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节所示，尽管我高度重视波拉尼、费耶阿本德和库恩对现有的（“内部主义的”）方法论所作的批评，但我得出的结论与他们的结论完全不同。我决定寻找一种经过改进的、可作出更好的科学合理重建的方法论。
费耶阿本德和库恩反过来立即试图对我改进过的方法论进行“证伪”。不久我便不得不承认，至少在本节所述的意义上，我的方法论（而且不论何种方法论）也可以被“证伪”，原因很简单，人的一系列的判断不可能是完全合理的，因此，任何合理重建都不可能与实际历史恰好重合。
认识到这一点，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建设性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方法论作为历史的合理重建可以得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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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历史（在不同程度上）证认了它的合理重建
我想分两步提出我的建议。首先，我要对刚才讨论过的证伪主义的编史学无标准稍做改进，然后用一个更好的标准完全取代它。
首先是稍做改进。如果一个普遍的规则与一个特殊的“规范的基本判定”相冲突，应该给科学团体以时间来考虑这一冲突：他们也许会放弃自己的特殊判定，服从这个一般的规则。“二阶”证伪即编史学的证伪不应比“一阶”证伪即科学的证伪更匆忙。
其次，既然我们已放弃了方法中的朴素证伪主义，为什么还要在元方法中坚持它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代之以二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代之以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一方面我们坚持一个合理性的理论必须尽量以普遍的、首尾一致的框框将基本价值判定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我们不必只是因为有某些反常或其他的矛盾而立即拒斥这样一个框框。当然，我们应该坚持，一个好的合理性理论必须预见根据其先行理论预料不到的进一步的基本价值判定，甚至必须对先前持有的基本价值判定作出修正。可见，我们拒斥一个合理性的理论，只能是因为有了一个更好的合理性理论，只能是因为有了一个在合理重建的研究纲领的序列中，在这一“准经验的”意义上体现了进步转换的合理性理论。因此，这一新的更加宽容的元标准使我们能够比较竞争的发现逻辑，并看出“元科学的”方法论的知识的增长。
例如，不必仅仅因为波普尔的科学合理性的理论遭到了重要的科学家们某些实际的“基本判定”的“证伪”而拒斥它。而且，根据我们的新标准，波普尔的分界标准比它的辩护主义前辈，尤其是比归纳主义，有了明显的进步。因为，与先前的那些理论相反，波普尔的分界标准为被证伪的理论，如燃素说，恢复了科学地位，从而纠正了一项价值判定，该价值判定一度干脆将燃索说从科学史驱逐到了非理性信念的历史中。波普尔的分界标准还成功地恢复了玻尔－克雷默斯－斯莱特理论的名誉。多数辩护主义的合理性理论认为，科学史至多不过是某些未来的科学史出现之前的科学前奏史。波普尔的方法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将科学史中更多的实际基本价值判定解释成合理的：在这种规范的编史学的意义上，波普尔的理论构成了进步。科学合理重建得愈好，实际伟大科学中被重建为合理的部分就愈大。
我希望我对波普尔的发现逻辑的修正又会被看作（根据我所规定的标准）一个新的进步。因为我的修正似乎对更加古老、更加孤立的基本价值判定做了首尾一致的论述；并且，它已作出了新的、至少使辩护主义者或朴素证伪主义者感到惊讶的基本价值判定。例如，根据波普尔的理论，在发现了水星反常的近日点之后，还坚持和进一步发展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就是非理性的，再有，发展玻尔基于矛盾基础上的旧量子论，也是非理性的。按我的观点，这些发展都是完全合理的：保卫被击败的纲领的某些后卫战（甚至在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之后）是完全合理的。因此，我的方法论扭转了将这些后卫战从归纳主义派别和证伪主义派别的历史中删掉的那些统史学判定。
实际上，这一方法论满怀信心地预言，在证伪主义者看到仅仅经过一场战斗，某个事实立即击败了一个理论的地方，历史学家会发现一场复杂的持久战，这场战争的开始远在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之前，其结束则在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之后，在证伪主义者看到一致的未被反驳的理论的地方，这一方法论则预言在可能矛盾的基础上进步的研究纲领中存在着许许多多已知的反常。在约定主义者找到了说明一个理论在直觉简单性上胜过了先前理论的线索的地方，这一方法论则预言人们将会发现该胜利是由于旧纲领的经验退化和新纲领的经验进步。在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看到了非理性的变化的地方，我则预言历史学家将会证明那里有着合理的变革。这样，研究纲领方法论就预测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逆测”）现有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编史学所预料不到的新颖的历史事实，而我希望这些预测将会被历史研究所证认。如果它们真的被证认了，那么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进步的问题转换。
