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生产，才有消费的可能，而消费要求又足以刺激生产。纯农业国家在消费方面是靠国外情况决定的，如果情况不利，那些因消费要求而引起的生产就会消失。但是在那笼工农业在自己国上上结合起来的国家，那种相互诱导的作用是不断存在的，因此生产将不断提高，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也将随着不断地增长。
工农业同时发展的国家，由于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原因，在物质黄本方面比纯农业国家不知要丰富多少倍，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前者的利率总比后者要低得多，使企业家可以有较大的资本，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自由分配。由此可见，工业国与农业国新成立的工业相竞争时总是要占上风的，后者对前者总不免要不断地居于负债地位，前者的工农产品价格在市场上的不断波动以及货币价值的不断变动，将使后者在物质财富的累积方面、在道德以及节约习惯方面受到同样大的危害。
流行学派把资本分为固定的与流动的两类，而把许多在流动中的事物出乎情理之外地纳入前一类，关于这种区别却并没有加以任何实际上的应用。作出这样区别时可以引起的唯一有价值的一点，这个学派却置之不顾。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大都是与农业、工业、商业或其中的某些部门——不仅如此，实际上还往往与某些地区——结合在一起的。例如一株果树，在砍下以后，对工业者（假使他用它来做木制品）和对农民（假使他是要把它栽培起来生产果品的）来说，价值显然完全不同。又如对所饲养的羊群，不得不加以大量屠宰时，象德国和美国所已经时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它们的价值，与用来生产羊毛的羊的价值，也显然完全不同。又如葡萄园自有它的价值，假使改作耕地，原来的价值即将丧失。帆船，如果用作木料或燃料，它的价值比用作交通运输工具时将低得多。如果纺织业受到破坏，完全崩溃，原来的厂房、供水和机器设备还有什么用处？同样的情况，个人所具有的生产力，包括经验、习惯和技术，在失去了本业以后，一般就会大部分不复存在。流行学派对于所有这类事物和资产，都一概能统地叫作资本，在这一名词的掩盖下，可以随意把它从这一个移置到那一个使用范围。萨依就曾劝告英国，把它的工业资本转向到农业。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将如何实现他没有告诉我们，看来英国政治家对这一点直到现在也还莫名其妙。萨依在这里显然是把私人资本同国家资本混淆起来了。一个工业家或商人可以把他的厂或船卖掉，然后用所得价款买进田产；而整个国家却不能这样做，除非把大部分物质资本和精神资本付之牺牲。这个学派为什么对这样分明的事实要故意加以曲解，其中的道理是十分明显的。如果对于事物给予了恰当的名词，真象就会显露，就很容易使人理解到，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从这一个移转到别一个使用范围时是要发生困难和危险的，而这一点决不会始终有利于“自由贸易”，却往往是有利于国家保护政策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十章 工业与农业利益
假使说，保护关税有利于国内工业，只能使工业家致富，而不利于工业品的消费者，那么对于这种不利情况感觉得最深切的应当就是地主和农业经营者，因为这是消费者中人数最多、最重要的阶级。但我们可以证明，甚至这个阶级，从建立工业中所获得的利益比工业家本身所获得的更大；因为有了工业以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在品种上将增多，在数量上将扩大，农产品的交换价值也将提高，这时农业组营者就能够在更加有利的情况下利用他的土地和劳动力。地祖、利润、工资这一切因此就都可以提高；地租和资本有了增长以后，跟着就会使地产售价和劳动工资提高。
地产的售价实际上就是簧本化地租；它一方面决定于地租的数额和价值，另一方面却主要地决定于国家现有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的量。
