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重现铁腕，迅速后转。
一九七六年二月，宣判白雅灿无期徒刑。白在选举前，散发传单，提出二十九项问题，其中最闯红灯的是，要求蒋经国公布财产。
蒋其实没有财产，他自己从不贪污，他如有雅量，大可一笑置之，但当权派认为领袖最神圣，碰到元首的事，此例不可开。以“政治煽动”罪逮捕。
五月，逮捕台籍著名人士颜明圣、杨金海，控以“意图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的罪名，的别判处十二年及无期徒刑。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和另一党外知名人物郭雨新，计划召开“国是会议”。
七月，逮捕黄华，黄是《台湾政论》总编辑，也是“从事颠覆叛乱计划”，判刑十年，其余尚有陈明忠事件，牵连二、三十人，黄妮娜被捕判刑。
政治上，一片萧索，仅剩下“沉默的大众”。
经济上，继续繁荣，保持快速成长，民众归心。
但是，和经国过去所标示的经济理想，相去越来越远，深为知识的子所不满，经济发展中的畸形，大致如下：
．是附庸的初级加工经济体系。认为企业集团缺少独立性，生产的计划和利益完全依赖外资股东的意向为准，对于任何资本的再投资，完全是采商业掠夺的心理，他们只求短期性的商业投资，而很少做计划性的工业长期投资。
．财富过的集中到少数财团手上。财团垄断土地投机买卖，且享有贷款、逃税、制造呆帐等特权。
．“国民平均所得”是假象，带有欺骗性。
诸如经济犯罪、资产外逃、商业投机、财团政治等等，毫无疑问为很多经济学者，以及关心民瘼的知识分子所不满。然而一个尽善尽美的经济政策，又到哪里去找呢？
政治言论受到箝制，改向文学发展，一九七七年八月产生乡土文学之争，论战的声势范围，甚至超过《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的规模。
陈鼓应分析“乡土文学”的来源，是民族自信心和中国意识的觉醒，两个相结合的产物。而此种“民族自信”，又产生自台湾轻工业成长的基础。
作家们“在民族思潮与关心现实的引导下”，摆脱过去书斋式的作品，深入基层，关心民瘼，写农民、渔民、妓女、小生意人、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工作面貌，此类作品统称“乡土文学”或“工农文学”。
它的特点是，写实的、进步的、反杭的，假使不带有色眼镜，当局似无拉警报的恐慌。可是，党官们，神经过敏，竟指“工农兵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提倡了！”《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率先攻击，于一九七七年八月，撰《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发表在《中央日报》，点名批评尉天聪、王拓、陈映真等人，硬说：“乡土文学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危机。”且滥用“阶级理论”，乱舞手中三节棍。
后来，发展成围剿，加入诗人余光中，《中华杂志》的胡秋原，也挺身而出，站到被剿的一边。激辩的重心，由文学的功能，“扩延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推行所造成的诸种社会问题”。
这件论战的本身，殊无意义，但反映出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乱戴帽子、乱打棒子的卑鄙伎俩，以及做贼心虚的歇斯底里症。
“乡土文学”休兵不久，真正使经国胆战心惊的事件发生了－‘冲坜事件”。
有关“中坜事件”起因的分析，众说纷纭，惟以夏宗汉先生的见解，最言简意赅。
“因为缺乏强而有力的反对党，所以国民党不会遭受到有组织的挑战，但是也因为反对力量缺少组织，所以会造成众情激愤，不可控制的中坜暴动。而群情之所以激愤，比以往之更不能容忍国民党办理选举的偏私方式，主因在选民已今非昔比，其主流是属于新生代的青年们。”
夏宗汉认为：
“选民已经因量高而渐渐产生质变。配合了经济起飞、生活改善、都市人口剧增、九年国教、工业取代农业等因素，新生代本身具备了欧美国家群众对民主的热情。而在外交挫败，内部代沟日趋严重之时，新生代群众把政治上要求改革的热情灌注于选举之中。”
但国民党领导阶层，非但忽视这一新形势，锐意革新，加速开导，且顽强抗拒，蛮干到底。
