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23日，郭松龄的部队遭到奉军和日军的联合夹攻，兵败被俘，翌日遭到枪杀。邵飘萍闻讯之后悲愤莫名，立刻向读者揭露张作霖勾结外敌、残害同胞的真相。张作霖从鼻孔里哼出一道冷气，“于是乎乃有必死飘萍之心矣”。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开进北京。“狗肉将军”张宗昌的部队军纪最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至于封几家报馆，抓几个有赤化嫌疑的书生，又有何难？于是乎白色恐怖笼罩京城。直鲁联军公布了所谓的《维护地方治安公告》，共计二十七条，其中特别规定：“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
4月24日，张作霖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邵飘萍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张翰举见利忘义，卖友求荣，他打电话给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滥杀名流，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少帅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邵飘萍当时避处东交民巷使馆区，还算安全，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居然轻信张翰举的一通谎言，下午五时半乘坐私人汽车离开六国饭店，返回《京报》馆处理事情，两小时后即落入侦缉队在魏染胡同南口布下的陷阱。
4月2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北京各界名流闻风而动，全力进行营救。以杨度为首的十三位代表前往石老娘胡同求见张学良将军。张少帅并未闪烁其词，而是毫无隐讳地向众人交底：“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个亦难做主。”代表们再三恳请军方能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或监禁邵飘萍，免除其死罪。张学良始终不为动容，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话都已说到这个份上，就是天王老子来求情，估计也是白费口舌。
4月26日凌晨一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解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所拟罪状为：
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为炯戒，此令。
凌晨四时三十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表现了一回黑色幽默，向监刑官拱手道别，并且用满含嘲弄的语气调侃道：“诸位免送！”然后他昂首面对尚未露出一丝晨曦的天空，哈哈大笑，枪响之后，他的笑声才戛然而止。
张作霖、吴佩孚明目张胆地戕害报人，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邵飘萍死后三个多月，1926年8月6日，著名报人林白水同样因言贾祸，被张宗昌下令枪杀。“萍水相逢百日间”，邵飘萍和林白水被杀害，实属民国两大冤案。1933年1月，江苏镇江《江声日报》“铁犁”副刊的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触犯《出版法》为由下令拘押，后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枪决。顾祝同借文字狱罗织罪名，不惜摧残舆论，蹂躏人权。实际上，刘煜生获罪的原因并不在于他编发的小说如何反动，而是由于他此前报道过省府鸦片公卖的秘闻，得罪了顾祝同这位中饱私囊的猛人。同年，还有《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遭到军方枪杀，新闻界受到强权打压，一时间言路堵塞，万马齐喑。
帝王政治“隔代亲”
？ 孙克诚
帝王世系大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据王国维诸先生考证，源自西周，始作俑者为“制礼作乐”的周公。立长不立贤，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摈弃后天的人为选择，嫡长子制自有优势所在。起码可以有效地防止继承人在选贤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矫装伪饰、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相互倾轧以及由此引发的内耗离心与崩解骚乱，给心怀异志、觑觎国器者以可乘之机。而帝王政治中据鼎秉权者的新旧交替是一姓王权生命中的薄弱环节，如何平稳地、安全地交接政权向来是历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立长制以先天既定性让选贤制下有机会者心无异想而安其分守其责，是防范乱自内作的屏障。尽管它也有虚弱的命门，如继位者少幼时政权的旁落宦官、外戚与母后，但王位继承人的立嫡制自西周以来至明代基本上无可动摇。
