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体系，因为科学陪审团的智慧还没有、也不可能由哲学家的法充分明确地表达出来，法需要权威的解释人。这就是在有关学术自主和传统权威的问题上，我比更为“开明的”波普尔偏右（尽管偏得不多）的原因。我认为，波普尔很天真地相信他的科学行为的（正确的！）法的力量，而忘记了迄今为止，科学哲学家提出的所有这些“法”都证明是对最好的科学家所作的判决的错误概括。迄今为止，是科学名流们在各个特殊实例中本能地应用的科学规范构成了哲学家的普遍法律的主要尺度。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发现一种能够说明实际的科学合理性的合理性理论，而不是让科学哲学在立法上干涉最先进的科学学科。在这一意义上，方法论的进步仍然落后于本能的科学判决。
第二，我认为科学哲学更多地是科学史家的向导，而不是科学家的向导。由于我认为即使在今天合理性的哲学仍然落后于科学的合理性，我觉得很难象波普尔那样乐观地认为一种较好的科学哲学将对科学家有显著的帮助；尽管它无疑可以帮助（并且波普尔的哲学已经帮助了）那些其科学判定被先前坏哲学的影响歪曲了的伟大的科学家。
这一切产生了大量问题，关系到许多老问题；即当应用于科学的时候，权威的作用问题、法律和陪审团之间的恰当平衡问题，以及立宪改革的途径问题。制度化的科学并不是（如一些学生、美国参议员和英国国会议员们想象的那样）分享民主制。科学的决定不能以多数票为基础。但这样一来，难道它应该受开明的专制主义指导吗？科学团体是波普尔认为的“开放”社会呢？还是波拉尼和库恩认为的“封闭”社会呢？它应该是哪一种社会？
现在我不再进一步讨论这一领域的问题，目前库恩的理论是这一领域的讨论中心。我将转向归纳问题及其与分界问题的关系。
2 归纳问题的否定解答和肯定解答：怀疑论与可错论
（a）科学游戏与寻求真理
波普尔意义上的“发现的逻辑”，即科学理论的评价体系，规定了“科学游戏的规则”。这些规则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来，尤其是与伪科学区分开来，从而提供了一个分界标准。但是，这个分界标准在一个方面比大多数先前的标准更差。大多数先前的标准规定科学的目标是发现宇宙的蓝图，每一个“发现”都认识了这一蓝图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游戏”的每一步都被认为是向目标前进了一步。但是，波普尔的“科学游戏”的目标是什么？归纳主义认为科学游戏与目标密切相关，并隶属于这一目标。在波普尔的哲学中，这种联系似乎被切断了。游戏的规则，即方法论，完全是独立的；但它们的立足点是悬空的，没有哲学的支持。
正如波普尔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归纳问题原先与分界问题是等同的。辩护主义者严格地把科学游戏的规则从属于科学的目标，从属于对宇宙蓝图的发现：只有当科学游戏中的一步证明是重建这一蓝图中的一步的时候，它才是正确的；或者，如他们后来更谨慎地宣称的那样，只有当它被证明可能（或“或然”）向这一蓝图前进了一步，它才是正确的。但波普尔在他的哲学的早期阶段中，把重心移到了分界问题上，并将分界问题与归纳问题分开了。他没有把科学游戏从属于一个最终的目标来为它辩护，就解决了分界问题，然后他声称已经否定地解决了（或确切地说，取消了）归纳问题。他大胆地断定科学游戏是自主的，不可能也不需要证明科学游戏实际上向它的目标前进了，人只能虔诚地希望它向目标前进，以此来支持自己否定归纳问题的声称。
波普尔的经典著作《研究的逻辑》同为科学游戏而科学游戏的观点是一致的。当然，波普尔本能的回答是，科学的目的实际上是寻求真理，这是十分清楚的。但由于1934年时符合论的处境不好，他认为除了采取一种谨慎的立场外别无它法。这种立场即使不是在精神上、至少也是在表达上完全怀疑主义的：科学至多只能试探性地发现错误。他自豪地指出：“在［他的］科学逻辑中避免使用‘真’和‘似’的概念是可能的。”如果科学是成功的，它只是在拒斥被反驳的理论和临时性地接受被证认的理论方面获得成功。科学的“成功”不过是揭示了人们所传说的成功；实际上，“那些不愿使自己的思想冒被反驳之险的人并未参加科学游戏”。如果一个理论经受住了严峻的检验，就可以获得“已经证认的”这一尊称。但高度证认的唯一作用，是向要推翻该理论的有抱负的科学家挑战。科学“进步”就是越来越认识到人对知识的无知，而不是知识本身的增长，是“学”而不知。
