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的孩子总是被鼓励多玩儿。这是因为你们认为成年是极其乏味的。而在K－PAX，孩子和大人是一样的，生活总是丰富多彩。根本没必要玩儿那些没意义的游戏，也不用整天泡在无聊的电视剧、足球、酗酒、毒品当中。当然，我度过了非常快乐的童年，还有我的成年。”
对于这个同答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伤心。一方面，他好像对自己的虚幻世界相当满意。另一方面，很明显他不仅否认自己的家庭，还有学校、童年。甚至否定国家，一切的一切。
那么以前他的经历一定是极坎坷的。我真为这个年轻人惋惜。
我最后问了一下他的“家乡”，然而还是没有结果，他永远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我让病人回他的房间，但我自己仍然惊异于病人否认砌的态度中。
他走后我回到了自己的行政办公室，又仔细地研究了—下他的病例。从医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遇到这种没有一点线索可寻的病历。大约20年前有一个有点相像的病例，也是一个失忆症，我的个学生用了许多年的工夫才从他对体育的兴趣上挖掘出线索。
我记下了到目前为止我对坡特的了解：
1、他恨父母——是否受虐待？
2，他恨工作、政府，甚至整个社会——是否曾经受过法律的不公正对待？
3．也许四五年前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激化了他心中的愤怒？
4．除此以外，他还对性有深深的恐惧。
当我回忆这些细节的时候我想起了同事维勒斯曾不止一次说过对付特殊的病例需要特殊的于段。如果我要是能证明给坡特看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什么外星来客的话就好了。
我决定给他做一次全面的物理及心理检测。事实上，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对光亮极为敏感。我还想通过这次测试了解他的知识面，尤其是关于物理和天文学方面的学识。我们能知道的越多，就越容易追溯到他来自何方。
在我高三那年我的一个助教老师建议我选择物理做我的主攻专业，但我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儿料，尽管我很羡慕甚至崇拜那些精通复杂事物的人，我太太就是其中的一位。
从她呱呱坠地那天我们就是邻居了，她叫卡伦，我们一起度过无数美好的时光。每天早上我都能在院子里看到笑呵呵的她。我最喜欢回忆的就是我们第一天上学，我就坐在她旁边，能闻到她的发香，放学的路上，我牵着她的手。当然那时候我们还算不上“恋人”，直到十二岁那年，我的父亲去世。
那是一个晚上，妈妈冲进来叫醒我，希望我能做点什么，可那是徒劳的了。我冲进他们卧室的时候发现爸爸就赤身裸体地仰面朝天躺着，满头大汗，睡衣就在床边的地板上。虽然脸色苍白，但还在呼吸。我曾经和他一起在医院度过无数的日夜，这足以使我了解他当时的危急情况，可是我却无能为力，除了看他默默地死去。我对妈妈大吼，叫她去叫救护车，但显然已经太迟。当妈妈跑回来的时候，我正在研究父亲的可怕的特征，苍白的手脚，露出骨头的膝盖。他已经死了。
后来，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迷乱而又震惊的状态。不是因为我爱他，而是我不爱——甚至有点希望他死，因为那样我就不必被强迫和他一样做个医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内心强烈的白责，我竞立志·定要做…名医生。
父亲的葬礼上，卡伦就坐在我身边，一句话也不说，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好像她体会了我的一切。我也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柔软。我的自责感没有丝毫的减轻，但我握住了她的手似乎一切都会过去。那只手，我一直握到了现在。
那个周五我们接待了一位州卫生署的官员。他的职责就是定期检查我们的研究所设施、病人的卫生情况和营养状况。我们例行公事地带他检查厨房、餐厅、洗衣店、商店、娱乐室、医疗设备，还有病房。
我们发现坡特正和其他的两个病人坐在娱乐室里，这让我大为惊奇，因为其中的一个病人厄尼几乎从来不和别人说话，只是偶尔和我们的牧师拉塞尔说两句。另一个是豪伊，他总是异常忙碌以至于顾不上和别人交谈（大白兔症）。他们两个人都在这里待了好几年了，他们的病症都很特殊。
厄尼像大多数人一样惧怕死亡。然而和我们不同的是，除了死以外，他没法去想任何事情。他定期检查自己的血压和体温，坚持穿外科医生的白大褂，还要戴上橡胶手套。身边总是带着听诊器和体温计，一天洗好几次澡，每次洗完还要换新衣服，我们只能迁就他，因为不如此的话他会什么也不穿！