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七年的十一月十九日。原是国民党籍的许信良，因国民党拒绝提名他为桃园县长候选人，宣布脱党。他的对手欧宪瑜，曾任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职员，欧的经历，显然，在人民心目中会产生反面的影响。
国民党方面，为了面子问题，势在必得，辅选单位，使尽各种非法手段，包括舞弊、警察干涉监察员等。许信良当仁不让，采用麦高文的手法，发动千名青年义务助选员，组织选民。
两股势力，相互加压，终于爆炸。
十一月十八日晚间，传出支持欧宪瑜的流氓以暴力向许信良竞选队伍寻衅的消息，情势已达沸点。
出事当天十点半，两位老人，进入二一三号投票所投票。
负责监选的主任，走近圈票处“你们怎么用印章盖啊？不懂怎么投，为什么不问人？”
“这里又没有人，要问鬼咧！”
范姜新林（监选主任）手伸过去说：
“这个可以投，这个也可以投，还有这个也可以投……”＇10＇
这位监选员，明显的是在作弊，被许信良的人马抓住，送往警局，类似的案件，亦在它处发现。于是，人心忿忿不平，人潮鼎沸，警察局成为庙会场所。
群众包围警局的消息，不胫而走，警方只好请林正杰帮忙驱散群众。林大声喊着：“请大家散开，这里的事，我们用法律解决！”
群众的回报却是一片嘘声和叫喊声：
“法律有什么用？”
“法院是他们开的，法律是他们的！”
“没法啦！到处在作票！”＇11＇
政府的威信，法律的尊严，证明在群众心目中，荡然无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选举舞弊的事例，实在不胜枚举，把人心丧尽了。四点左右，群众再难耐心头怒火，开始攻击中坜分局大楼的玻璃，欢呼声、呐喊声，闹成一团。
警局外面的封锁线，发生警民冲突，且越来越激烈，警察抵不住人群的冲击，退到围墙里层，警车因而为群众占有，敲敲打打，视作玩具。
五点过后，保警总队的镇暴大卡车开往出事地点，大约在离分局三十公尺处，被群众团团围住，不久四轮朝天。
天黑以后，所有在场的警车，全都翻倒。七时左右，的局楼下办公室的器物全被捣毁，增援来的保安警察开瓦斯枪了，此时群众已达万人，中央大学的学生江文国，中枪死亡。
这个场面，和“刘自然事件”群众打美国大使馆的热烈火躁，有过之而无不及。
夜晚十点稍过，载满全副武装军人的军车自龙冈方向开往出事地点，群众向兵士喊话：
“老百姓的事，军人不要管！”
“选举不公平，你们知道吗？”（12）士一点半以后，中坜警局为群众点火焚毁。
一许信良共得票二十二万张，他的对手十三万张，许为了避嫌，群众骚动时，前往台北。
很明显地，国民党咎由自取。即使开票当晚，新闻机构，如能及时公布选情，警局化为灰烬的结局，即可避免，但电视台奉命予以封锁。
国民党军警，在整个事件演进的过程中，奉命不开枪镇压，是经国的高明处，否则，内部省籍间的和平相处，将不可能，进一步元气大伤，影响到安定团结。
二十七年来，国府最大的炫耀是政治安定。紧邻南朝鲜，学生游行示威；南越为僧侣所困扰，疲于奔命；经济发达如日本，不时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惟独台湾，归功于戒严法，和严密的特务统治，“西线无战事”，国泰民安。“中坜事件”骤然触发，国民党的上层，慌了手脚，其中不免有些保守的元老派，责怪经国，认为这是七十年的初推行革新运动的后遗症，他们认为，假使蒋先生还健在，这个“二二八事件”的重演，决不可能。
国民党的统治，向以三种力量—军队、党、特务为支柱。但特务们面对汪洋大海的人民群众时，一无作为，借重军队，军队中士兵的组成分子，台湾占百的之八十以上，要他们镇压自己的同胞，宁可抗命，不愿开枪，强烈反映出军队只能对外，不能对内。在此特殊的情形下，军队失去作为专政工具的功能。
受许信良当选的鼓励，全省地方势力普遍上升，一股新的参政热潮，蔚为风气，由县市长到县议会，很多新生代的人物，投身问鼎，造成一九七八年的选战高潮，党外声势，驾临执政党之上。
“中坜事件”肇因于提名制度有偏差，党工干部，只图私利，私而害公，选举过程中，利用各种严苛的条文法规，和非法手段，压制党外候选人，所以闯下大祸。国民党在沉痛教训之余，不得不采取措施，挽回颓势，因而，奠定未来比较公平选战的基础。
限于法规，不准组党，但党外人士，仍旧以政团形式出现，如“党外总部”。彼此沟通、联合，拟定战略战术，并同时对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加以深入探讨、抨击。
一般认为是国民党内的开明派李焕，调离组织工作会主任一职，改由军守的王任远出任，王曾任司法部长，参与一九七五年，中央民意的表增补选的决策领导者之一，得以从龙，说明国民党内部的人事组织，因“中坜事件”，作了新的调整部署。
“中坜事件”发生不久，第六届总统副总统选举期近。