一切个人和社会的改革——尤其是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其中更重要的是工业力量的增长——都足以使地租的数额增加，同时使地租对总产量的比率降低。在事业很少发展而人口稀少的农业国家，例如波兰，地租可以占到总产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充分发展、人口稠密而富裕的国家，例如英国，则地租比率降低到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是比率虽低，以实际价值量，以货币价值，尤其是以所能换得的工业品计算时，却要比高比率所含有的大得多。英国小麦的平均产量是二十五蒲式耳，其中的五分之一就等于五蒲式耳，而波兰小麦的平均产量是九蒲式耳，其中的三分之一却只有三蒲式耳；在英国五蒲式耳的价值平均是二十五先令到三十先令，而在波兰内地三蒲式耳的价值至多不过八先令到九先令。还不止如此，工业品在英国至少要比在波兰便宜一半，因此英国的地主，用三十先令的货币地租可以买到十码布，而波兰的地主用九先令的地租却很难买到两码布。由此可见，同样的地主，在英国的拿到了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在波兰的拿到了三分之一，而前者比较后者境况要富裕得多，作为一个收租者时所得的货币要高三倍，作为一个消费者时所得的工业品要高五倍。这是说地主的方面，至于自耕农和雇农，尤其是作为工业品的消费者时，在英国的处境，在波兰的也难与比拟。在英国二十五蒲式耳的产量内，分配于播种、耕耘、工资与利润方面的占二十蒲式耳。其中后两项计占半数，即十蒲式耳，平均价值是六十先令或二十码布（按每码三先令计），而在波兰的九蒲式耳产量内分配于播种等四项的仅仅六蒲式耳，其中分配给工资与利润两项的计占半数，即三蒲式耳，价值十先令到十二先令，只能买布三码半。
地租是有效使用物质资本的一个主要手段。因此它的价格是要看国家的现有资本量和供求比例来决定的。工业国家由于国内外贸易的发达而积累了剩余资本，那里的利率又比较低，在那样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里总有许多有了钱的人要把他们的剩余资本向地产投资；因此就某一数量的地租来说，它的售价在这样的国家里总要比纯农业国家高得多。在波兰的售价约相当于十年或二十年间的收入，在英国则达三十年或四十年间的收入。
地租的售价在工商业国家既比农业国家为高，土地本身的售价情形也相类。具有同等的自然产出力的土地，在英国的价值高于波兰的约十倍到二十倍。
工业对于地租数额，因此也就是对于土地的交换价值，是有影响的，亚当·斯密在他著作的第一部分第九章末尾确曾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只是偶然提到的，并没有适当地把工业在这方面非常重大的意义表达出来，他分析了影响地租增长的那些原因，有些他认为是直接的，如上地本身的改良和家畜数量及价值的增进，有些则认为是间接的，把工业列入了间接原因之一。他就这样把地租和土地价值增长的主要原因（即工业）放在几乎使人难以觉察的次要地位；至于土地改良和牲畜繁殖，两者本身就大部分是出于工业和由工业而来的商业的结果，而他却把这些说成是增长的主要原因，或者至少是同等的原因。
亚当。斯密以及他的门人绝对没有充分认识到工业在这方面的价值。
我们曾经提到，工业及与工业有关的商业的发展，使具有同等地力的土地，在英国的价值高于在波兰的约十倍到二十倍。现在试将英国的工业产值与工业资本总值及农业产值与农业资本总值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表现在增加了的地产价值项下。
麦克奎恩对于英国的财富和收入曾作如下估计（下列数字单位为百万镑）
I。全国的资本总值1．农业土地、矿山及渔场2，604运转资金——牲畜、农具、储藏品及货币 655农业经营者的家具和用具 5233112。工商业工业及工业品国内贸易 178。5殖民地商品贸易
11工业品国外贸易 16。52061835年（这一估计在该年作出）以后的增额 12218城市各种建筑物及工业建筑物
605船舶 33．5桥梁、运河及铁路 118非农业用马匹
20全国资本总值（殖民地、外债及内债投资除外）
776。54，305．5II．全国的产值1．农业、矿山及渔场
5392。工业 259．5798．5从以上估计可以看出：1。英国在农业方面土地的价值占全国资产总值的四十三分之二十六，超出投放于工商业的资本总值的十一倍。
2。英国投放于农业的资本占全国资本总值四分之三以上。
3．英国固定资产的总值，即土地等等 2，604城市房屋及工业建筑物 605运河及铁路1183，3274。英国工商业资本，包括船舶，不过241．5百万镑，占全国财富十八分之一。
5．英国农业资本总值3，311百万镑，所产生的总收入是539百万镑，的合百分之十六；而工商业资本218百万镑的年产总值却达到259．5百万镑，达百分之一百二十。
