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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医不是科学的人所持的标准是现代科学的标准。如果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标准来衡量，不但中医不是科学，古代西医也不是科学，古代东西方均没有科学。把科学狭隘为“现代科学”，把医学狭隘为“现代医学”，这种划分方法等于抹煞了科学（医学）的起源。实际上，医学显然不是到了近代才突然产生的，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医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童年的幼稚、青年的壮大，中年的成熟，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医学又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首先是一种文化，它的存在和发展要受到文化的影响，是与一定时期、一定民族的文化相关联的，这使得医学具有了多元性的特征。
1．医学发展的阶段性——时间上的多元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医学有着不同的特征，古代医学带有经验色彩和自然哲学特征，中、西医学概莫能外。从两种医学的典定性著作《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便可看出古代医学“基本上处于现象的描述、经验的总结和猜测性思辩阶段”（引文）。近代以来，西医学脱离了自然哲学母体的怀抱，走上了实验科学的发展道路，用解剖、实验、分析、定量等还原的方法来研究人体、治疗疾病，从而形成了机械论生命观和生物医学模式。现代医学在不断分化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综合，又重新开始强调人体的整体性、有机性和动态性，并力图克服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认识人体，治疗疾病。可见，医学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医学不可能是医学发展的终结和惟一形态，它只是医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未来医学又将会有与现代医学不同的特征。因此，如果把医学某一阶段的特征当作医学的惟一特征，当作衡量一切医学形态的标准，显然是不合理的。
2．医学的民族性——医学文化多元性的表现。不同民族具有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科学传统。中西医学分别诞生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土壤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对医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影响着医学对象和方法的选择，而且制约着医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可以说，中西医学范式的差异本质上是不同文化模塑的结果。尽管其他自然科学近代以来淡化了民族性，成了“世界科学”，但医学对象和医学性质的特殊性使其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些民族性，这些民族医学在现代医疗体系中扔占有一席之地，至今仍然发挥着现代医学无法取代的作用。如果用一种医学去取代另一个，改造另一个，那就意味着无视不同民族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忽略了另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否认了传统医学的现代价值。用现代医学来取代中医，实际上是“西方科学中心主义”在医学领域的表现。
3．医学认识的相对性——医学认识多元性的表现。中西医学尽管面对同样的人体和疾病，但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它们从各自不同的层面上总结出了不同的医学理论，并利用了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来进行治疗疾病，增进健康，两种医学范式具有较大程度的“不可通约性”。两种认识都具有相对性，都有自身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所以不能简单、绝对地用优劣、高低、先进与落后等价值标准加以评价。尽管现代医学采用实证的方法，已经揭开了人体许多奥秘，并成为当代医学的主流。但现代医学也不是万能的，在应付身心疾病和现代文明病方面，在解释心理精神现象方面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都表明现代医学需要完善和补充，而中医学在这些方面又的确有优势。显然，试图用现代医学来代替中医学，实际上是无视了医学认识的相对性，无视了中医学的现代价值。