前面五届，锣鼓打得再热闹，剧情单调，观众未进剧场，早知情节发展，即使南京那一次，除了孙科、李宗仁那场副总统肉搏战，打得真枪真刀，热闹非凡，台上死拚，台下鼓掌外，总统一职，选而不竞，走个过场罢了。
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下台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象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第六届总统选举，严家淦鞠躬下台，早成定局，经国出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为大势所必然。剩下的是，如何把这出戏演得更紧凑，更有戏剧效果。
海内外通电拥护，自不在话下。党内提名那天，经国故意回避，避到金门。妙的是，向全体中央委员竭力推荐经国出任总统候选人的，正是严家淦总统。
经国接受提名后，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候选人。谢先生出任台湾省主席，过去做过省议会副议长．议长，虽然是台籍，在大陆的时间甚久，且是位好好先生。由谢担任副总统，对外，改变观瞻，杜绝海外台独的子攻击国民党专政的口实；对内，国民党政权正走革新之路，逐渐将统治权移交台籍人士，削弱新生代夺权的号召。
台湾台湾化，蒋先生在世，匪夷所思。高玉树出任台北市长，为情势所迫，是难得的例外，但省主席一职，到陈大庆为止，均系大陆籍的军政人员，亦是公职选举，所以只到乡镇县市长为止的主要理由。
经国组阁，派谢东闵出任省主席，张丰绪台北市长，是一大突破。现在，再迈大步。充的显示小蒋的弹性，攘外先安内的办法。
行政院长，任命孙运璇，副院长邱创焕，同是大陆、台湾，一正一副。万一，经国任内病故，谢东阂接任总统，不过是另一位严家淦，实权操在孙运璇手里。
国民大会诸公，过去一直担心，经国接棒，可能顺从民意，废除这些已老的的中央民意代表，作戏剧性的政治革新。因遵从四项坚持（“中华民国宪法所制定的国体绝不改变”为其一），一切如前，他们自乐意投桃报李，在毫无留难的情况下，投经国一票。使他获高票当选。
环顾现状，经国接班，为大势所趋，全岛上下，几乎无人具备和他较量权力的条件，这是人治社会的通病，非台湾一地为然。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蒋经国先生终成为中华民国宪法上的第三位总统。距离一九三八年，他初次从政，整整四十年，亦如孙中山遗嘱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那么漫长。
据曹聚仁说，若干年前，经国给一位朋友的亲笔信上，曾有“共图大业”一语，那时候，曹教授为之不解。保住蒋先生的江山，在台湾大放异彩，局面虽小，毕竟还是大业已成。假使，圈子没有缩那么小，蒋先生一九四九年后，仍坐镇南京，以中国幅员之大，政情之复杂，不仅经国大业，可能仅止于主席（省）、部长，蒋先生是否能做终身总统，却很难说呢？
然而，大器晚成，未免太晚，几乎从他当副部长那天起，过去隆中高卧的日子，一去不复还矣。就职总统那天，各国道贺的使节，少到不足二十人，且都是无足轻重的中南美小国，场面实在非常凄凉。
台北希望卡特政府能派位特使，为这位打打气。美国究竟是国府最重要的支柱，白宫装糊涂，已使台湾感到很难堪，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竟于台北盛曲当天，飞往北京，一叶知秋，夫复何言！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保证，“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关系正常的路上的残余障碍。”那已是明显不过的征象，台北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日暮途穷，连诸葛亮再世，都无法挽回了。经国自华府接获的报告，仿佛若无其事，但总觉得是危言耸听。
靠做翻译起家的沈剑虹大使，就乐观得很，根据一位记者的报导，错误估计了形势。
“美国方面并未认真的以这三个条件，作为中共所提与美国建交的三条件的‘反建议’。中共的三个条件是－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所有的美军人员及设施。相反的，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卡特通知中共的一种方式，后者不必真正作任何让步．只要静坐等候，美国自然会接受他们的条件”。＇13＇
另外一个，他持以乐观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