（波普尔似乎没有完全认识到，在他《研究的逻辑》的框框内，他甚至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们在科学游戏中能够学到什么？”除非人有一种真理理论和如何认识增长着的或减少着的真理内容的理论，否则人就甚至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世界，就无法发现真正的认识论错误。当然。“独断证伪主义者”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世界，而“方法论证伪主义者”不借助某种归纳原则就不能学习世界，正如我将要在后面论证的那样。）
说得更尖锐一点：波普尔的分界标准与认识论无关，它丝毫没有谈到科学游戏的认识论价值。当然，一个人可以独立于自己的发现的逻辑而相信外部世界的存在，相信自然律的存在，甚至相信科学游戏产生越来越接近真理的命题。但是关于这些形而上学的信念没有任何合理的东西，它们不过是动物的信仰。《研究的逻辑》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最激进的怀疑论者所不能同意的。
塔尔斯基复兴了真理的符合论，但这只是在《研究的逻辑》出版以后才引起了波普尔的注意。然而，当它引起波普尔的注意时，它彻底改变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总的调子。它促使波普尔用自己的逼真性和向真理接近的理论去补充他的发现的逻辑，这在简单性和解题能力方面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①定义进步，甚至定义一系列错误理论的进步，第一次成为可能：如果这一系列理论的真理内容，或如波普尔所说的逼真性（真理内容减去虚假内容）是在增加，这就构成了进步。但这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认识进步。这可以通过一种归纳原则很容易地做到。这种归纳原则把实在论的形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把逼真性与证认联系起来，并把“科学游戏”的规则重新解释为关于知识增长的标志的猜测性的理论，即关于我们科学理论的不断增长的逼真性标志的猜测性的理论。这样，波普尔的“规则”就不再是为规则而规则了，科学的胜利就不再仅仅是游戏中的胜利了；科学的胜利决不只是发现错误并用更全面的错误来取代错误的理论，相反，科学的胜利成为接近真理途中的被公认的里程碑。（也可经此为背景看待波普尔在“真理、合理性与科学知识的增长”这篇文章中引入的著名的“第三要求”：证认重要的理论，而不是永久地发现失败，成了成功的路标。）
结果，自1960年以来，波普尔讨论怀疑论的调子明显改变了。1960年以前，他从未说过任何反对怀疑论的话，也没有把怀疑论与可错论区分开。但自从1960年以后，波普尔转向了认识论乐观主义。现在他始终把怀疑论与可错论区分开。实际上，他给自己《开放社会》第四版所写的著名的第一个“附录”差不多完全是对怀疑论的训斥。尽管在他的方法论中，决定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现在他坚决地明确地反对把它们解释为“冒险的行动”，那种解释“不仅是过于戏剧化，而且是一种夸张”，是“虚无主义的小题大作”。他写道，“哲学的绝望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能够应付“了解我们居住的这个美丽的世界和我们自己”这一任务，“尽管我们是可错的，但我们还是吃惊地发现我们的理解力几乎可以胜任这项任务，甚至超过了我们梦想的最大程度。”
在波普尔的一些学生看来，这似乎背叛了波普尔曾主张过的一切．似乎是对他的《研究的逻辑》的最本质的东西的决裂。
但是，只有根据波普尔的塔尔斯基转变，才能够恰当地理解他的《研究的逻辑》。因为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波普尔1934年没有为归纳法提供一个肯定的解答。他的《研究的逻辑》的主要成就是表明了不涉及任何“归纳原则”也可以解决分界问题，因为这种归纳原则反过来只能依赖于某种令人满意的真理理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成就。但是在以这种自主的方式解决了分界问题之后，还是不得不重新建立起科学游戏与知识增长之间的联系。如果一旦接受了波普尔的问题转换，分界和“归纳”就成了独立的问题，对归纳问题的解答就成了对分界问题的解答的一个或许无关紧要的结果。但剩下的问题是不应忘记的。对归纳问题的肯定解答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们所进行的科学游戏是增加我们知识的逼真性和接近真理的现有的最好方法，逼真性增长的标志是证认度的增长。我几乎毫不怀疑，如果塔尔斯基的真理理论出现于1925年（并且波普尔在1930年具有了他的真理内容和逼真性的思想），那么，波普尔一定会从这种对归纳问题的肯定解答着手写他的《研究的逻辑》。