4．医学评价标准的多元性。医学是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以治疗疾病和增进健康为目的的。与其他自然科学相比，无论是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还是在价值观念、量效标准上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医学不仅仅是科学”，它不仅是探索人体和疾病的真理性认识，同时也是一门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的技术，甚至还是一种具有鲜明人道主义色彩的“仁术”，医学是科学、技术和仁术三者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医学的评价标准也应是多元的，不仅要从客观性、真理性方面去界定，也要从实用性、有效性方面去衡量，乃至要从人文性、人道性方面去评判。现代医学用实证的手段，打开人体一个又一个“黑箱”，已深入到了分子水平，对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疾病的本质和规律有了比较客观和精确的认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但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仍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已经找到了明确的病因病理，但却未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技术和手段。中医学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丰富的临床经验、治病方药和保健方法，对许多疾病，特别是现代医学棘手的疑难杂证，如心脑血管、肿瘤、免疫性、代谢性、心身性复杂病症及病毒感染等疾病能够起到不同程度的治愈、控制和缓解作用。尽管中医对其治愈疾病机理的认识还比较粗糙，“科学性”不足，但在控制和治愈疾病，增进健康的医学目的上无疑是成功的。临床经验和技术的有效性是中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石，在这个层面上与现代医学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否定中医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中医临床的有效性，违背了医学评价标准的多元性。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体的健康和疾病，而是人体一个复杂的客体，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既有生理特征，又有心理特征。随着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单纯的科技定位局限性日益暴露，特别是在医学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一元主义的冲击性下，医学人文精神失落了，医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了，现代医学成了“单向度”的医学。因此必须对医学进行重新定位，用医学的文化定位来丰富和补充医学的科技定位，使得医学真正成为“人”的医学。中医具有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医乃仁术”中就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的、德性的人道主义的爱心和济世精神，中医本身就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科学主义和一元主义将中医这一复杂的文本给误读、简化、肢解了，中医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冷落一边，甚至遭遇批判和抛弃。因此，将科学、技术、人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融合，从科学、技术、人文多向维度来审视医学是21世纪医学工作者应有的视角，而中医学人文精神的挖掘与提升将为现代医学视角的转换提供新的启示。
二、多元文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中西医学的差异从内在本质上看是中西医学方法论的差异，于是有学者认为中西医学的差异是系统整体论与分析还原论的差异、生成论与构成论的分别、模型论与原型论的不同。那么，不同的医学方法论之间是否有高低之分、优劣之别；医学方法论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在其名著《反对方法》中提出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与传统一元惟我独尊的方法论原则相反，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方法论允许采用一切方法，容纳一切思想，反对传统方法论原则的惟一性、普遍性，反对传统方法对其他方法的排斥和打击。他强调不存在什么惟一的规范的方法论；一切方法和规则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都不是普遍的标准；都有其局限性。费氏的方法论原则不是反对一切科学方法，而是旨在反对那些僵化的、“普遍”实用的方法，反对把仅仅在一定范围实用的方法教条化，并推广到一切领域和时代，脱离历史和现实的传统方法论思想。他主张的是开放型的、自由创造型的、具有生命力的、能够适应历史变化的、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能够最终有效地揭示外部世界深藏着的秘密的方法。费耶阿本德的结论是：现实的科学比人们所料想的更接近多元论，只有方法上的多元论才能“导致真理”。尽管费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和相对主义的不足，但其多元主义方法论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我们理学方法论的多元性以及中医的发展道路的选择有所启迪。