吃饭对于厄尼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因为惧怕食物中毒，他从不吃自己认为没有煮熟的食物。第二，他只吃被分割成很小体积的食品，因为怕被大块食品噎死。最后还存在防腐剂和添加剂的问题。他从不吃肉类，甚至连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都怀疑。
当然，这些都没什么，无论哪家精神病医院都有几个这样的例子。然而，厄尼要比他们还严重得多，甚至没有人能劝说他走出医院，因为他怕被从天而降的陨石砸死，怕被宇宙射线辐射，怕被空气中有害气体毒死，怕受虫鸟的攻击等等等等。
这些还没完。为了晚上睡觉不至于被自己的手勒死，他要求把手和脚绑在一起，嘴里咬着一块海绵以免自己咬掉自己的舌头。他还不肯睡在有毯子或床单的床上，因为怕被捂死。
所以他总是睡在地上，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怕睡在床上如果掉下来会跌断脖子。也许是作为一种补偿吧，当他准备好所有的一切后，他很快就能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他还是很早就起来检查自己的血压、脉搏。
一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当他还只有九岁的时候，他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被一块肉噎死。
他看到母亲痛苦的最后几分钟，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件事还没过多久，他的父亲就在家里建了个避弹棚，经常演习。总是在半夜发出血腥刺耳的尖叫或者往他身上泼点什么，而这时，他就要迅速跑到那个棚子里。当他十一岁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不能说话，浑身颤抖。
后来他被带到这里，医生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使他在听到哪怕一点风吹草动的时候不至于大喊夫叫，上下乱跳。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儿了，他一直待在这里。顺便提一下，他的父亲现在在另一家精神病院，他的妹妹，十年前选择了自杀。
幸运的是，像厄尼这样的恐惧症病例是少之又少的。那些怕蛇的人，只要远离丛林就可以了。恐高症患者只要不待在高处就好。而且这些小的恐惧症都可以通过药物辅以强迫训练得以克服。
豪伊今年四十二岁，但看上去和六十岁的老人没有区别。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但他的音乐才能很早就显现了出来。四岁那年他父亲送给他一架手风琴．当他十岁的时候已经和当地著名的音乐家一起演奏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练琴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而是花更多的时间研究其他的乐器、历史、地理什么的。他那开书店的爸爸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经常夸口说他的儿子将成为最出色的指挥家。但当豪伊上了大学后，他的兴趣越来越广泛了，几乎无所不包。他想掌握从数学到禅宗的每一个领域，于是他没日没夜地学习，直到身体垮掉被送到这里。
然而健康状况刚一好转，他又继续沉浸在无止境的“上下求索”中。没有任何的镇静药物可以使他停止追求“完美”。
常年的劳累使他的眼袋极其肿大，一点小的流感就可以使他倒下，他的身体几乎已经被淘空了。
他又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为什么一个未来的艺术家却成了现在的精神病人？
豪伊的父亲是个极为严厉的人，不容许任何错误。豪伊每次拉琴的时候都战战兢兢，生怕任何一个小的错误会使他深爱的父亲勃然大怒。但他学得越多就越想到自己还有更多的地方会出现错误。为了确保自已的演奏完美无缺，他就研究有关音乐的一切领域，然而到后来他发现即使这样还是不够，所以他越学越多，终于陷入不可自拔的状态。
但那还不够。每个夏天他都要研究花鸟和昆虫，在草坪上研究草叶的形状。冬天则研究雪花的形状，并很系统地做下记录。晴朗的晚上他会整夜仰视着天空，观察星位的变化。其实这些还都是副业，更多的时间里他则是一边通过录音机学习音乐和语言，一边翻看着词典和大百科全书。为了不使自己忘记，他还经常做些笔记，并时刻整理它们。我从来没有见到他不那么忙过，除了那一天。平时连劝他吃饭都是个难题。
我和州检查员小心翼翼地靠近他们，想探听一些他们的谈话，隐隐约约听到他们在询问坡特关于K－PAX的生活。然而他们发现了我们，于是厄尼和豪伊都一窝蜂似的跑了。