因而，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将越来越多充满价值的历史重建为合理的，就标志着科学合理性理论的进步。换句话说，如果科学合理性的理论构成了一个“进步的”编史学研究纲领，它就是进步的。无庸赘言，任何编史学研究纲领都不能或不应将全部科学史都解释成合理的：即使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会走错步子，也会判断错误。由于这一原因，合理重建永远要被淹没在反常的海洋中，这些反常最终只能由某个更好的合理重建或者某个“外部的”经验理论作出说明。
这一方法并不是提倡对科学家的“基本规范判定”采取不尊敬的态度。只要内部主义的编史学研究纲领在进步，或假如一个补充性的、经验的、外部主义编史学纲领能够进步地吸收反常，那么，内部主义者作为内部主义者就大可不必理会“反常”，而把“反常”交给外部历史去处理。但是，如果根据一种合理重建，科学史被看作越来越不合理性了，而没有一种进步的外部主义的说明对此作出解释（例如，以政治或宗教恐怖、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气候、或者在急剧的“大学膨胀”中随着既得利益集团而出现的一个新的伪科学家的寄生阶层等等，来说明科学的退化），那么，编史学的革新、编史学理论的增殖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即使永远摆脱不掉科学的反常，科学进步也是可能的，同样，即使永远摆脱不掉编史学的反常，合理编史学中的进步也是可能的。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不必顾虑实际历史要比内部历史丰富、甚至有时不同于内部历史，也不必顾虑他可能要以外部历史来说明这些反常。但是，内部历史的这种不可证伪性并不使得内部历史免受建设性的批评，而只是免受否定的批评，正如科学研究纲领的不可证伪性并不使得它免受建设性的批评、而只是免受否定的批评那样。
当然，只有把历史学家的（通常潜藏的）方法论揭示出来，揭示出它作为编史学研究纲领是如何起作用的，才能对内部历史进行批评。编史学的批评经常卓有成效地摧毁时髦的外部主义。“给人深刻印象的”、“全面的”、“广泛的”外部说明通常表明一个方法论的基础是虚弱的；反过来说，相对虚弱的内部历史（根据这种内部历史，大部分实际历史或者是无法解释的，或者是反常的）的标志是，它把过多的实际历史交给外部历史来说明。当出现了一个更好的合理性理论时，内部历史就可能扩大，并从外部历史中开拓新地。但这种情况下的竞争不象两个竞争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竞争那样公开。以朴素的方法论为基础（无论它们是否意识到）的、为内部历史作补充的外部主义的编史学纲领或者很容易迅速退化，或者根本就不能成立，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企图给从方法论上产生出来的幻想而不是给（经过更加合理解释的）历史事实提供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说明。外部主义的叙述一旦使用了（无论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使用）一种朴素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极容易潜伏到外部主义的“描述性”语言中），它便成了神话故事，尽管看起来有学究式的微妙，却经不起编史学的检验。
阿伽西已经表明归纳主义历史的贫乏如何为粗陋的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了轻率臆测的大门。现在．他的证伪主义编史学又为那些时髦的“知识社会学者”把门开得更大，这些“知识社会学者”企图解释说，进一步（可能是不成功地）发展一个已被“判决性实验”“证伪”的理论，表现了已被确认的权威对进步的革命性的革新所作的非理性的、邪恶的、反动的抵制。但是，根据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这种后卫战斗完全可以内部地予以解释：某些外部主义者看到权力斗争、个人私利之争的地方，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常常会在那里发现合理的争论。