但是，由于真理的观念在二十年代时混乱不堪，由于波普尔那时不知道塔尔斯基的成果，他就仅仅用拒斥和接受这种实用的说法表述了科学的“规则”。他做得那样巧妙，致使那些企图证明他实际上有一个隐蔽的归纳原则作为隐蔽的本能指导思想的人都失败了。按我的“变化的归纳逻辑问题”的术语来说，波普尔使可接受性1和可接受性2（他的方法论的评价）独立起来，并使它们在逻辑上独立于可接受性3。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从哲学上讲，它们的立足点是悬空的，缺少一个基础的、猜测的“归纳的”形而上学的支持。波普尔的方法论评价是有趣的，这主要是由于他的这样一个隐蔽的归纳假定，即如果人们实行了波普尔的科学规则，比起不实行来、有更好的接近真理的机会。超余证认的价值就在于它指示出科学家们可能正在接近真理，正如哥伦布船上空的鸟的价值在于它们表示了探险家们可能正在接近陆地一样。
因此，一旦我们有了逼真性理论，我们就可以把方法论评价和真正的认识论评价联系起来。方法论评价是分析的，但没有综合的解释，它们就仍然没有任何真正的认识论意义，就仍然只是纯游戏的一部分。必须借助于一个归纳原则对波普尔的方法论评价作出新的综合的解释：必须有一个建立在“接受1””和“接受2”基础上的“接受3”。
只有这样一种对归纳问题的肯定解答，才能把有建设性意义的可错论与怀疑论及其所有恶果，如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神秘主义区分开。然而，波普尔在以其逼真性理论的形式为这样一种肯定解答准备了工具之后，却退缩了，没有清楚地、明确地对（波普尔的）归纳问题，即他的发现逻辑的认识论价值问题，作出一种肯定的回答。
（b）向波普尔要求一点儿“归纳主义”
波普尔没有充分地利用由他的塔尔斯基转变所展现出的可能性。现在他自由地谈论关于真理和谬误的形而上学观念，却仍不明确地说出他的科学游戏中的肯定评价可以被看作是猜测的知识增长的猜测的标志；证认是逼真性的综合的（虽然是猜测的）尺度。他仍然强调说，“科学经常犯错误，而伪科学却可能偶然碰上真理。”尽管他进行了非常乐观主义的说教以赞扬人类知识，但是，当要作出一个精确的陈述时，他就把他的“乐观主义”限制在一个经典怀疑论论点上：“我是一个形而上学实在论者，并且在下述意义上是一个认识论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我们的科学理论的似真性（“逼真性”）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就是这样增长的。”当然，怀疑论者可以抱有实在论的信念；但是，从“我们的科学理论的逼真性可以增加”这一陈述所得出的结果只是“我们的知识可以增长，但我们却意识不到”。如果这样的话，甚至波普尔新发现的可错论也不过是怀疑论再加上对科学游戏的赞扬而已。波普尔的逼真性理论仍然是与认识论无关的形而上学的－逻辑的理论。
难怪沃特金斯这样指出：“在批判地讨论波普尔的认识论时，［我们经常感到］怀疑，他的方法论实际导致了彻底的怀疑论，而远没有解决在相互竞争的假说之间作出合理选择这个问题。”
沃特金斯的回答非常清楚，值得引证一大段：
许多哲学家不再指望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任何经验陈述都是确定的，但却更固执地抱定了这样的希望：
其中至少有一些要比另一些稍微确定一点儿。这种哲学家倾向于把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经验陈述都是同样
不确定的这个论点说成是怀疑论的。我将用ST1作为这种（第一种）“怀疑论的”论点的编写。现在，波普尔的哲学在ST1的意义上就是“怀疑论的”；但这样一来，这种意义上的“怀疑论”在我看来就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沃特金斯继续写道：
有些哲学家不是把自己的希望寄于确定性上，无论这种确定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而是把自己的希望寄予合理的论证和批判上，这样的哲学家倾向于把我们永远没有任何恰当的理由以偏爱两个关于外部世界的经验陈述中的一个这种论点说成是怀疑论的。我将用ST2作为这第二种怀疑论论点的缩写。ST1和ST2决不是等值的。（如果一个假说比另一个假说更确定，那么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这就是偏爱该假说的理由，根据这一假定），
ST2蕴涵着ST1。但ST1并不蕴涵ST2：可能有着与相对确定性无关的理由以偏爱两个假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