我把坡特介绍给检查员，顺便问他是否愿意下周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他立刻就答应了，还说他已经企盼很久了。我们离开的时候他的嘴角还挂着微笑。
尽管仍然没有收到州卫生署的书面通知，但那位官员提出了几点关于医疗设施的不足之处。我在每周一的常规会上提了出来。会议的另一项内容是研究委员会缩小了主任候选人的范围，共四个人，其中包括我。该委员会的主席是维勒斯博士。
维勒斯就像电影里那种典型的心理医生一样：六十左右。蓄着整齐的山羊胡，浓重的德国口音，虔诚的弗洛伊德信仰者。很明显其他三位候选人是由他提名的。我很熟悉他们的研究理论，他们都很出色，我很希望能够见到他们。我的被选人是出乎自己意料的。但我并不太在乎，因为该职位的获得也会意味着我将永远脱离与病人的接触。
会议后我与同事们讨论了关于坡特的进展情况。他们一致认为普通的治疗方法对他根本不起作用，但也怀疑我要进行的下一步是否有用。一些人赞成用最新的药物对他治疗，另一些则认为那些药物还没进入成熟阶段，如果没有征得家人的同意贸然使用恐怕招惹官司。后来大家一致赞同我们要继续努力，并通过警察局的帮助找寻病人的身份。我在想，这个世界是否存在着一个正在急切等待他们的丈夫或兄弟或父亲回来的家庭呢？
第三章
4月23日的测试用了一整个上午和大半个下午。同时我还有许多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其中一件就是召开会议同意购置一个新的亚麻干衣机以代替那台贝蒂一直小心维护而终于不能使用的旧家伙。
贝蒂已经住这里待了11年，是最出色的一个护士长。她是我见过的惟一一个通读泰勒·考德威尔小说的人，从我认识她起她就想有个孩子，她使用了许多科学的方法，但她从来不服用那些药物，她常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孩子，而不是整个动物园。”她的工作做得真是棒极了。
根据贝蒂的汇报，坡特在整个测试期间特别配合。处理这些测试数据花费了几天的时间，我得承认我实在太渴望知道结果了，所以我放弃了一些计划，在星期六去研究所完成了所有的测试工作。
最后的结果尽管女如我想像的一样很平常，但也很有趣。
以下就是这次的测试结果：
IQ：154（比较高，但仍没达到天才的地步）
心理测试：神经反射正常；短期记忆正常；阅读能力极佳；艺术水平（绘画、雕塑）极高；乐感不稳定；常识低于平均水平；精深科学（尤其是物理与天文）；体育知识渊博；听觉、味觉、嗅觉、触觉较好；高敏感视觉（可以看到紫外线频带）。
总休评价：能力——异常；知识水平——极高。我们看到的惟一特殊之处就是病人的视觉，也许他的视觉敏感是基因的变异。总之除此之外尚没有发现什么外星人的能力。
附带说一下，病人的语言能力并没有他所力图装出来的那样渊博。尽管他能说很多国家的语言，但只限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习惯用语，也许是从旅游书中学来。另外病人所提供的他所在星球距离这里的距离等等我尚未验证。
驱车回家的路上，我又不禁惊叹起人类大脑的能力。以前有过很多的人在绝望伤心到极点的时候可以作出惊人之举，难道仅仅是想什么就能做到什么吗？难道真是“我思故我在”吗？我们的病人相信自己来自外星球，竟然能改变自己的视觉范围。真不知道人的脑子的力量会有多么强大。
阵亡将士日那天我的大女儿、女婿和两个可爱的外孙从普林斯顿驱车去野餐。大女儿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可她自己从来注意不到这一点。从来不化妆，也不做头发，是个不修边幅的家伙。从小她就挺有主意。现在她是个律师，活跃在女权、环保、动物保护领域。她为什么会选择这一行呢？谁知道呢，我的几个孩子彼此之间真是不同，就像天上的七色彩虹。
比如弗雷德，是四个孩子中最敏感的一个，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喜欢一边看书一边听音乐。
而且他搜集了几乎所有的百老汇的唱片。我们都以为他会成为一个艺术家呢，出人意料的是他成了一名飞行员。
珍妮弗也不一样。美丽苗条，不像大姐阿比那样严肃，也不像弗雷德那样安静。她是四个孩子里惟一继承父志的孩子，从小就喜欢生物，现在在斯坦福大学医学专业三年级。
威尔是最小的一个，比珍妮小8岁，也许是最耀眼的了。他是学校里的体育明星。
不像他的兄弟姐妹，他很少回家，宁愿和他那帮朋友待在一起也不和他白发苍苍的父母聊聊。他对未来几乎没有任何的构想。
所有这四个孩子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每个人的性格到底是受环境影响形成的呢还是基因遗传而来的？尽管人类对此做了无数的实验和推断，但结论依然是模糊不定的。我所知道的是，尽管我的四个孩子基因遗传相同，生活环境相同，但他们彼此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