吴绍澍射击，子弹雨点般稠密。一阵扫射后，刺客得胜回朝，坐着汽车飞驰而去，转眼消逝在茫茫的夜色中。
按理，吴绍澍必死无疑，可他却安然无恙地钻出汽车。原来，他坐的是美国产的卡迪莱克防弹保险车。这车是他从周佛海的公馆里“接收”过来的。
吴绍澍察看了一下汽车，只见汽车两侧和尾部都有弹孔。
“好险哪！”他心有余悸地说道。
吴绍澍踏进家门，马上打电话给警察局局长宣铁吾。他把遭受袭击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提高声音说：“一定要迅速破案！”
“我立刻就来！”宣铁吾在电话里说。
不一会儿，宣铁吾坐车赶来了，吴绍澍的亲信毛子佩等人也应召而来。大多数人都认为刺客是杜月笙派来的，可手里又没有证据。
“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认为，”宣铁吾说，“我们应当严密封锁消息，这样有利于侦查破案。”
“这么大的一桩刺杀大案，能保密吗？”有人不相信地反问。
“就照我们警察局长的话办，”吴绍澍说，“务必早日破案。”
吴绍澍料定刺客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于是第二天，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乘火车前往南京，他又坐上飞往重庆的飞机。
宣铁吾真把这大案封锁得滴水不漏。上海滩号称无孔木人的众多记者，居然对此一无所知。
新闻是封锁了，可案子并没有被侦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吴绍澍很快被罢官了。
且说吴绍澍当上副市长后由于刀子太快，受到了诸多政敌的明枪暗箭，告御状的也不少。尽管许多小报告是夸大其辞，甚至是无中生有，可是蒋介石却渐渐有些相信了。
使吴绍澍丢官的导火线，是在1946年春节前的一次迎新春聚会上。当时，吴绍澍从重庆刚回来，虽说案子没破，但他不能不为党国效力。
这次聚会的人主要是工商界人士，是在丽都饭店的大厅里。
吴绍澍正在致开幕词，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涌到台上十几个年青女子，她们有的抱着三四岁、四五岁不等的孩子，有的挺着大肚子，一看就知道怀孕有六七个月了。
“你们要干什么？”旁边的工作人员高声喝道。
“干什么？”一个丹凤眼的美丽女郎说，“带孩子找爸爸。”
“简直是胡闹，这里哪有他们的爸爸。”工作人员正要上前驱赶那些女郎，只见女郎们怀中抱着的孩子都已下到地上。七八个，一起跑上前，抱住笑绍勃的腿，高呼：
“爸爸！”
“爸爸！”
还有个孩子说：“爸爸，你这么长时间不去，我都没有钱买泡泡糖了。”
吴绍澍被这突入其来的场面弄愣住了，很久，才结结巴巴地说；“你们都是谁，我不认识你们？”
“不认识？你当然不认识，你死皮赖脸地把我们搞到手后，见肚子大了，就跑了，你当然不认识。但姓吴的，今天请你睁开眼看看，这些孩子到底像不像你？”一个女郎上前，指着他鼻子这样说。
下面乱起来，很多人盯着那些孩子的脸看一会，又盯着吴绍澍的脸看一会，有些人干脆站起身，伸长了脖子。
吴绍澍看了看那些孩子，说：
“他们一点都不像我！把他们给我轰出去。”
“谁要是把我们碰流产了，他吃不掉兜着走。”
工作人员见这阵势，都吓得退到一旁。
这时，一个挺着肚子的女郎上前，指着吴绍澍说：
“姓吴的，把收我的金条还给我。鬼子刚投降，你就跑到我家，要了十根大条子说是保证没有事。十根大条子给了你，你还硬要我陪你睡。现在倒好，条子你拿去了，我肚子也让你搞大了，但是，我家的人呢，还是让你抓去了！”
这时，下面的人才发现，这个女人原来是沦陷时期伪子虚银行董事长吴名人的七姨太。
大厅里越闹越凶，两个多小时后这帮女人才被哄走，而联欢会也不欢而散。
第二天，上海的十几家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很多记者还去采访了那些女郎，她们有的是沦陷时期的舞女，有的是汉奸的姨太太，都自称吴绍澍曾与她们有过不同寻常的关系。
很快，对立面又把这些情况报告给了蒋介石。
吴绍澍知道，这些全是杜月笙极其手下捣的鬼，但却也来不及调查了。他又气又恼，坐了飞机直奔重庆向蒋介石申诉。可是，他看到的是蒋介石的冷面孔，蒋介石要罢他的官了。
1946年2月，春节刚过，吴绍澍副市长和社会局长的乌纱帽被摘掉。
到了下半年，国民党中央规定，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