关于劣等的合理性理论如何可能使历史变得贫乏，编史学实证主义者对退化的问题转换的论述便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例如，让我们想象一下，尽管天文学研究纲领客观上在进步，天文学家们却突然被一种库恩式的“危机”感掌握了；然后通过一种不可抗拒的格式塔转换，他们都皈依了占星术。我会把这一灾难看作一个可怕的问题，要由某种经验的外部主义的说明来解释。但不要库恩式的说明来解释。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场“危机”，继之而来的是科学团体中的一种群众皈依现象；即一场普通的革命。一切都清清楚楚，再也无可多言了。库恩的“危机”和“皈依”这种心理副现象，既可以伴随客观上进步的变化，也可以伴随客观上退化的变化，既可以伴随革命，也可以伴随反革命。但是，在库恩的理论框框内却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在库恩的编史学研究纲领中，没有任何办法区分例如“危机”和“退化的问题转换”，他的编史学研究纲领无法阐述这种编史学的反常，更谈不上进步地吸收它们。但是，一个建立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该方法论规定了在什么社会条件下，退化的研究纲领可能取得社会－心理上的胜利）基础上的外部主义的编史学理论甚至也可以预言这些反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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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反对以先验的和反理论的方法研究方法论
最后，让我们把本文讨论过的合理性理论与严格意义上失验的（更准确地说，是“欧几里得式的”）方法及反理论的方法进行了一下比较。
“欧几里得式的”方法论为科学评价确立了先验的一般的规则。今天，波普尔是这种方法的最有力的代表。在波普尔看来，必须有不可改变的成文法的（他的分界标准中规定的）宪法权威来区别好科学和坏科学。
然而，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嘲笑成文法的概念，嘲笑任何正确分界的可能性。奥克肖特和波拉尼认为，根本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什么成文法：只能有判例法。他们还可能争辩说，即使有人错误地允许有成文法，那么成文法也需要有权威的解释人。我认为奥克肖特和波拉尼的观点非常有道理。毕竟应该承认（很抱歉，波普尔），迄今为止，先验论的科学哲学家们提出的所有的“法”，按照最出色的科学家们的判决来看，都证明是错误的。迄今为止，构成衡量哲学家的普遍法则的主要的尽管不是唯一的尺度是科学名流在特殊例子中“本能地”应用的科学标准。但如果是这样，至少就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而言，方法论的进步仍然落后于通常的科学智慧。那么，要把某种先验的科学哲学强加于最先进的科学学科，这不是狂妄吗？例如，假如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科学被证明是违反了培根的、卡尔纳普的或波普尔的先验的游戏规则，以此便要求科学事业应重新开始，这岂不是狂妄吗？
我想是的。实际上，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暗示了一种多元权威体系，这部分地是由于科学陪审团的智慧及其判例法还不曾、也不可能由哲学家的成文法充分地清楚地表达出来，部分地是由于当科学家的判断失误时，哲学家的成文法有时可能是正确的。因此，我既不同意那些不加考虑地认为一般的科学标准是不可改变的，理性能先验地识别一般科学标准的科学哲学家；也不同意那些认为理性之光只能说明特殊例子的科学哲学家。编史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既规定了科学哲学家向科学史家学习的方法，也规定了科学史家向科学哲学家学习的方法。
但这种相互的往来不必时时都要平等。当一个传统退化了，或一个新的坏传统建立了，成文法的方法就会变得重要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成文法可能抵制业已腐败的判例法的权威，减缓甚至扭转退化的过程。（正如当日常语言退化为低劣的新闻文体时，求助于语法规则可能是值得的那样，）当一个科学学派退化为伪科学时，强行来一场方法论的辩论可能是值得的，以希望实践着的科学家会比哲学家从辩论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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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结束语
在本文中，我提出了一种评价竞争的方法论的“历史”方法。这些论证主要是讲给科学哲学家听的，目的在于说明他如何能够而且应该向科学史学习。但是这些论证同样也暗示科学史家反过来应该认真注意科学哲学，并决定他的内部历史要建立在哪一种方法论上。我希望我已对下述论点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论证。第一，每一种科学方法论都决定了（主要的）内部历史与（次要的）外部历史之间的独特的（鲜明的）分界；第二，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都应该充分地利用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的批评性的相互影响。
最后，让我再向读者提醒一下我所喜爱的、现已陈旧的玩笑，即科学史常常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合理重建常常是实际历史的漫画；而有些科学史既是实际历史的漫画，又是其合理重建的漫画。我认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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