由于生命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企图用一元的方法揭示人体和疾病所有奥秘的努力必将失败。近代以来，西医学采用了还原论的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随着医学的发展，还原论方法的局限暴露无疑。而中医方法论重整体、联系、动态、功能、直觉的有机整体论方法更加契合生命的本质。德国汉学及中医理论和方法论教授满晰驳在谈到中西科学和医学方法论时强调，“我们应当习惯于这样的观念：它们是沿着不同的道路朝着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这同一峰顶攀登的两支不同的队伍。显然，为了达到同一目标—理性对确定的经验事实的惟一定义，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道路）”（引文）。中西医学方法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二者只有通过互补并存的方式方能有利于医学的发展。试图将用还原论方法来研究和展中医当成是中医研究和发展的惟一道路和选择，无疑是在否定中医方法论的现代价值，是有悖于医学方法论的多元性宗旨。
21世纪中医的发展必须走出科学主义和一元主义的阴影，确立医学多元主义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和发展论的观念。“我们应当宽容地理解医学，从多元的角度来看待医学，而不应当将那些未能得到实验证明，未能上升到现代科学水平的医学逐出医学之外”。宽容地理解医学，不仅仅指现代医学对传统医学的宽容，而且也包括对中医发展各种道路和模式的宽容。20世纪中国医学的一元主义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中医的发展道路也应是多元的、多维的。在中医发展模式上，目前主要存在着三个方向：传统中医、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在目前现代医学和中医发展的现实条件下，任何一种孤立的发展模式都不足以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医的特色和优势，而各种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互补和竞争将形成中医发展的重要机制，有利于中医的发展。
21世纪将是多元文化并存与互补的世纪，随着“欧洲文化中心论”的终结，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将被重新发现。21世纪将是东西方文化汇合的时代，将是中国传统思想大放异彩的时代，21世纪的中医学将有希望与中国文化共同回归到多元的世界，继续为人类的健康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奇方偏方秘方等之琐谈
其他 中医常识
过去读《红楼梦》，见贾宝玉为林黛玉开药，开出一副古怪的方子，其中主要的药是古坟中富贵人头上戴的珠子。贾宝玉小小年纪，居然精于方药，这当然是小说家曹雪芹给他的本事。据红学家们讲，读《红楼梦》就是读百科全书，你想知道的知识，里面都有，如果不信，你试读一下里面的菜肴，马上就能够知道茄子怎么做得不像茄子，从而拥有广博的烹调知识。至于“政治家看见排满”云云，那自然是要让热衷政治学原理的人去读了。我自己则很想从《红楼梦》里读出医学来，但贾宝玉的药方却让我怀疑医学必不能像做鸡汁茄丁那样简单。怀疑的理由在哪儿，我也说不清楚。
考真珠（珍珠）入药，并不奇怪，真珠“入厥阴肝经，故能安魂定魄，明目治聋”，可知是常用药物。但用古坟里死人头上的真珠，总是有点出奇了。《本草纲目》的著者李时珍也特别说明：“凡入药不用首饰及见尸气者，以人乳浸三日，煮过……”似乎李时珍的时代，医家一般都要用死人头上的珍珠，功效大概比新鲜真珠强。贾宝玉一定读过李时珍这部士大夫人人皆读的药典，但从治疗林黛玉“先天生的弱”这种内症来看，未必照搬药典，而是独出心意。“医特意耳”，贾宝玉不但懂得，而且还是长于创“意”的主儿，他想到黛玉身上的阴气太重，所以必要用墓穴里浸淫了多年阴气的珠子做主药，才能以阴化阴。不要以为贾宝玉随便说着玩，他对林小姐可不敢乱来，合府上下也都拿他的话当真呢。合成这副药，按说在贾府是没问题的，但林小姐是否服它，小说未作交代，我们也不必追究。
倒是联想到南朝医人徐嗣伯类似的故事。《太平广记》描写徐嗣伯，也是一个善于用坟墓中物作奇方的人：
徐嗣伯字德绍，善清言，精于医术。曾有一妪患滞瘀，积年不瘥，嗣伯为之诊疾，曰，此尸注也，当须死人枕煮服之，可愈。于是就古冢中得一枕，枕已半边腐缺，服之即瘥。后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众医不疗，以问嗣伯，嗣伯曰，此石蚍耳，当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语煮枕以服之，得大利蛔虫头坚如石者五六升许，病即瘥。后沈僧翼眼痛，又多见鬼物，以问之嗣伯，曰，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疗之俱瘥，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促之魂气飞越不复附体，故尸注可瘥；石蚍者，医疗既僻，蜕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除，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魉，应须邪物以钓其气因而去之，所以令埋于故处也。晏深叹其神妙。
看徐氏药方之奇，贾宝玉却又有大不如了。说起来名医不容易做，但如徐嗣伯却有何难哉，只要把死人枕拿来反复使用就是了。徐氏的时代，士大夫和道家的清谈之风早已吹进了医学，所以医人中像徐氏论药这般玄论，正是彼时的一种时尚。医学向玄理方向演变，恰恰需要徐嗣伯这样的人的推进；而药之一道至此日渐背离了它的固有物性，超出人们的常识和知性范围，变得奇异玄深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