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据。对新的确认证据的这种寻求是完全容许的。科学家们凭空得出幻想，然后有高度选择性地猎取符合这些幻想的事实。这一过程可以说是“科学创造其自己的宇宙”的过程（只要记住这里是在一种刺激性的、特有的意义上使用“创造”这个词的）。一派杰出的学者（得到富有社会的支持以筹措几项计划周密的检验的资金）可能成功地推进任何幻想的纲领，或者相反，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能成功地推翻任何任意选出的“业经确立的知识”的支柱。
这种方法会使独断证伪主义者惊慌失措。他将看到，被牛顿的“业经证明的科学”的胜利所埋葬的贝拉明工具主义又死灰复燃了。他将指控精致证伪主义者是建造专横的、强行一致的鸽笼体系并强迫事实进入这些鸽笼体系。他甚至可能把它说成是詹姆斯拙劣的实用主义与柏格森唯意志论的那种邪恶的非理性的联盟，这一联盟一度被罗素和斯特宾所战胜，现在又复活了。但我们的精致证伪主义将“工具主义”（或“约定主义”）同一坚强的经验主义要求结合在一起。中世纪的“现象拯救者”如贝拉明，实用主义者如奎因，柏格森主义者如勒鲁瓦，都不曾懂得这一要求：这就是莱布尼茨－休厄尔－波普尔要求，即周密计划的鸽笼体系的建造必须大大快于准备装在其中的事实的记录。只要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我们强调富有想象力的研究纲领作为发现新颖的事实和作出可信赖的预测的“工具的”方面，还是强调这些纲领前后相继的形式的假定为增长的波普尔式的“逼真性”（即真理内容与谬误内容之间所估计的差），就无关紧要了。这样，精致证伪主义便将唯意志论、实用主义以及实在论的经验增长理论的最好的成分结合起来了。
精致证伪主义者既不站在伽利略一边，也不站在贝拉明大主教一边。他不站在伽利略一边，是因为他声称我们的基本理论可能都是同样可笑的，而且在神看来，同样不具有逼真性。他也不站在贝拉明大主教一边，除非贝拉明大主教同意科学理论到头来仍能导致真理性越来越多、谬误性越来越少的推断，而在这一严格的专门意义上，可能具有不断增长的“逼真性”。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第二章
科学史及其合理重建
导言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本文以康德这一名言的意思为提示，拟说明科学编史学与科学哲学应该怎样相互学习。本文将论证：（a）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作出合理的说明；（b）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C）对历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经验的（社会－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
规范的－内部的东西与经验的－外部的东西之间的重要分界对每一种方法论来说各不相同。内部编史理论与外部编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决定了历史学家对问题的选择。但外部历史的某些最关键的问题只能根据自己的方法论来阐明；如此定义，内部历史便是首要的，而外部历史只是次要的。实际上，鉴于内部（而不是外部）历史的自主性，外部历史对于理解科学是无关的。
1 竞争的科学方法论；合理重建作为历史的指导
在当代科学哲学中，流行着好几种方法论；但它们都与十七世纪甚至十八世纪中人们所理解的“方法论”大不相同。当时人们希望方法论能给科学家提供一本机械的规则薄以解决问题，边种希望现在已放弃了：现代方法论，或“发现的逻辑”只是由一些评价现成的已经明确表达出来的理论的（可能甚至不是紧密结合的、更不是机械的）规则组成的。这些规则或评价体系，还常常作为“科学合理性的理论”、“分界标准”或“科学的定义”。当然，在这些规范规则的立法范围之外，有经验心理学和发现的社会学。
现在我来概述四种不同的“发现逻辑”。每一种发现逻辑在决定（科学地）接受及拒斥理论或研究纲领的规则上都有其特点。这些规则早有双重作用。首先，它们起着科学诚实性的法典的作用，这一法典是不容违背的；第二，它们起着（规范的）编史学研究的硬核的作用。我想集中谈一谈的是它们的第二个作用。
（
a）归纳主义
归纳主义是最有影响的科学方法论之一。归纳主义认为，只有描述了确凿事实的命题和由确凿事实无误地归纳概括出来的命题可被接纳到科学体中来。归纳主义者接受一个科学命题时，是把它当作已经证明的真命题而接受的；若非已经证明，他便拒斥这一命题。他的科学严密性是严格的：命题要么必须由事实证明，要么必须由其他已经证明的命题演绎地或归纳地导出。
