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rk；1999）p。64；55。
〔10〕Oriental
Prospects；p。133；详见Robert Druce文“The
‘Heathen Chinese’and the ‘Yellow Peril’”。
〔11〕（美）哈罗德·伊萨克斯著，于殿利、陆日宇译：《美国的中国形象》，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12〕《启示录》第二十章。
〔13〕有人认为七位天使代表七个国家，分别为德、英、法、意、奥、俄、美，由于文字说明“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似乎不应包括美国，那么第七个国家就可能是西班牙。
〔14〕1900年10月，八国联军进驻北京后不久，美国传教士、同文馆馆长、后来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回到美国。在纽约港上岸时，他身上还挎着一杆长枪。替他搬行李的男孩好奇地问：“你一定是从哪里打猎回来了？”“是的，从亚洲，大海的那一边。”丁韪良回答。“打的什么猎物？”“老虎。”丁韪良说，实际上他应该回答是“鬣狗”（hynenas）。“鬣狗”这个词在英语中还有另一个意思，指凶残、阴险、贪婪的人。
〔15〕J。O。P。Bland与E。Backhouse在“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一书中描述慈禧回京的景象：“一九零二年一月六日中午，当朝官员们乘坐特别列车来到建于北京南墙旁边的临时车站……在车站边上建起了几个装饰一新的休息室，这是专为迎接老佛爷和皇上准备的；休息室里有一把用金漆漆成的御座，还有一些景泰蓝制成的神坛容器和许多贵重的瓷器。几百名大城市的官员都来了，还有一处专供给洋人用的休息室。当那列超过三十节车厢的巨龙列车驶进站台的时候，从一扇窗户中露出了老佛爷那张敏锐、焦急地不断审视四周的脸。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年轻的皇后和公主，这时大太监李莲英也出现了。见到了皇太后威严的仪容，每个官员都跪了下来，这时太监总管荣禄大声呵斥洋人们脱下帽子（尽管事实上洋人们已经这样做了）。第一个从火车上下来的是李莲英，他走在最前面是为了检查那张长长的各省奉上的贡品的单子，车上那些堆积如山的贡品是随着列车的起始一路累积起来，并经过皇太后清点的。接着从车上下来的是皇上，他显然很紧张，一见到皇太后，他就慌忙地坐到自己的宝座上，马上又被人带走了，前前后后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官员寒暄几句。他走后，皇太后终于出现了，站在站台上她的一大堆行李的前面。‘我看，今天来了许多洋人。’她说道。她按照中国妇女的礼节向他们行礼——鞠躬，高高举起她交叉的双手——她站在那儿，巡视着人群，与周围的人兴奋地交谈着，大约有五分钟左右。她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精神许多。直到李莲英过来，递给她一张贡品的清单，她仔细地查看了一遍，然后满意地把它还给了李莲英。”
〔16〕美国公使夫人Sarah Pike Conger在“Letters From China”一书中描述了慈禧太后宴请公使夫人们的过程：
1912年2月1日，皇上和皇太后接待了外交军团的女士们，外交公使的太太和孩子们。这真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啊！……
我们适时地在放有御座的屋子外面停住了，然后再走进去，见到皇太后时，恭恭敬敬地鞠了三次躬。她坐在一张长桌的后面，桌上放着一根象征王位的精美的珊瑚节杖。我们走近她，她微笑着向我打招呼，因为她只认得我。作为外交军团女士们的代表，我向她致意……
“尊敬的陛下，外交军团的女士们非常荣幸能够受到您的邀请；我们衷心地祝贺您和皇室其他成员重新回到美丽的皇城……
“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对您和世界其他人民一样都是痛苦的；但是这种悲惨经历的刻骨疼痛是可以消除的……通过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更完善、更开明、更互信、更友好的关系……
“最近皇上发布了要给他的人民和他巨大的帝国带来更多利益的承诺，我们急切地祈盼着上帝能够祝福皇太后和皇上，帮助您顺利地达成您的承诺。”
我念完后，皇上走上御座，跪在皇太后跟前，从她手里拿过回复。然后女士和孩子们按照等级依次上前……接见以后，我们被护送到另一间大屋子，一个正式的接待仪式在那儿举行。皇太后已经先到了，当我们进屋时，她喊道：“康太太”——我的中文名字——我向她走去。她双手握着我的手，我能感到她的体温。当她能够控制住她的声音时，她说：“我非常抱歉，为发生的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感到痛心。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中国从今以后要成为洋人的朋友。这样的事将来不会再发生。洋人在中国应受到保护，我们希望将来能和洋人成为朋友。”“我们相信您是真诚的，”我说，“通过更好的相互沟通，我们相信我们能成为朋友。”