由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清朝却是例外。清入关后，在皇位的承继上别于前朝，采用的是立贤制，即诸皇子均是候选人，择其贤能者立为皇储。表面上看来，这颇与现代的人才择优理念相符，而实际上的中选者只是取决于父皇的合意与否。欣悦于万人不如取悦于一人，因此诸皇子间竞争激烈之程度可想而知。而有幸承接帝位者，忘形的得意后掩饰不住的是极度扭曲心灵的累累伤痕——可见皇帝们常有的暴戾无常的言行实是大有理由的。同时关于在位者的流言也多有，在宫廷与坊间暗暗播布。例如雍正帝，在他峨峨金銮殿煌煌宝座的背后，弑父逐弟鸠子的阴影终其一生不散。“传位于四皇子”还是“传位十四皇子”，民间流传的篡诏矫命之说眉目甚细。因为四阿哥胤祯（雍正）不是诸位阿哥中最优秀者，他的承接大统引起了朝野无尽的善意或恶意的揣度。
于是有一种替雍正辩解的说法流传：清圣祖康熙帝非常喜爱天资聪慧的孙子弘历（乾隆），其情殷殷甚于爱诸子。为确保帝位将来某日传与孙子，四子胤祯父因子贵被确立为皇位承继者。因此雍正不过是王权承继的一个过渡。乾隆盛世清室中兴，继位的乾隆帝的确没有辜负皇爷爷的厚望，成为一代有为名君。乾隆帝一生对祖父的恭敬、崇拜之心也眷眷可表，在登基六十年时，为免于超过康熙祖在位六十一年而显不敬，便下诏逊位于嘉庆，甘做太上皇。祖孙情浓明明可鉴，民间伦理关系中所谓的祖孙“隔代亲”在帝王政治中也有所反映。
照弗洛伊德理论，子对父的反父情结源于本能，因为生活中的父子关系有时是处于进退无措的境地。在古代的权力场中，父子关系的对抗更是得以放大，宫廷里父子常是互存警惕之心的。太子势力坐大，就有逼宫之嫌，是深为父皇忌讳的。这似乎也有理，如唐代“安史之乱”的平定中，太子李亨势力逐渐壮大，最后径自称帝——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玄宗黯然失却帝位。倘若太子懦弱势微，有时也会面临废嫡立庶的危险，如汉高祖刘邦的太子刘盈（惠帝）就有过一段被父皇预以赵王如意替换的危机。后太子采取建议，与刘邦曾征召而不得的山野隐逸高士“商山四皓”往来甚密，使刘邦顾及到太子在民间的影响力，取消了重立太子之念。权力的绝对诱惑，让父子之亲心生罅隙，使亲情异化。历史上弑父自立者亦不乏其人，如隋炀帝，还有安禄山、史思明不也是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史朝义害了吗？父子相隔太近，彼此看得太清，在权力交接的漫长等待中，很可能让人失掉耐心去“抢班”。至于王权政治中的兄弟关系就更不可信了，李世民为了皇位杀兄灭弟的“玄武门之变”，不就是对着自己的手足大加杀戮吗？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二人协力打下天下，却不能共享天下，夜里兄弟共饮，晨则宣告兄驾崩、弟登位，惟余这夜幕里的“烛光斧影”给后人留下无尽的猜疑。
似乎只有这康熙、乾隆祖孙的“隔代亲”少了点利害，多了些温情，给了人们些许言说的羡意。当然，类似的帝王政治“隔代亲”历史上也曾有过，但它却是悲剧。例如，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东征西讨定鼎天下后，在确定接班人问题上的失策即埋下了动乱隐患。应该说诸位皇子中，四子燕王朱棣征讨安邦、威伏四夷对于明朝开国功劳甚大。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按说，建国之始，诸王子中择其贤能者以承大统也不为过，嫡长子继承制历朝历代也都有所权变，可太祖元璋不知出于何因，硬要坚持嫡长子继承制，于是立了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或许心中的猜疑畏虑让朱元璋对于儿辈有所防，而祖孙的“隔代亲”让他心有所安，故此舍儿取孙。朱允炆君临天下，试想燕王怎肯对黄口小儿俯首称臣？“靖难之役”起，很快南京陷落，建文帝朱允炆穿袈裟、揣度牒，“大地山河一担挑，四大皆空相”，凄凄惶惶逃离了京都，杳杳渺渺不知所终，叔父终夺了侄子的天下。
立贤也罢，立嫡也罢，一家之天下的王权政治，政出一人，在上之意总是成为裁量定夺的标准。一驾注定坠崖的马车，驾车人上上下下的更替变化，挽救不了必然覆亡的命运。兴也勃，衰也忽，贤与不肖者，几次三番的更迭，百姓或得点实惠，或离乱遭殃。然而一姓一朝，生之始，亡之起，既定的轨道，王权的交替，关乎百姓何事？诚如张养浩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多是帝王政治的实质。权柄的牢牢秉握与稳妥交接是帝王们的念念不释，这期望却每每落空。往事犹可鉴，回头看去，这宫廷里曾有过的祖孙间一丝温情的亮色，也被涂抹上了一层凄迷的暗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旺，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朝代更替之际痛苦思索之后写在《明夷待访录》中的句子，确实道出了社会的实质。可这又怎么会被王朝时代的君主们理喻呢？