每一种方法论都有其特定的认识论问题和逻辑问题。例如，归纳主义必须毫无疑问地确立“事实”（“基本”）命题的真理性和归纳推理的正确性。有些哲学家过分专注于自己的认识论问题和逻辑问题，以至于从来都没能对实际历史发生兴趣；如果实际历史不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甚至会轻率地主张我们整个的科学事业应重新开始。还有一些人不加考虑地采取某种不成熟的方法，以解决这些逻辑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他们致力于历史的合理重建，却未意识到他们方法论的逻辑－认识论的弱点（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归纳主义的批评主要是怀疑论的：与其说这种批评在于揭露一个命题是虚假的，不如说在于揭露它是未经证明的，即伪科学的。当归纳主义的历史学家撰写一门科学学科的史前史时，他可能大大地依赖这种批评。并且，他经常借助于某种“外部的”说明，如关于天主教教会的阻碍影响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来说明早期黑暗时代——人们沉溺于“未经证明的观念”的时代。
归纳主义的历史学家只承认两种真正的科学发现：确凿的事实命题和归纳概括。这些，而且只有这些，才构成了他的内部历史的支柱。一写历史，他就要寻找这类命题和概括－要找到这些是相当困难的。只有当他找到了这些，他才能动手建造他那美丽的金字塔。革命在于揭露（非理性的）谬误，然后就将谬误从科学史驱逐到伪科学史中，驱逐到纯信仰的历史中；在任何领域中，真正的科学进步都开始于最近的科学革命。
每一种内部编史学都有其独特的成功典范。归纳主义编史学的主要典范是开普勒对第谷·布拉赫的周密观察所做的概括；牛顿又通过归纳概括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现象”而发现了自己的万有引力定律，安培通过归纳概括自己对电流的观察而发现了电动力学定律。近代化学也被一些归纳主义者认为实际开始于拉瓦锡的实验及他对这些实验的“真实说明”。
但归纳主义的历史学家提不出一个合理的“内部”说明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最初的实例中选择了某些事实而不选另外一些事实。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非理性的、经验的外部问题。作为一种“内部的”合理性理论，归纳主义与许多不同的补充的经验的或外部的“问题－选择”理论是一致的。例如，粗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问题－选择”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这同归纳主义是一致的；实际上，有些粗陋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科学史的主要阶段同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等同起来。但是，事实的选择不必由社会因素来决定，它可能由科学之外的知识影响来决定。有一种“外部”理论认为，问题的选择主要是由先天的或任意选择的（或传统的）理论（或“形而上学的”）框框决定的，归纳主义同这种外部理论也同样是一致的。
有一种激进的归纳主义，它指责说，一切外部影响，不论是知识的、心理的、还是社会的，都造成了不能容忍的偏见：激进的归纳主义者只允许空虚心灵的〔任意〕选择。激进归纳主义反过来又是一种特殊的激进内部主义。后者认为，一旦发现对一个科学理论（或事实命题）的认可受到某种外部影响，就必须撤销自己的认可：证明了有外部影响，就意味着认可是无效的。但是，由于外部影响总是存在的，因此激进内部主义是乌托邦，而且，作为一种合理性的理论，激进的内部主义自己摧毁了自己。
为什么一些大科学家高度评价形而上学，甚至，为什么他们出于在归纳主义者看来十分奇怪的原因认为他们的发现是伟大的？当激进归纳主义的历史学家面对这个问题时，他就会把这些“错觉”问题交给心理病理学去解决，也就是说，交给外部历史去解决。
（
b）约定主义