皇太后接着问我这里是否还有其他的女士也受到围困。我说还有英国公使夫人和法国公使夫人。她转向我，摊开双手，说了几个汉字。然后从手指上取下一只很重的雕有花纹的镶有珍珠的金戒指，戴在我的手上；又从她的手腕上挑选了一只最好的手镯，戴在我的手腕上。皇太后给了每个女士一份贵重的礼物，也没有忘记孩子和翻译。
从这儿我们又被护送到了宴会厅，三张长桌子上摆满了美味的中国菜。我们被邀请入座。长桌的首位有一个空座，就在我的左边。当皇太后进来的时候，我们都起立致意。她走到空座，拿起酒杯，我们也这样做了。她把她的酒杯放在我的左手，优雅地握着我的双手，这样酒杯和酒杯就碰在了一起，然后说“联合”。接着她拿起我的酒杯，把她的给了我，又向大家举起酒杯。我们都响应着。然后茶端了上来。皇太后双手举起茶杯，在我喝完自己的茶后，她把她的倒在我的茶杯里。茶点也用完后，我们仍被邀请就座。皇太后拿起一块饼干，折断，把其中的一小块塞进我的嘴里。她又分了一些给其他的外交使节夫人和同一桌的其他客人……
对于夫人们接受这次邀请，外界有许多尖锐的批评。来自个人的这种批评仍然很具杀伤力，使得中外关系之间的分歧依然存在，甚至有拉大的危险；但是，通过和平条款，这种国家间的分歧是可以弥补的。加深这种刺痛或者把仇恨深埋在心中，将永远不能减少过去经历过的痛苦，也不能使我们获得和平。
〔17〕The Great
Within；By Maurice Collins；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12。pp。325～342。
〔18〕参见Eliza R。Scidmore的China：the
Long－lived Empire，New York：The Century Co。1900。
〔19〕Master of
villainy：A Biography of Sax Rohmer；By Cay Van Ash and Elizabeth Rohmer；Bowling
Green：Ohio；1972；p。75。
〔20〕Master of Villainy：A Biography of Sax
Rohmer；p。73。
〔21〕详见China and the West：Society and Culture
1815—1937；By Jerome Ch'en London：Hutchinson＆Co。；1979。
〔22〕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rchu；By Sax Rohmer；London；Methuen 1913；p。17。
〔23〕参见Oriental
Prospects；p。158～159。
〔24〕〔25〕Master of
Villainy；p。76～77。p。74。Pvii：“Foreword”。
〔26〕The Return of Dr。Fu－Marchu；By Sax Rohmer；New York：Pyramid
1961；p。136；The Hand of Fu－Manchu；By Sax Rohmer；New York：Dyramid；1962；p。111。
〔27〕Emperor Fu－Manchu；London；1959；p。141～142。
〔28〕原文注Sifan，指吐蕃，亦作“西蕃”和“思蕃”，系中国古代对西域一带及西部边境地区的泛称。
〔29〕原译为Kali，印度教女神，形象恐怖。
〔30〕Arthur
Ward（沃德）为作者原名，Sax Rohmer为笔名。
〔31〕《视界》第一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06页。
“五四”精神传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 张全之
一、一个人和一段历史
有关二十世纪的诸多文化问题，似乎都应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谈起。这并不仅仅因为“五四”之后的文人有着难以割舍的“五四”情结，更在于“五四”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在时间之河上，“五四”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滚滚而来的上游之水被它拦腰截断，随后又以极大势能倾泄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长河中的一个大“湖泊”。“五四”的魅力，来自于一大批知识者结成的联盟。在整个二十世纪，知识者曾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团体和组织，但没有一个团体或组织具有像“《新青年》阵线”那样的特点：组成这一阵线的成员之间在思想上的巨大差异和他们之间的密切协作形成了鲜明对比〔1〕。陈独秀是老“革命党”，任何时候他都不会放弃对中国政治命运的热切关注；周氏兄弟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大后方”——日本——浸润日久，通过文艺来改变中国人的精神是他们的梦想；胡适来自有“自由世界”之称的美国，通过文化渗透的方式逐渐改变中国政治，是他提倡文化运动的初衷，所以他始终谨慎地调整着与政治之间的距离。“差异”显示着这一团体内在的丰富性，“协作”使这一团体具有了空前的爆破力：以自由批判为手段，以个体的价值为本位，以思想启蒙为旨归，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凝结成一个新的精神传统。