大学演讲与自我启蒙
？ 宣炳善
演讲和启蒙本是欧洲的传统。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启蒙活动，演讲在中国古代是付之阙如的。中国历史上有说书和宣讲，但说书是民间艺术，而宣讲则是政治教化，均非演讲。自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后，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在中国展开，掀起了保国的演讲热潮。近代中国较早的社会演讲活动中颇为典型的是梁启超在1898年的《保国会演说词》〔1〕，当时的保国会章程中有一条便是定期在会内演讲。可以看出，在中国，演讲这一现代性活动诞生之初，首先是针对全国性的公共话题而展开的，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注意到了这一反思性的公民活动。
1902年11月的《大公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演说》的文章，为当时新出现的演讲现象营造社会舆论。文章说：“天下有甚急之事，而其势若缓；有甚重之物，而其系若轻。惟先觉之士能见之而流俗不暇察也，则演说一事是已。今夫吾国士无智愚贤不肖，莫不以开瀹民智为最亟之物矣！”〔2〕对天下大事发表公开的演说，开启民智，这自然是现代公民意识的体现。“公民意识”这个概念在当时更多是用“公德”来称呼的。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公德说》一文中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今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言新道德。”〔3〕梁启超反复宣传的公德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说的公民意识。梁启超认为只有具备公共道德的人才是“新民”，即公民。梁启超在同年还发表《新民说》，宣传公民意识。文章说：“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4〕梁启超所说的“新民”与“公民”两个概念是基本相同的，都强调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关心，即公德意识的培养。而公民参与一国政事的主要途径就是演讲。不过当时国人对演讲这一新事物还相当陌生。1905年8月《大公报》的一篇文章就说：“按中国人于演说一道，素未讲求，故每于登台演说时，非格格不吐，即气断声嘶。或名言精理，不能表示于大众之前；或满口酸文，使人闻之不能尽解。”〔5〕
我们注意到，当时的这些社会演讲更多是一种他者启蒙，即具有传统士大夫气质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运用演讲的方式进行启蒙教育。而中国大学中的演讲活动最初主要是大学师生的自我启蒙，更具学术性，而且要接受来自大学内部各方面的质疑。这一点区分十分重要。大学是公共文化展开的空间，大学演讲作为现代公民的自我启蒙活动，存在一个文化空间内在自我制约的问题。这正如哈耶克所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应当发誓，永远不在自己专业能力之外发表公共意见〔6〕。因此大学演讲始终是围绕学者的专业而展开的，即使是跨学科的体现公共精神的公共话题，也以学术理性为基础。
中国大学的演讲传统不是产生于像京师大学堂那样的国立大学，而是产生于上海民间的私立大学。中国大学的演讲之父应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而非学界惯常所认为的蔡元培或梁启超。1902年，马相伯在上海创立震旦学院，《震旦学院章程》中就提到学院设有宽敞的演说厅〔7〕。马相伯的学生梁启超当时就在日本写文章说：“吾闻上海有震旦学院之设，吾喜欲狂。吾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喜欲狂。该学院总教习为谁，则马相伯先生，最精希腊、拉丁、英、法、意文字者也。”〔8〕梁启超之所以欣喜若狂，是因为震旦学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民主治校的私立大学。1903年3月震旦学院正式开学，马相伯就开展了制度化的大学演讲活动。马相伯在1935年回忆1903年的情形时说：
每星期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他们各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各生都很有兴趣。当时一些外国教职员也都赞成。〔9〕
马相伯的学生于右任在1939年的《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