约定主义允许建立任何把事实组织成某种连贯整体的鸽笼体系。只要可能，约定主义者便永远不想触动这种鸽笼体系的中心：当由于反常入侵而出现困难时，他只是变更一下外围阵容，并使其复杂化。但约定主义者并不认为任何鸽笼体系是被证明为真的，而只认为它是‘约定为真的”（甚至可能认为既非真又非假）。革命的约定主义认为不必永远坚持一个给定的鸽笼体系：如果这一体系笨拙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而且如果有人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体系来代替它，就可以放弃这一体系。这种约定主义在认识论上，尤其是在逻辑上，比归纳主义要简单得多：它不需要正确的归纳推理。真正的科学进步是累积的，发生在“已经证明的”事实基础层的；理论层的变化只起工具的作用。理论“进步”只在于方便（“简单性”），而不在于真理内容。当然，也可以在“事实”命题层上引进革命的约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事实”命题是根据决定，而不是根据实验“证明”。但这样，如果约定主义者要坚持认为“事实”科学的增长与客观的事实真理有关，他就必须在他的科学游戏规则之上发明某种形而上学的原则。否则，他势必要陷入怀疑主义或至少某种激进的工具主义。
（澄清约定主义与工具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约定主义依赖于这样一种认识，即错误的假设也可能有真实的推断；因而错误的理论也可能有巨大的预测力。因此约定主义者不得不正视对错误的竞争理论进行比较的问题。他们大多数人把真理和真理的表征混为一谈，并意识到自己持有某种实用的真理理论。波普尔关于真理内容、逼真性和证认的理论最终为一种在哲学上完美无缺的约定主义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有些约定主义者没有受过足够的逻辑学教育，因而不能认识到，有些命题虽未被证明，但可能是真的；有些命题具有真实的推断，但可能是错误的，还有一些命题是错误的，但又近似于真。这些人选择了“工具主义”：他们认为理论既不真又不假，只不过是预测的“工具”。这里所定义的约定主义是一种哲学上健全的见解；而工具主义则是它的一种退化的形式，它建立在由于缺乏基本逻辑能力而引起的哲学混乱的基础上。）
革命的约定主义是作为柏格森主义的科学哲学而问世的：口号是自由意志和创造力。约定主义者的科学道德法典没有归纳主义者的那样严格：它不禁止未经证明的臆测，允许围绕着任何虚构的观念建立鸽笼体系。而且，约定主义不给被放弃的体系贴上非科学的标签：科学的实际历史中被约定主义者认为合理的（“内部的”）部分要比归纳主义者认为合理的部分多得多。
约定主义历史学家认为，重大发现基本上是新的更为简单的鸽笼体系的发明。因而，他总是对简单性做比较：鸽笼体系的复杂之处及其被较简单的鸽笼体系所革命地取代，便构成了他的内部历史的支柱。
在约定主义者看来，科学革命的范例是哥白尼革命。约定主义者竭力证明拉瓦锡革命和爱因斯坦革命也是用简单的理论取代笨拙的理论。
约定主义的编史学不能合理地说明为什么人们在最初的实例中选择了某些事实，或为什么在各个鸽笼体系的相对优劣尚不明确的阶段，人们便试用了某种特定的鸽笼体系而不是其他的鸽笼体系。因此，约定主义同归纳主义一样，与各种补充性的经验的一“外部主义的”纲领是一致的。
最后，约定主义的历史学家象他的归纳主义同事一样，经常碰到“错觉”的问题。例如，约定主义认为大科学家靠他们想象力的激发而得出理论是“事之常情”，那么，为什么他们常常声称他们的理论是由事实推论出来的呢？约定主义者的合理重建与大科学家本人的重建常有出入——约定主义的历史学家把这些错觉的问题交给外部主义者去解决。
（
C）方法论证伪主义
当代证伪主义是作为对归纳主义和迪昂派约定主义所作的逻辑－认识论的批评而出现的。批评归纳主义的根据是，它的两个基本假定，即可由事实“推出”事实命题的假定和可以有正确的归纳（增加内容的）推理的假定，本身就未被证明，甚至可以证明是谬误的。批评迪昂的根据是，对直觉简单性进行比较只能是一件主观趣味的事情，而且这种比较过于含糊、以至于无法以此为根据作出任何严格的批评。波普尔在他的《研究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证伪主义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是另一种革命的约定主义：其主要区别在于它允许约定接受的是事实的、时－空上单称的“基本陈述”，而不是时－空上普遍的理论。按照证伪主义者的道德法典，只有当可以使一个理论同一个基本陈述相冲突时，该理论才是科学的；如果一个理论同一个已经接受的基本陈述相冲突，就必须淘汰该理论。波普尔还指明了一个理论要具备科学的资格所必须满足的另一个条件：它必须预测新颖的事实，即根据先前的知识所不能预料的事实。因此，若提出不能证伪的理论或“特设的”假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