这里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凭了218百万镑的工业资本获得了259．5百万镑的每年产值这一事实，是为什么英国农业资本能够达到3，311百万镑这样大的数额，从而获得每年产值539百万镑的主要原因。农业资本总值内绝大部分是土地和家畜总值。工业使全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到两倍，对大规模的国外贸易、大规模的航运事业以及许多殖民地的取得和开发，提供了使之实现的手段，从而使生活资料与原料的需求有了等比例的增长，使农业经营者同时得到了满足这种增长了的需求的手段和动机，使农产品的交换价值有了提高，由此又使地租的数额与售价以及土地本身的售价有了按比例的增长。假使这一项218百万镑的工商业资本一旦被完全毁灭，那时就不难想象，不但259．5百万镑的工业产值将化为乌有，而且那3311百万镑的农业资本以及539百万镑的农业产值中的绝大部分，也将不复存在。那时英国在生产上所损失的将不仅是工业产值259．5百万镑，土地价值也将低落到与波兰相等，即现有价值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
由此可见，农业国在有利情况下用之于工业的一切资本，经过相当时间，会使土地价值提高十倍。各处的经验和统计都足以证明这个说法。工业建立以后，土地价值和资本累积就会迅速增进，到处所看到的情况都是这样。如将法国（1789年及1840年）、美国（1820年及1830年）或德国（1830年及1840年）的这类价值量比较一下，看一看这些价值量与工业发展较差或发展比较充分的情况是如何地柏符合，就可以明白，我们的见解是到处的事实经验都可以证明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生产力的增长，而这是从有节奏的分工与国家力量的巩固的联合得来的，也是从国外贸易、从处于国家支配下的那些精神力量与自然力量进一步有利的使用得来的。
关于运输工具的改进，我们可以看到的也是同样的因果关系。由此不但使运输事业本身有了收入，从而收回了在这方面所支出的资本，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使这个地区的地产价值，在相当时间内，可以提高到创建运输事业时所使用的实际物质资本价值的十倍。运输工具的改进使农业经营者获得极大利益，而农业经营者所处的地位与运输事业的承担者对照时却要有利得多，他对于所投资本，可以有充分把握获得那提高了十倍的利得，不必有任何牺牲，而运输事业的承办人则必须把他的全部资本倾注在这个事业上。农业经营者的地位与新工业的建立者相对照时，有利的情况也相类。
工业对于农业生产、对于地租、从而对于地产价值的这种影响既然这样深切，对于一切与农业利益有关的各方既然这样有利，那么有人说保护政策只是有利于工业者而以农业经营者为牺牲的这种说法，又怎样能成立呢？
农业经营者以及所有其他个人的物质幸福主要决定于一点，即他们所生产的价值要超过他们所消费的价值，对于农业经营者有切身利害的，主要是各种农产品是否有广大需求，是否有很高的交换价值，至于工业品价格是否低廉，对他并不是一个怎样重要的问题。假使通过保护措施的作用，市场情况有了改进，使农业经营者出售他自己的产品时可以获得较大利益，他在这方面的所得，超过了他需要的那些工业品价格提高以后的所失，那就不能把他说成是在有利于工业的情势下受到了牺牲。凡是自己能够建立工业的那些国家，这样的情势总是存在的，尤其是在本国工业成立的初期，情况更为明显；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转移到工业的资本，大部分用于住宅和厂房的建造、水力的应用等等方面的支出，主要有利的就是农业经营者。在建立工业的初期，农产品销路扩大，价值提高，抵销了工业品价格上涨的不利情况而有余。但是农业经营者在这个时期所享受的利益无论怎样广泛，他在以后的有利情况必然还要继续进展，因为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农产品所能获得的价格必然逐渐趋涨，而工业品价格必然渐渐降低。
还有一层，农业经营者和地主的事业的发展，特别有赖于他们取得收入的那个手段、即土地的价值状况，地产价值至少要能维持原状。这一点不但是他们事业发展的，而且往往是他们整个经济生活的主要条件。例如往往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农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