然而，差异既然存在着，就决定了这一群个性“强硬”的知识者们彼此不可能容忍太久，尤其当他们共同的“敌人”逐渐丧失抵抗力的时候，分裂就成为必然。1919年，胡适向他的同伴陈独秀、李大钊发难，指责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宣传会冲淡文化启蒙的色彩，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胡适看来，中国知识者刚从孔子（封建意识形态）的奴役中挣脱出来，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权力，李大钊等却又要投入马克思的门下，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奴隶”，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李大钊予以还击。之后，他们便各行其道、分道扬镳了。如果说1919年是《新青年》阵线分裂的开始，那么到1921年，这一团体就全线崩溃了。陈独秀、李大钊迅速完成了由学者向政治家的角色转变；胡适以新月社为基础，继续推行他的主张，形成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阵线，从文化人格上，延续着“五四”的命脉；周作人在1921年被推为文学研究会的盟主。但这时的周作人已无心于人文学者的立场，所以他在文学研究会只是挂名而已，并没有与文学研究会的同仁一起去从事“为人生”的文学事业，而是另辟蹊径，以闲适小品的创作，开创了一片新的文学领地。在1921年，除了上述文人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之外，尚有新的团体加盟，那就是创造社。创造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2〕。他们的文学活动起源于日本。1921年，他们回国组成创造社，目的是为了开辟一种新的文学传统，以改变被他们视为“庸俗”和“沉闷”的国内文坛。创造社对“五四”文学的加盟和挑战，于有意或无意之中，继承了“五四”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风貌，极大地拓展了“五四”文学的文化空间。鲁迅作为一位对自身命运有着深刻自觉的“孤独者”，在1919年之后，孑然一身彷徨在荒凉、肃杀的“旧战场”上，独自承载着“五四”的全部重量，并以其丰富的文学创作，继续为“五四”传统开拓着通往未来的道路。可以说，在二十年代，只有鲁迅才称得上是“五四”的真正传人。“梦醒之后无路可走”，是他对自身处境的概括。从这一概括中，我们能够看出，他的痛苦不是形而上的思想痛苦，也不是形而下的生活困顿，而是来自于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对抗。作为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他无法使自己仅仅在现实的功利层面上追寻自己的价值；但作为一位身处苦难时代的人文学者，他也无法使自己像康德、黑格尔等人那样，仅仅在思想的王国中驰骋。鲁迅苦苦寻觅的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将自己固守的思想转化为精神荒原上的“燎原之火”，但他发现，被“五四”唤醒的少数青年，成为旧势力“餐桌”上的“醉虾”〔3〕——清醒地体验着被吃的痛楚，而他是“醉虾”的炮制者。这些“醉虾”除了给“吃人者”带来血腥的欢娱外，没有对“铁屋子”造成冲击，当年在绍兴会馆与钱玄同对话时的隐忧不幸变成了现实。他开始忏悔，并于忏悔中艰难地前行，这注定了他会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最苦痛的灵魂”。
的确，“五四”之后，没有一个人像鲁迅那样，对这场运动的成功和失败有着如此痛彻肺腑的体验。但对那些操纵中国命运的政客们来说，现实的政治利益超过了一切——一粒子弹可以牺牲一个思想家的头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产生了思想而又不需要思想的时代。鲁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民族在刀枪的驱使下走向“历史轮回”的深渊。
二、一个传统和两个政党
“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新文学以崭新的风姿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但文化启蒙与个体解放的强烈诉求，以及知识分子远离政治的“洁癖”，使新文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盲点，这主要表现在“五四”文学对乱世风云的逃避。二十年代前后不仅是文化、文学急剧动荡的时代，也是政治上乱云飞渡的时代。袁世凯死后，那些重兵在握的军阀们如无首的群狼一般，开始了一个分化组合的过程。1920年的直皖战争，以及1922年和1924年两次直奉战争，伤亡惨重，战区人民也饱受兵燹之苦。“五四”知识分子对这一系列的军阀混战，持远离和观望的态度。以“为人生”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作家，也没有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纳入文学的创作视野，他们在“